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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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体西用论

   新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是晚清洋务派关于中西文明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主张在坚持儒家主体和君主国体的基础上,辅以西方船坚炮利之术。尽管其代表人物张之洞对西学、西政的优点颇有认识和肯定,但思想局限显然很大。

   

   东海多年前曾经提出“新中体西用论”:立儒家文化之本,以仁为本;利西方文明之用,为我所用。换言之,立足于儒家,深入汲取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优点,同时广泛学习西方思想教育科技各方面的好东西。无论制度科技何处发明,只要是利民利国的好东西,来者不拒,从善如流。体用即本体和作用,本位和工具,本体性价值工具性价值。

   

   或说中体西用行不通,因为民主制来自西方,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与中国文化和儒家存在本质冲突,不能强行移植。答以两点,首先,仁门广大,海纳百川,见善思迁,无所不容,只要是好东西,与儒家就不存在本质冲突。

   

   其次,仁本涵盖民本,民本包括民主,《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公天下的禅让制,是大同王道的原始模式,民主精神特别丰沛,天子正式登基之前要获得民意认可,可以称为中国古典民主。

   

   儒家是仁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精粗高低之别,但无本质矛盾。确立儒家根本,汲取民主精华,是中国政治的理想选择。民主制固然缺憾多多,不尽人意,但比起君主制来,更能落实儒家民本原则。只要得到儒家的政治指导、文化滋润和道德充实,完全可以弥补缺陷提升品质,更好地体现其根据价值。

   

   西式民主制植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哲学其背景是个人主义。尽管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非中道,比较而言,个人主义距离儒家近得多,与儒家有交集处和共鸣点。民主宪政因此较易儒化,上升为儒家宪政,从人本位提升为仁本位,个体性集体性兼备。儒家宪即中华宪,是民主时代的新礼制,兼取古代禅让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

   

   某些自由派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站在西方文化及宗教立场批判儒家,固然错误,某些儒者排斥民主封闭儒家,同样不对。比起家天下的君主制来,现代民主制无疑更接近公天下理想,更符合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和主权在民的儒家政治原则。故对民主政治,儒家不能反对,而应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新中体西用论”反对“全盘西化论”。

   

   启蒙派的全盘西化追求必然事与愿违,南辕北辙。道理很简单,的“全盘西化论”的背景是“打倒孔家店”,追求的是文化、政治、制度和科学全方位的西化。而倒孔反儒意味着中华文化道德的自绝自灭,包括民主制在内的任何好制度和好文化都丧失了立足之基,正好为北狄化扫清了道路。

   

   倒孔反儒是最严重的文化道德逆淘汰,必然导致社会政治和制度逆淘汰。因此,倒孔反儒的民族,必然付出最惨重的代价。民国的失败就是政治逆淘的结果。倒孔反儒的启蒙派,昧于文化真谛、道德真理和历史真相,实属蒙昧派和蒙启派,越启越蒙。

   

   胡适认为,全盘西化只是一个方向,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两种文化的融合。他说:“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历史和胡适开了一个大玩笑,全盘西化的追求的结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盘夷狄化和丛林化。如果说“是两种文化的融合”,那是中西两大邪恶文化的融合。

   

   “新中体西用论”也反对复古主义。《中庸》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王莽搞复古主义,生乎汉世,返用周礼,灾及其身,家破人亡,为这句圣言作了最好的注脚。制度考文,制礼作乐,时王之职。三代不同礼,古今异宜,岂能刻舟求剑?

   

   关于王莽,胡适说过不少胡话。他说:“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无知可笑。儒家重视社会建设,近似自由主义左派,但不可能以社会为主义和主体。王莽固然不堪,还不至于堕为社会主义者。

   

   胡适又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王莽的魄力和手腕只体现在夺权和作秀上,但严重缺乏政治智慧和能力。这个伪君子,作为阴谋家算不错,作为政治家则不合格。王安石虽差,比王莽却强了千万倍。

   

   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君主立宪制),也是一种复古主义的表现。在民主时代和民主大潮中试图自立为君主,太不合时宜了,其败也宜。袁氏虽然尊儒,然儒学修养和德行智慧皆不足,只能勉强算是儒学爱好者。

   

   礼之精神万古常新,礼之形式与时偕宜。“新中体西用论”主张返本开新:返文化之本,开政治之新;返道德之本,开制度之新;返中道之本,开时代之新。2014-10-23

(2015/06/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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