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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院称五月来97%案当场受理

    今天(6月9日)晚18时30分,上海电视新闻:上海法院实行登记立案满月来,共受理案65971件,其中当场受理占97%。上海法院认为有些人对登记立案存在误解,并不是所有的案件法院都会受理。
    实际公民的诉讼权与胜诉权不一回事,公民有诉讼权并不等于有胜诉权。
    晚19时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最高法院统计,全国法院五月受理案件113.273万件,9成是当场受理的。认为民告官案比以往增加不少。
    实际最高法院已经表明,访民矛盾案可以受理,但是驳 回此类案。
    总而言之,法院已经将访民矛盾案仍然关在门外,而各级政府已经接中共中央各部门文件,对越级上访,重复上访,涉诉上访和被地方各级政府终结的上访案不受理。而不是上海部分访民认为,是地方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根本没有什么习近平要韩正尽快解决上海访民问题,而韩正拖着不办的问题。


    若认为习近平的决定是错的,任何人都可以批评,理性表达不满和抗议。而将习近平的意思搞反的,那是很可悲的。有人认为律师没用,而美国律师有用,有人认为中国律师是免费的,自己认识几百个律师,可以随叫随到。那今天上海仍有一些访民被政府关押,那这些能人,为何不将这些即有用、又免费、又可随叫随到的律师请到上海,为一个个上海访民服务呢?
    现在看来这些人是多么的自负,多么的荒唐。
   转载来源:香港《争鸣》6月号
    法官並非心向黨
   
    (大陸)鄭恩寵
     習近平所領導的司法改革,似乎在推進,但事實並非如此。北京、上海及全國各地的大批法官離職並非始於今日,其原因各說其辭。中國大陸法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地位過低僅是表象,黨治下的非三權分立體制,導致了包括法律精英在內的人心向背是真問題。
   
     上海法官大量流失
   
     上海作為習近平六個司法改革試點的省市之一,近五年平均每年流失法官六十七人。其中,二○一三年七十四人,二○一四年八十六人,而流失的這部份法官通常是四十至五十歲的業務骨幹。二○一五年一季度,上海法院系統共有一百零五人離職,其中法官十八人。
   
     上海政協委員裘索博士在今年「兩會」期間,建議對法官實行分類管理,以不低於上海市政府廳、局級公務員薪酬的一點五倍制定法官薪酬制度,從而留住法官、留住清廉,為司法改革走出一條新路,並於今後在全國形成一個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範本。
   
     二○一四年,上海代表團在全國「兩會」審議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報告時提出,法官離職的原因一方面是案多人少,辦案壓力大;另一方面則是生活、職級、待遇方面的壓力。二○一三年上海法院收案數為四十八點六萬件,法官人均年辦案數為一百三十一件,是全國法院的二點二五倍,二○一四年增加到一百五十五點六三萬件,而法官的薪酬標準與行政級別掛鈎,與法官的等級沒有關係。
   
     裘索調查了全世界範圍內法官的薪酬情況。在美國,法官是公務員待遇的五點一一倍到六點五六倍;英國是六點四八倍到十三倍,日本是二點零一倍。要中國所有法官固守清貧,在為生計奔波的同時公正高效地行使國家審判權,無疑是不利於法官隊伍的可持續發展。從國外法制社會的經驗可知,授予法官高薪是維護法官尊嚴、穩定法官隊伍、建設法治社會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
   
     看中國問題,從法官的經濟待遇就可看出其政治和社會地位,其實中國大部份法官不滿中共的現行體制,說白了,法官並非心向共產黨。
   
     大陸的法官荒
   
     據香港《南華早報》二月九日文,原題《北京年青公務員哭窮,法官從體制內離職》。該文稱,一項調查顯示,北京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年青公務員稱其收入是同輩人中最低的,這項於去年進行的調查對二千多名公務員進行訪問,經濟困難是受訪者最主要的壓力來源。內地媒體報道稱,去年微信上出現一個主要由北京離職法官和計劃辭職法官組成的交流群,凸顯對不斷加大的工作壓力及微薄收入的不滿。二○○八年至二○一二年間北京招錄二千零五十二人,但流失人員總數三百四十八人。江蘇的流失現象更嚴重,二○○八年至二○一三年間共有近二千名法官辭職。廣東省同期有超過一千六百多名法官離職。
   
