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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尊重我的主持人权益,以免给网友造成误会
·陈泱潮对成立过渡(临时)政府的意见(3):极其可耻的“总统选举”(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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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张网捕鱼的伪总统真骗子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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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怒斥伍凡!(1图)
·【伪总统伍凡】与中共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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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牌过渡政府”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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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帖照转:知情人披露伍凡的军阶
·“据知情的朋友说”: 的确是伍凡埋葬了中国之春
·跟帖之说【伪总统伍凡实际上是中共中将】恐怕未必是空穴来风
·再谈【伪总统伍凡实际上是中共中将】恐怕未必是空穴来风
·呜呼!【伪总统伍凡“中将”主持的新唐人电视台猫鼠评论节目】!
●独立评论不容我揭批伍凡
·三问独立评论版主
·再问独立评论版主
·“独立评论主管”究竟怕什么?
●对【伪总统伪过渡政府】批判的阶段性小结
·碍于投鼠忌器,对【伪总统伪过渡政府】的四忍批判
·对【伪总统伪过渡政府】批判的阶段性小结
●京奥后中国民运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引子:致[中国民运2008年洛杉矶大会]的贺信
·一,必须厘清理论——抓紧思想理论建设,明确认识“那把钥匙开那把锁”“解铃还须系铃人”的道理,拿起唤醒中国民众和中共党政军干部队伍的思想武器
·二,必须厘清当代中国历史的两大关键问题——不能盲目接受中共颠倒是非的历史结论和误导宣传做中共应声虫
·三、还孙中山本来面目,认真总结百年历史经验教训清算当代中国【枭雄黑道】鼻祖,是匡扶今日中国民运和国人政治道德的紧迫需要
·四、还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历史真相,重新认识和肯定毛泽东反特权反中共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继续革命观点,是唤醒民众进行民主革命的紧迫需要
·五、 充分认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认真提高民主政治道德素养
·六、 明确中国民主运动目标,不说民主政治的外行话、不做民主政治的外行事
·七、明确组织工作的总体方向,切实加强组织建设
·论京奥后中国民运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全文)
●抨击金正日王朝
·征集签名:就中国必须坚决摆脱被金正日王朝核捆绑告全国人民书(图)
·果断快速摧毁朝核武,是维护东北亚暨世界和平所必须
·ZT直击朝鲜
●6.4二十周年
·发起确立【中国国殇日】征集签名书
·6.4二十周年,号召全军和平起义,自觉自为实现军队国家化!
·“万里认为六四是中华民族的心结,总有一天要平反!”
·血的教训,不醒的梦幻
·莫道天下无知音,六四良心慰我心
●中国到底要维稳发展,还是要大爆炸
·敦促中共加快推行党内民主化实施共产党两党制书
·应当充分肯定国防部长梁光烈主张军队国家化的上书
·傳國防部長梁光烈公開上書 否定黨指揮槍
●预算决算公开化是政改突破口
·应当坚定不移地推行政改了!
·军心民心迫切渴望军队国家化!
·抓两头、带中间、不要走极端
·值得充分肯定的温家宝政改实践第一步
·预算决算公开化,是推动中共国政改的突破口
·无邦国胡说集团已经失去民心军心党心
·真正推行和落实财政预算决算公开化的关键和标志
·要立体地推动民主革命
·“三公”数字说明中国不进行民主化改革,中共确实只有死路一条
·网络时代政务不能不日益公开
●关于“唱红打黑”
·“文革”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请读《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
·中共“唱红打黑”东施效颦重演“文革”,死路一条!
·重庆“唱红打黑” 是共产党内权力斗争、愚民手段
·念奴娇·胡拉灯黑暗难久长
·当局正在制造新的6.4
·网民猛评胡锦涛下达全面控制社会的指令
·三峡大坝是中共狂妄无知祸国殃民的象征
●当前应当鼎力支持温家宝
·陈泱潮推特102-110:时不我待,温家宝要敢拼才能赢
·当前应当鼎力支持温家宝积极推动政改
·温家宝频频发出尊重普世价值政改呼声的积极意义
· 温家宝反复高调呼吁政改本身就是推动政改的实际行动
·岂可无视袁世凯隆裕太后蒋经国的历史作用?
·堂堂总理被党棍禁声,是所谓共和国的悲哀和不幸
·中共以党纪要温家宝禁声是其面临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的徵兆
·美国事实上已经向中共专制独裁反动政权宣战
·中共网络政策的邪恶性和反动性
·互联网是中共专制独裁暴政的掘墓人
·温家宝应该旗帜鲜明毅然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
·掌握先手掌握主动权,胜利属于善战者!
·温家宝一旦任期内被失踪,中共立马完蛋!
·中共与美国的不共戴天在于根本价值观的严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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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是真的开始有所觉悟了吗?(1图)

一党制“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


內反民主、外抱普特勒頑固反對普世價值者,必遭歷史和人民唾棄!


