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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台的困境以及中共对付国民党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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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衰成败天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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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衰成败天注定
   
     现代人受达尔文进化论假说影响颇深,许多人总以为人类社会是一直进步的,工业革命以来欧美的一直进步的历史,更加深了此种观念;中国人除受达尔文假说影响外,还深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包括迄今众多的民运异议人士),于是更以为社会总是进步的,新朝总比前朝进步。
   
     这种观念其实大谬不然:社会一直进步的现象,只在欧美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当中,此前是复杂的、反复的、呈有进有退之态;在中国,宋以后至鸦片战争之前,社会一直是倒退,蒙元代宋是大倒退,满清代明是大倒退。。。满清“改革开放”,民国“黄金十年”。。。近现代大发展,其后中共国取代中华民国,更是全方位的大倒退;虽则中国技术一直在进步,但这只是西方技术进步影响的结果,不是共产党比国民党进步的结果,事实上“改开”之前,中国大陆的技术进步,相比日、韩、台是大幅落伍的。


     而按照马克思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必然”论,根本无法解释蒙元为什么取代赵宋,满清为什么取代朱明。
     有人硬说,蒙元灭宋和满清入关,都是“历史必然”,因为宋打不过元,明打不过清。然则打不过就必然被灭?试问:朝鲜更打不过蒙元和满清,但没有被灭,是不是事实?
   
     可见,社会并非总是进步,新朝未必比前朝进步,改朝换代的偶然因素,不一定少于必然因素。偶然因素是人无法掌控的因素,当然可以称之为“天意”(或者“上帝的意志”)。
   
     我的洞察: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方面,偶然因素要远远多过“必然”因素,试举几例:
     1348年,英格兰在百年战争中对法国取得克勒西战役大胜,连战大败的法国,眼看就要全线崩溃了,恰在这个关头,“黑死病”猛然袭来,彻底瓦解了英国的攻势——英军大量病死,病死的人远多过阵亡的人,但奇怪的是,瘟疫对法国一方的影响,却相对小得多;此后十年里,因为瘟疫,英格兰无力再攻法国,此无疑给了法国宝贵的喘息之机;倘若英格兰能一鼓作气地征服法兰西的话,整部西方历史必然改写了!
     可以说是上天阻止了英国灭亡法国。
   
     李自成大顺军北伐幽燕推翻崇祯朝廷、推倒明朝的关防体系,为满清入关带来了难逢良机,但如果没有吴三桂献关降清,洞开燕京东大门——京东——辽西走廊的话,满清入关的代价就会大很多:原计划望蓟州挖长城入塞多尔衮大军,必遭到李自成、吴三桂两军联合的顽强抵抗,即便能够占领北京,也必然伤亡惨重,而无法在入据北京不久后长驱南下,由于顾忌代价,多尔衮等人很有可能故伎重演,在大肆烧杀掳掠后退回辽东。。。这样一来,中国与满洲之间,很可能再次打成宋辽对峙的局面。
     而吴三桂的叛变降清,完全出于偶然,当时他已经投降大顺,正在进京朝见李自成的路上,偶然碰到从北京私逃出来的一对通奸的家仆,为了掩护自己的丑事,就造谣说吴家已被李自成抄家,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已被抢走(事实上李自成既没有抄他家,也没有抢陈圆圆,反而派兵保护他家——李自成对吴三桂的统战政策是做到位了的)。
     (顾诚《南明史》第一章索引4:④ 彭孙贻《流寇志》(即《平寇志》)卷十一记载他听人转述吴三桂的幕客讲,吴三桂已决策投降李自成,“至永平,遇父襄苍头与一姬连骑东奔,惊问之,则襄姬与苍头通,乘乱窃而逃,诡对三桂曰:‘老将军被收,一门皆为卤,独与姬得脱,东归报将军,将军速为计。’三桂乃翻然复走山海,拥兵自守,使人乞师,共击贼也”。谈迁《国榷》卷一百一云:“吴三桂讹闻父襄遇害,即日自玉田还山海关。”)
   
     “一战”的爆发,拖垮了沙俄帝国;如果没有“一战”,则决不会有“二月革命”;没有“二月革命”,列宁一伙则无机可乘;而没有苏俄政权,则断不会有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华约集团国”,如此,则整个世界的现代史和当代史都要改写。
     而“一战”爆发的导火索,则完全是一起偶然事件: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怀柔斯拉夫人主张者,自称“斯拉夫人的朋友)不听劝阻地执意要访问深怀敌意的萨拉热窝,而且为作“亲民”秀,大幅降低安保措施。
   
     苏联解体暨东欧共产阵营的灭亡,是因为出了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则没有叶利钦的机会),苏联解体暨东欧共产阵营的灭亡虽则不可免,但至少要晚二三十年,且不可能和平演变。
     戈尔巴乔夫上台,就是一个大大的偶然,直接原因是前苏联在1982年至1985年间,三年死了三个总书记:勃列日涅夫(76岁)、安德罗波夫(70岁)、契尔年科(74岁),这个世界政治史上一匪夷所思的奇特的现象,令苏共中央政治局急于选举一位年轻的领导人,以避免此种“领导人短命”的尴尬再次发生,当时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即应运上台。如果当年的苏共一把手,都象中共领导人那样长寿的话,总书记的位置,是肯定轮不到当年仅为政治局委员、且排名并不靠前的戈氏的。
   
     偶然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在前苏联与前罗马尼亚的比较中也体现得非常充分: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的苏联,并不比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开明,但为什么罗马尼亚不能象前苏联那样和平演变,而是流血演变?主要原因就是坐在罗共一把手位置上的人,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戈氏的反面。这完全是偶然因素。
     中国大陆“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决定性的因素其实是偶然因素,它就是邓小平的长寿。如果邓小平在1989年之前就死了的话,“六四”结局必然相反,而中国早已和平演变了。
   
     虽则从局部看,历史的演变也有着许多必然因素,但决定全局的,几乎都是偶然因素;而且,所谓的必然因素,往往就是偶然因素的叠加和综合,其中最典型的,当数民国在大陆的败亡史:
     蒋介石的失误、日本“恰到好处”的全面侵华、美国左派领导人对华政策的大错,这三个偶然因素叠加起来,铸成了中国大陆的必然的赤化。
   
     偶然因素对历史的巨大影响,通俗的说就是:兴衰成败天注定;换句话来说,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吾观乎天象,晚清格局全面再现的中共国已经不久了,此正是民运异议人士振作、冲刺的时候!
   
   曾节明 悟于2015年五月二十六日于纽约州夏热  
     
(2015/05/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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