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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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欣:弘扬八九民运的“广场精神”,建设民主宪政中国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3/2015 分享到推特! 分享到臉書!
   
   作者: 朱欣欣
   发掘八九民运的历史遗产(包括史料性和精神性),对于国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八九民运作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运动,公开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和政治诉求,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坚定态度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笔者尝试提炼,“广场精神”(“广场”在此广义上包括广场和街头)应当成为八九民运的遗产之一,其特点是:公开性、独立性、组织性、渐进性。后邓小平时代的民间运动,将八九民运的诉求具体化,而且不再寄托于权力。其中最具成果性的就是《零八宪章》,是迄今为止最具号召力的纲领性文献,凝聚了各界最广泛的支持。近些年来的民间运动以维权等形式,唤醒民众的主体意识,在用法律捍卫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推动着社会法治的进步。愿八九民运的“广场精神”在我们的前进中,不断展现,不断丰富,为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活力,把民主宪政的中国梦变成现实。
   


   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图片资料
   
   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图片资料
   古今中外,广场往往是一个城镇或一个国家的社会象征,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广场常常是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是各种人物的历史舞台。作为中国当代史里程碑的八九民运及六四惨案,其核心发生地天安门广场,铭刻下无法磨灭的历史画卷。由于中共的禁锢,尽管26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总结和反思并未真正展开,其历史影响远未结束。对于这一运动的得失,人们可以见仁见智,但不能简单地从成败的角度考察历史。因此,发掘八九民运的历史遗产(包括史料性和精神性),对于国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八九民运作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运动,公开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和政治诉求,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坚定态度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笔者尝试提炼,“广场精神”(“广场”在此广义上包括广场和街头)应当成为八九民运的遗产之一,其特点是:公开性、独立性、组织性、渐进性。
   一、公开性
   当年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支持者,遍及工农兵学商各界,在北京及各个城市,人们在广场和街头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是出于人的良知和勇气,这是今天国人的一面镜子。如今,当年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可以反思自己,当初的理想是否还在自己身上活着?是否如哈维尔倡导的那样克服恐惧、“真实地生活”?作为后来人可以对比,自己是否像前辈当年那样尚存被奴役感?是否为自由和尊严而争取过?
   个体对于公共事务的思想和主张,如果不在广场和街头等公共空间表达出来,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与交流,就不可能形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虽然互联网成为新的言论空间,但无法替代广场和街头的现实生活,新的生活就是在旧制度中逐渐生长起来的。当下国人缺乏的不是思想,首先是公开思想的勇气;也不缺乏权利意识,而是缺乏争取权利的行动。与其抱怨社会不公,不如首先从自我践行开始。虚伪的公共生活,等于默认这样的社会和制度;对争取人权的自我压抑,等于承认维权是违法,承认专制的合法性。
   进一步而言,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例如声援受害者、声讨施害者,也是在维护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的权利。公开性意味着在公共生活中主动自由起来,更意味着改变几千年来的厚黑文化,培养公共领域博弈的规则意识、法律精神,倒逼中共落实“依法治国”的承诺。
   二、独立性
   八九民运中,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从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及其秘书鲍彤、38军军长徐勤先等体制内人士,刘晓波等知识分子代表,到许多普通学生、工人和市民,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不畏强暴,表现出坚定的独立意识和不妥协精神。赵紫阳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个下台不认错的中共总书记,宁可被软禁终生。其他人或被捕入狱,或失去工作和家庭,或被迫流亡,也绝不向强权低头。