   陈泱潮 ‏@CDZCYC
   
   2015-6-15

   
    436.王岐山会见日学者福山时不得不承認:医学上自己给自己开刀很難,说明一黨體製“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那中共為何還不實行光榮革命自行初始化兩黨制?尤其在如此眾多黨政軍主管如此嚴重的制度性集團型貪腐事實面前,繼續閉着眼睛自欺欺人胡說“制度自信”,頑固抗拒民主化改革,行嗎?
   
   附:

王岐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最新表态(全文)


   请看博讯热点:反腐打老虎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5月13日 转载)
    来源:共识网

王岐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最新表态(全文)


难忘的会谈——记王岐山与福山、青木的会见

   
   王岐山是真的开始有所觉悟了吗?(1图)

   
    今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著名政治思想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和著名比较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外国专家局(外专局)改革建言座谈会。期间还在清华大学CIDEG中心、比较杂志社等机构,就围绕“依法治国”改革,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交流;四月二十三号下午中央纪律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了两位学者和本文作者。参加会见的还有,外专局长张建国以及20多位中纪委和外专局有关人员。
   
   
   也给我们上上课吧
   
    三人进入房间后,王岐山站在大屏风后面等着我们,在张建国局长的介绍下我们一一握手。巨大红地毯上放着沙发,沙发半圆形的摆布,是个典型的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格局。我们坐在了左边。王岐山右边坐了五、六人,其中我只知道张建国。后边还有两排,坐满了人,估计是中纪委和外专局的相关人员。一位中等身材的英文女翻译坐在王岐山的后头。王岐山身穿暗色的夹克和白色衬衫,不带领带。穿一双黑布鞋,与红色地毯形成了鲜明对比。
   
    岐山:福山先生、青木先生、德地先生欢迎你们。听说你们在北京进行了交流,很好啊,今天也给我们上上课吧?
   
    福山:感谢您百忙中拨冗会见。我与青木教授虽都是来自斯坦福大学,但他是搞经济学而我是搞政治学的,的确这几天我们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不少的交流。今天也希望就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与您交换意见。
   
    青木:这次的交流主要围绕中国在新常态之下如何稳定发展经济问题。这里重要的是,以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什么是新常态?其次改革要从哪里着手?我认为关键的是,改革企业治理结构,使中国国有企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企业。
   
   
   我是学历史的
   
    岐山:好啊,政治学和经济学,是很好的搭配。特别是福山先生对于中国历史,政治史,全世界的历史都有研究;对民主、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我认为很重要,就像人第一次见面想要了解对方,首先要了解对方的履历,履历就是历史。
   
    我是学中国历史的,70年代我做东西方研究,后来研究西方文明,喜欢欧洲历史,最近看人类历史,研究历史没有尽头。去年有机会读一本冈田英弘的历史书。后来我了解了这个人的倾向和地位,实际上他对于日本传统的史学表示怀疑,所以日本史学界叫他“蔑视派”,他是第三代掌门人。他对于蒙古的历史、对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地区的微观调查做的很好,对于民族语言学有很深的功底,词根学尤其专长。他是1931年生人,91年发表的书史学界一举成名,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宏观的书,之前他是搞微观研究的。我认为搞研究首先要有微观基础,有微观才能升华到宏观层面,有了大量的微观研究功底才能真正搞宏观。您的老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原来也是这样要求的。(福山,点点头)
   
    80年代,我在经济所(他不是经济所而是近代史所的?)时,要求每个人读历史。研究所成立时只有十来号人没有搞什么仪式,开了读书单读了一个月的书,第一本是写明代的黄仁宇的书;第二本是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回国后给我讲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后来我让他们翻译成了中文。世界文明史从法制(rule by law)讲到法治(rule of law)。
   
    想起来,2010年第一次去过巴西南美,在漫长的路途飞机上几乎看完了一本厚书,叫做《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他用手比划书的厚度说)厚极了!
   
    历史的现实和现代是连接的,去年读英国的都铎王朝的书很艰苦,读到伊丽莎白接位。(看着福山讲)一个欧洲史就够难的了,中国比欧洲应该更复杂。比欧洲,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相对容易理解。你说,秦朝时中国就已经有了现代国家。中国历史很长,人口多,理解清楚中国历史对于外国人是很难的。今年春节的时候,有两位同学来看我,讨论了历史两个半小时。一位是搞考古的,另一位在梵蒂冈做一个项目,把中国历史典籍拿回中国。我很羡慕他有自由进出梵蒂冈图书馆的图书证,六年马上收尾,流失出去中国东西越读越读不完,但是不读不行,不去理解历史就不能理解今天。(对着福山)你讲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说明中国文化里有这个DNA。
   
