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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相当于【国师】地位
·2.当今中国需要并且必将产生伟大的【国师】
·3.《特权论》作者进言于陈奎元先生
·4.当代中国【国师】起码应当遵循和信守的职业道德和素质要求
·Ⅱ.【国师】必须具有的学养
·Ⅲ.【国师】必须具备的素质:
·Ⅳ.【国师】必须走在时代前面
·Ⅴ.【国师】必须能够提供制定正确政策的理论依据
·Ⅵ.【国师】更不能是“棍子”
·5.当代中国【国师】起码应当在理论上搞清的几个重大问题
·Ⅱ.必须找准病根:揭示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
·Ⅲ.必须能够重铸国魂信仰:有效匡扶世风道德
·Ⅳ.必须能够清楚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路线左右极端化恶果的生发原因
·Ⅴ.必须拿出中国引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潮流成为超强国家的方略
·Ⅴ.必须拿出中国引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潮流成为超强国家的方略
·6.对陈奎元先生“批判普世价值” 误国乱政违宪罪行的批判
·Ⅱ.陈奎元“批判普世价值”是严重违反宪法的犯罪行为
·Ⅲ.陈奎元先生应当考虑你一再反对普世价值对中国人民的适用性,是否犯了【渎职罪】?
·Ⅳ.陈奎元疯狂反对普世价值政改,必将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7.且看陈奎元先生误国乱政极其虚伪且自相矛盾的一些说法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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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崇拜沙俄普特勒势必祸国殃民严重危害世界和平(推文二则)


   陳泱潮 ‏@CDZCYC
   
   2015-6-20/乙未端午節

437.曹長青文《拋棄俄國知識份子的毒藥方》很有見地。對美蘇兩國的文化差異作了符合客觀事實的比較。美國維護個人自由、維護人權、崇尚“小河有水大河滿”的文化,是美國充分發揮全民積極性主動性,致使國家強大的價值所在。中國確實要注意自覺擯棄普特勒斯拉夫民族至上主義及其扼殺個人自由和人權的影響。


438.沙俄斯拉夫民族至上與希特勒種族主義,都具有反民主、反平等、反人權、侵略擴張的天性。這種天性追求富國強兵,一旦和國家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就是戰爭的策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蘇俄和希特勒共同發動的。中國領導人若是盲目崇拜新沙皇普特勒,認敵為友,走聯俄反美的外交路線,則勢必嚴重禍國殃民,嚴重危害世界和平。

   
   附:

曹长青:抛弃俄国知识分子的毒药方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6月20日 转载)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提升,“超美”,开始成为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的梦。提出“超过美国”的目标和理想并不错,但关键在于,要明白美国的价值在哪里?美国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才谈得上怎样“超过”。否则像五十年代毛泽东的以全民大炼钢铁、群体主义的方式“超英赶美”,不仅是笑料,更可能给中国带来灾难。
   
    一般中国人说“超美”,主要因为美国是大国,是强国;因此强调中国也要富国强兵,大国崛起,要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礼。不错,美国是强国,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强,其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十倍以上,年度军事预算七千亿美元,比全球其它十大国的总和还多。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或者说是美国价值的结果。如果中国人不能了解和实践美国的根本价值,那所谓“超美”还会是毛式大炼钢铁的幻想,甚至灾难一场。
   
    美国的根本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文件,一是独立宣言,一是美国宪法。前者确立了个体(而不是国家)最重要的价值: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三大权利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力量都不可剥夺。而美国宪法的全部条款,其实质则都是强调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美国文化:“小河有水大河满”

   
    美国人在政治辩论中,动不动就强调“建国先贤”怎么说,就是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确立的这些根本价值和立国之本。美国的自由、繁荣、富有、强大,都是由于保护了个人权利。道理很简单,只有个人权利被保障,人,才会有自由,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成为强大的个人。而众多强大的个人,才能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是美国文化、美国价值、美国文明的核心。
   
    中国文化强调“大河无水小河干”,注重的是朝廷、国家、政府的力量。那意思是,没有了国家(更具体是指政府)和社会,个人就什么都不是。群体主义(collectivism)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所谓中国文明的核心,也是俄国文明的核心。
   
    张艺谋导演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可谓用视觉艺术诠释群体主义意像的经典。那种千万人的整齐划一,那种机器人般的震天呐喊,那种把国家民族抬到至高无上地步的极力渲染,使那些具体的个人,在庞大的群阵中,只是一个个的小黑点。它展示的是:群体是伟大的,天下是重要的,那自然就是掌管天下的皇帝应主宰一切;没有了群阵,没有了群体,没有了国家这个大河,你们这些小黑点般的“小河”,就会干涸,就会板结。
   
    而美国文化认为“小河有水大河满”,重视的是个人、个体主义、个人自由的能量。强调个体主义的美国哲学家、哈佛教授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他那本著名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专著中明确指出,“个人是唯一的实体,个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绝对的价值;而社会和国家既非实体,也无生命。”
   
    把这种哲学语言转成大白话就是:在任何社会,任何地方,哪段人类历史上,国家都是虚的,社会也是虚的,它们既没有生命,也不是实体;只有个人,才是实体的存在。
   
    只有个人是实体,而且是唯一的实体,那当然就有“绝对的价值”。在价值份量和顺序上,自然就超越“既不是实体,也没有生命”的社会和国家。所以,个体是第一位的,而国家社会是第二位的。由此就自然导出,个人权利是最重要的。
   
    在该书自序中,诺奇克开篇就提出“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第一句话就断言:“个人拥有权利”,随后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个人权利”留给“国家”多少活动空间?诺奇克问的不是国家给个人多少余地,而是:个人权利为国家留下了多大活动空间。这种提问方式,就明确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个人是根本,国家(社会)次之。不是国家社会有绝对权利支配个人,而是个人决定国家有多大的权力和支配余地。谁是主体,谁是附属,一目了然。
   
    因此,美国文化是个人至上,个体权利要绝对保护,个人自由要绝对捍卫。事实上自然界也如此,没有众多分岔、支流的“小河”的汇集,哪有“大河”的波涛滚滚?
   