   六四后,中共软硬兼施,有人被收买,有人屈服,有人消沉,但六四屠杀也唤醒了更多的人,抛弃了对权力的幻想,完成了精神成人。坚持独立精神的志士大有人在,且新人辈出。
   中共的意识形态被六四屠杀所粉碎,中共索性诱导社会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消解人们的独立思考和反抗意识,以及对人权的关注。因此,后邓小平时代的民间运动,将八九民运的诉求具体化,而且不再寄托于权力。其中最具成果性的就是《零八宪章》,是迄今为止最具号召力的纲领性文献,凝聚了各界最广泛的支持。近些年来的民间运动以维权等形式,唤醒民众的主体意识,在用法律捍卫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推动着社会法治的进步。
   尽管中国民间社会尚不发达,思想和组织远未成熟,但无论是底层民众,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不但与中共彻底决裂,而且通过揭露和打击“五毛党”等中共走狗,在民间社会弘扬了正气,打击了中共的嚣张气焰,反衬出中共的邪恶与卑鄙,使他们作恶时往往不敢公开,或不得不以法律为借口。
   三、组织性
   民间运动要达到社会效应,必须组织起来。尽管八九民运并非如官方所指“有组织有预谋”,但不可否认与此前体制内外自由民主人士的长期奋斗、自由思想的传播和孕育密切相关。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后,社会各界迅速成立许多自治组织,参与或支持民运,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力量。由于中共长期禁锢,缺乏经验,运动中仓促而成的各类民间组织,存在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不能苛求。八九民运对于民间组织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中的得与失都为此后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今,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普及,为社会迅速动员和组织化,创造了条件,地域界限被打破,致力于自由民主事业的人们前所未有地联系起来。组织小型化、分散化、机动化、交叉化,是当下民间应对中共打压的组织策略,只要民众保持紧密联系,网上网下配合,国内国外互动,发挥立体交叉的效应,一旦时机到来,虚拟组织形成正式的实体组织不过在转瞬之间。近些年来各地群体抗争的成功案例,也是非实体化组织的结果。
   当年,相对于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源于只有理念、缺乏经验,长期生活在专制下的中国人同样如此。如今强调民间社会的组织化不仅是凝聚力量的需要,也是国人将自由民主的理念转化成生活方式的需要。在长期共存中,被奴役者与奴役者都被感染了许多相似的精神病毒,培养独立精神,又彼此包容、依法博弈,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才能改变中国传统的唯我独尊、不容异己的政治文化,也是为后共产时代民主转型的巩固阶段打下基础。
   四、渐进性
   八九民运承前启后,是大陆迄今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民间街头运动,充分展示了民众的巨大力量。在运动中,大学生和各界人士保持了和平理性,顾全大局,使运动逐渐深入,运动最终以悲剧结束,责任完全在中共,从道义上讲,八九民运是成功的。
   毕竟,街头运动仅仅是民众抗争的极端形式,是集中力量的决战,它必须以日常活动做铺垫,传播思想,吸引和团结民众。或以个案为契机,抗争维权;或以揭露当局为突破口,主动出击。步步为营,积累经验,锻炼队伍,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
   民间运动的渐进性还体现在各类组织的层次上,有政治色彩鲜明的,主要负责正面进攻;也可以在经济、文化、慈善等领域发挥所长,进行侧翼配合,形成立体交叉的阵营,有破坏也有建设。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腾出来的社会管理空间,需要民间力量取而代之,共同治理。
   作为最大的专制国,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特点是错综复杂的,其它国家的民主转型的道路,在中国很难直接复制,这就决定了奋斗者们要探索中国转型的具体路径,这不是先靠少数人的理性设计能实施的,而是各种力量共同参与,不断互动调试,在边思考边行动中实践出来的,过程是复杂曲折的,是多因一果的。这需要耐心和韧性,不怕挫折,不急功近利,大局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即使个人看不到结果也绝不悲观。因为这尘世的历史最终掌握在上帝之手,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圣经》约翰福音16:33)我们不是因“可以做什么”而做,而是因“应该做什么”而做,所以结果不是最终目的,因为公义不源于这个尘世,而源于超越的上帝,是神圣不可悖逆的。否则,尘世的法则无论来自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多数人的民粹,必然陷入相对主义,反而抬高了独裁专制,对其无法彻底定罪,自由民主也就成了各方争利分赃的口号。
   愿八九民运的“广场精神”在我们的前进中,不断展现,不断丰富,为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活力,把民主宪政的中国梦变成现实。
   2015年5月23日八九民运及六四屠杀26周年前夕于石家庄
   作者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2015/06/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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