    人类学、遗传学和经济学都不如医学容易,医学可以实验,而经济学要实证,人类学就更难证明。许多经济学是从医学找词汇,从人体结构去理解经济学的,而且有不少词汇是从医学借来的,政治学也一样。学医的后来当著名政治家的不少例子也说明了这点。政治在西方怎么解释?在中国解释为,“管理众人之事”。顾名思义,首先把词理解好。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福山:Politic(政治)是从古代希腊文来的。Poli是城市的意思,当时治理城市的是就是政治。Public(公共) 是大众演变过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Republic(共和)也是从这里来的。
   
    岐山: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际上外在形式是很难的(很大的),但在核心的本质问题其实是很一致。80年代,吃饭时美国人AA制,中国人很不习惯,其实本质上没有白吃的饭,但中国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西方吃完把钱放在桌上,其实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想克服形式上的东西很难。
   
    宗教对东西罗马太重要了。中国好像不信神没有宗教,其实不然。我认为翻成“宗教”有问题,应该翻成“教宗”,“宗”放在后边。最早时我们信鬼神哪。这也是我们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中国历史长,人口多,中国要复杂得多。
   
    美国朋友说,美国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我不同意。我说,美国传承的都是欧洲地中海文化。冈田英弘说,有文明的不一定有历史,有历史和有文明的世界上只有地中海的希腊和罗马,还有就是中国。他说,中国的历史应该从司马迁说起,我认为应该从孔子说起,史记也记载了孔子。
   
    中国的事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优秀的DNA要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优秀的DNA中国文化中就有。中国在多民族的遗传中有变异。中华民族更要吸收西方文化的好的东西,世界上各民族的优秀的东西都要吸收。
   
   
   中国特色
   
    现代的很多问题才刚刚开始,2013年我们开始新的起点,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能站在新的起点很难啊,要很长时间。这样理解我们的治理能力,理解全面改革,依法治国。执政党提出的起点上,不能忘了有十三亿人,这是中国的特色。这是伟大的历史探索和起步的过程。你们说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尺度。发达国家加起来十一亿人口,中国有十三亿到十四亿人口,我们清楚。
   
    我与美国朋友反复讲这个问题。中国变化是大,经济方面,十三亿人口脱贫了,了不起了,但文化教育还漫长,这对政治经济发展都极有影响。就在这个房间里,我对基辛格讲:中国在走一个方向时不可能让十三亿人走悬崖陡壁,实现目标(十三亿人)的任何一部分都很重要。中国的事情运行还要很慎重。
   
    习近平总书记也很重视学习历史,他很清醒,他完全理解邓小平说的:中国需要几代,几十代才能实现现代化。
   
    发达国家的前沿学者、中国希望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好,经常来中国与我们交流。通过他们,我们也传达我们的这么多信息:方向和目标、时间、尺度和存在的问题,逐步地越来越清楚。所以对了解中国的人传达这样的信号,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尽量要修好。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党要走市场化经济,领导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是个了不起的探索。
   
    我跟美国朋友讲,搞美国宪法的人很聪明,首先把自己的利益确定好了,所有原罪的人释放了,后来把穷人拿进来,再慢慢地把妇女,最后把黑人拿了进来,建国二百年后选举权给了黑人。现在反过来要求他国复制,但乱了又不搞了。埃及乱了,穆斯林兄弟党首,原总统刚判了20年。美国的特点怎么复制?
   
    一个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搞社会主义的政党领导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是主力军,但市场是开放的。这是基本原则。执政的领导出现腐败,这条路的改革即法制(是“法制”还是“法治”?)如何搞?长期执政的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我们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头,但我们的信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还要走出来。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
   
   
     法制(rule by law)和法治(rule of law)
   
    宗教内部的治理靠什么?天主教、穆斯林也好,俄国正教、新教也好,靠什么治理?天主教也出了很多问题,罗马也有很多问题。福山先生有没有研究过?
   
    福山:研究过。关键是“rule of law(法治、法的统治)”。我的《政治的起源》中分析法律的精神来源于宗教,各教派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一定“相互的监督”作用,但最终神是唯一鉴别真理的标准,也是统治支配的力量,所以法律(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来源于宗教精神的法律统治(rule of law)包括统治者在内,司法独立于政府的脉络是这样来的。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
   
    岐山: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再说宪法是文件,也不就是人写的吗。总统、国会以外还有宪法,宪法应有神圣性,但它不是神,是公众的法。在中国皇帝是神,叫天子。日本有天皇、英国有女王都是君主立宪,与美国不同。法国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改革,一个革命一个改革到底谁聪明?历史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结论。法国人说,革命彻底解决了问题;英国人说我们的改革成本低。对于不同的模式,中国帝制结束后也有过大辩论,即走向“君主立宪”还是“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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