    而如果不了解美国这种建立在个体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根本价值,只是一味做强国梦,甚至强调和美国价值相反的群体主义,中国不仅无法超美,还会“超”到岔道上。
   
    随着中国国力提升,不要说官方学者多强调民族主义的富国强兵(而不是重个人自由),有些自视自由派的学者,还有什么所谓“民间思想家”,近年强调“俄罗斯精神、俄罗斯道路、俄罗斯启示”,更是一个危险方向。因为俄国历史已展示,所谓俄罗斯精神,就是用群体主义扼杀个人的精神;俄罗斯道路,就是东正教加马克思主义;而俄罗斯的启示,恰恰是人类应怎样避免俄罗斯式的灾难。

用棍棒“把人们赶向天堂”

   
    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甚至不关心政治,但俄国在历史转型期的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则是大知识分子们都特别关心国事,纷纷开出“救国药方”。那种对“大事”的关注当然没错,也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但几乎所有俄国知识分子开的“药方”都错了,不仅没把“俄国病”治好,却是把俄罗斯带入“癌病房”,其“思想梅毒”扩散到世界,也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当年俄国思想界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以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怎么办》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无神论的革新派,另一派是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包括后来的索尔仁尼琴)等信奉东正教的复古派。
   
    革新派也被称为“亲西方派”,但他们“亲”的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而复古派,则“亲”的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两者虽势不两立,但其思想根基是一样的,都是群体主义、国家民族至上;是一条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强调的个人权利相反的道路。
   
    激进的革命者别林斯基、巴枯宁,包括被美国评论家称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人”的赫尔岑等的错误更加明显,因为他们致力传播的要平等、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群体主义等,为后来列宁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暴政,铺设了道路。两者的思路,没有本质区别。
   
    例如别林斯基曾主张,“俄国是婴儿,需要保姆;幼儿顽皮,就要处罚。让孩子完全自由,会毁了他;给俄国人一部宪法,会毁掉俄国。在我们俄国,自由,只是为所欲为的意思。”
   
    别林斯基甚至明说,必须用暴力把俄国人推向幸福;如果他是沙皇,他会成为一名为正义而奋斗的暴君。后来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用枪杆子“把人们赶向天堂”。很多人不情愿,于是被监禁、谋杀、拷打,如昆德拉所说,在通往共产天堂的路边,修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别林斯基的战友中,赫尔岑是最独特的一位,他曾重视个体自由,察觉到“巴枯宁有一种地道的非人的性质”,俄国知识分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的赫尔岑仍回到斯拉夫主义。
   
    在俄国出生、后在英国任教的以赛亚.伯林在其《俄国思想家》一书中说,“在俄国,赫尔岑几乎单枪匹马创造了有系统地鼓动革命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他是革命运动的先驱。”编辑了该书、并写了导论的英国学者艾莉.凯利(Aileen Kelly)则说,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和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
   
    赫尔岑这句对俄国农民的歌颂,典型地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无论革新派还是复古派)的整体倾向:对农民的盲目崇拜,把俄国农民视为最纯正、最敦厚、最原始(没被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污染”)的拯救俄罗斯的力量,甚至吹捧成世界的救星(挽救“腐朽没落”的西方文明)。正是这种对俄国农民的民粹主义的高歌,为后来列宁高举均贫富大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所以后来列宁在“纪念赫尔岑”的专文中赞美说,赫尔岑“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期起了伟大作用,具有真正的历史地位。”并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太多得益于民粹主义。因为前者的群体主义,为后者的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
   
    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复古派,对别林斯基等左翼极为反感。托尔斯泰把他们称为“方向错误,智力薄弱,而妄图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说,“赫尔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几乎一无是处”。
   
    但复古派开出的药方,却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认为只有俄国的东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没落文明。在普希金铜像落成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辞说,普希金代表俄国的民族特征、俄国灵魂、俄国人最有能力实现人类一体的理想;斥责西方资本主义是“压榨”,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足取,西方社会根基脆弱,崩溃在即;只有俄罗斯才是最伟大的,“灵魂圆融、精神统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这种种族主义论调,跟后来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优秀、德国才能拯救世界,没有本质不同。

索尔仁尼琴是“最邪门的魔鬼”

   
    当时俄国的这两大派知识分子,互相敌视,但根本点却很一致,不仅都崇拜农民,认为俄罗斯至上,视平等高于一切,同时都反对西方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甚至拒绝议会制民主,向往社会主义,要建成以农民为代表的强大俄罗斯,以拯救世界。
   
    即使后来亲身体验共产暴政的索尔仁尼琴也完全是这种思路。索氏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共产铁幕,并坚定反共。但他开出的药方,仍是万变不离斯拉夫、俄罗斯至上。这位狂热的东正教徒在1973年《致苏共领导人信》中,痛斥美国民主是“荒唐胡闹”,西方科技是“罪恶之源”,流行音乐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绝境”;提出俄国应该“实行比共产主义更为民主的专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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