     據四月二十日《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今年將有二百名北京法官離職。北京法官加速離職,其實已在業內「預料」之中。最高法院直屬的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的黃斌,在二○一四年三月發表一篇文章:北京市法院粗略估計,二○一四年全市法院最低將有超過一百人離職,最多達一百八十人;二○一五年,全市法院最低將超過一百二十人離職,最多可能達到二百人;二○一六年,仍將有一百一十人離職,最高可能達到一百八十人,同過去五年相比,人員流失呈明顯加速態勢。
   
     黃斌認為,法官大批離職的原因,在於過去五年各地法院招錄了大批人員,但法院難以提供足夠的級別調整空間,也難以提供更多的成長機會,必然會產生這些人員成長道路的集中「擁堵」。同時,法院的工作環境、工作壓力、工作待遇也未見改善。
   
     接受採訪的地方法院人士說:「在一個地級市,政府部門的公務員最快五年就可以成為科級幹部,但在中級法院大概需要十年」。這是因為法院的晉升層級較多,「以最快的晉升速度計算,大學畢業進入法院,工作一年後轉正,再擔任二年書記員後,參加一年時間高級法院組織的晉職培訓,也就是最短四年成為助理審判員,再經過二、三年成為審判員。工作十年能提拔為副庭長就算比較快的。」上述人士說,他所在的法院最年青的副庭長是三十七歲。
   
     江西省高院一位主要負責人告訴記者,二○○八年以來,江西省有五百多名法官離職。據《法制日報》二○一一年一月報道,在江蘇省南通、徐州、揚州等地,一些郊縣法院工資低於市區法院三至五成。二○一四年一月,無錫中級法院院長時永才作工作報告時稱,二○一二年以來,無錫法院共有二十人辭職,十八人經調動離開法院。
   
     法官流失已不是新聞,在中共大談「依法治國」的背境下,大量年青法學院畢業生對法院持觀望態度。想走的越來越多,想來的越來越少。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檢索法院崗位無人報考的信息。二○一二年和二○一三年分別只有一條,二○一四年迅速增加,出現在五個省份,二○一五年增加到八個省份。在陝西省,無人報考的單位,其中一半是法院,最終通過中共省委組織部選調得以解決。
   
     法官本不是官,中共實行「黨管幹部原則」,法官調配要由黨的組織部門操作,而黨組織部門的官員又有多少當過法官?
   
     基層法官的苦
   
     江蘇省泗洪縣法院院長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報》社主辦的月刊《天平》刊登文章,題目是《我拿什麼奉獻給你:基層法官》。該文稱:「前幾天一位老法官退休了,他對我說自己最大的遺憾連個副科級也沒混上,雖然職業生涯清清白白,但在以行政級別衡量一個公職人員成功與否的縣城熟人社會,總是感覺少了一份資深法官應有的尊榮。他問我,你三年前大會上信誓旦旦說要為我們爭取的職級待遇呢?我無言以對。
   
     三年來我自認為使盡渾身解數,解決了部份資深庭長的副科級待遇,但組織部門對法官的行政級別卻越來越緊,去年省委組織部乾脆宣佈一九八七年勞人薪五十六號文件不再執行,法官行政級別徹底停掉──。」
   
     中國大陸為何立案難,「民告官」勝訴更難?這也與法院中法官大量的「怠工」和「罷工」現象有關。中共在日益難以應對社會矛盾的高發時,就大規模增設了信訪管道,導致了民眾「信訪不信法」。有人稱,這是中共建政後的第二次砸爛「公檢法」,第一次發生在十年「文革」期間。法院法官以不受理和少受理案件,法院或配合政府打壓受理民告官的律師,將社會矛盾推向政府的信訪部門,並看其笑話。你政府信訪局的地位、收入比我法官高,看你有多大能耐解決問題?法院即使受理了案件後,法官只能按上級的意圖判百姓輸,有的當事人拿了判決書就上訪,法官暗中看笑話並坐山觀虎鬥,看百姓與政府究竟誰鬥過誰?
   
     近十年來,中國大陸有九千位法官離職,法官大批離職是當今中國大陸社會人心向背的現象之一。習近平的「改革路」成功與否?任何人都不應預設立場,先下結論。
   
(2015/06/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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