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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型陷阱”夹击的中国出路何在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15/2015
   
   
   
   作者: 王德邦


   
   中国社会今日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型陷阱”夹击的困境,其中原由与突破路径固然较为复杂,但朱厚泽生前对“低人权”的直指,切中中国社会积弊的症结。考察人类历史的进步,最重要的要素不是金钱多少,物质丰寡,而是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多大的增长。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就是个公民权利没有理清与落实的困境,因为公民权利不落实,社会缺失长久、持续、积累的发展后劲,自然会陷入停滞中。同理,中国“转型陷阱”本质上也是因为公民权利缺失,无法形成约束规制公权力的力量,无法促使主导社会改革的公权力一往无前,走向民主宪政。所以,“转型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都是民权缺失的后遗症。因此,中国今日要想真正从根本上突破这种被“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型陷阱”夹击的困局,就必须着力落实民权,还权于民。
   
   朱厚泽先生生前在研讨会上发言(来源:共识网)
   
   日前,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说:“今后的五年、十年,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并解释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这番话一出,再次掀起了社会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热议。
   
   
   
   根据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主要是指: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显示,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即人均国民收入约在1000美元至12000美元之间)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人均约12000美元之上)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像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东亚和东南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比较世界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困境,看看中国近年来经济下滑与低迷的现实,让人真切感到中国的确置身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挣扎中。
   
   
   
   然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在2012年初发表的研究报告,对中国面临的问题却有另一番结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困境,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但在孙立平先生看来,“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
   
   
   
   所以“转型陷阱”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会停滞下来,形成有利于部分既得利益体的状态,从而丧失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
   
   
   
   孙立平先生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了。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即摸着石头不过河了),要维持现状,希望把我们认为的所谓过渡型体制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这种情况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这样一个转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
   
   
   
   对照孙立平与楼继伟两先生的观点,可以发现: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表来看,楼继伟用“中等收入陷阱”总结描述出中国时下面临的一些困境,而孙立平却拨开中国困境的外表,追索到更深层级的社会根由——“转型陷阱”上。所以,中国社会时下不仅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外在病症,同时还有“转型陷阱”的内存作祟,甚至可以说,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型陷阱”的内外双重夹击。
   
   
   
   中国经济近几十年来的高速增长有目共睹,但中国社会百病缠身也世所共知。针对中国社会出现的超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综合病症,中共前开明“三宽”宣传部长朱厚泽先生临终时也曾发出过天问:“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及‘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历史事实证明,朱厚泽先生对中国能否持续走下去的担忧正在成为现实,而针对中国这种无法继续走下去的诊断,楼继伟看出“中等收入陷阱”,孙立平看出“转型陷阱”,并由此各自开出了诊治的单方。
   
   
   
   楼继伟开出: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
   
   
   
   孙立平开出: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其次,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第四,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
   
   
   
   从楼继伟与孙立平两先生开出的单方来看,楼继伟一付是西药,具体而明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孙立平一付是中药,整体而系统,治本医根,综合调理。当然两付药的内核其实有相通处,就是都有设法落实公民权利的药引与功效。
   
   
   
   中国社会今日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型陷阱”的交困,其中原由与突破路径固然复杂,但朱厚泽先生天问中对“低人权”的直指,应该是切中了中国病情的症结。细看中国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其中共同点就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与改革都是由官方主导,广大民众只有依从的份,没有参与、影响、主导的份。这么多年来公民的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公民只是在表面的金钱与物资上得到增长,权利上却得不到增长。这种缺失公民权利支撑的物资改善,无法形成社会长久的发展后劲,必然导致社会陷入迷茫与徘徊的“中等收入陷阱中”,而同样,缺失公民权利的官主改革,必然沦陷入权贵的掠夺瓜分中,而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也必乐于长久维持这种不受约束的状况,而产生摸着石头不过河的现象,使中国置身“转型陷阱”。可见,中国今日百病之根在民权不彰。
   
   
   
   考察人类历史的进步,最重要的不是金钱多少,物资丰寡,吃穿住行多奢简,而是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多大的增长。因为任何外在的物资的丰富都会是暂时的,是随时可能失去的,而只有人的权利是长久稳固的。人若有了自身的权利,生活不仅有尊严,而且那些外在物资也才能得到最终的保证,人在社会发展中才能进行长远的规划,才能投入稳定的建设。孟子曾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从今天世界文明的发展来看,要保证民有恒产,就必须保证民有权利,也就是民有恒权,方有恒产,方得恒心。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就是个公民权利没有理清与落实的困境,因为公民权利不落实,社会缺失长久、持续、积累的发展后劲,自然会陷入停滞中。同样,中国“转型陷阱”本质上也是因为公民权利缺失,无法形成约束规制公权的力量,无法促使主导改革的公权一往无前,不得懈怠,不得停留于河中摸石头。所以,“转型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都是民权缺失的后遗症。因此,中国今日要想真正从根本上突破这种被“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型陷阱”夹击的困局,就必须着力落实民权,还权于民。
(2015/06/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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