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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反对派人士亟需警惕“螺杆”类伪善恶毒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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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民加油!“占中”关键战役,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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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丢失大陆的首要原因:一个迄今遭忽视的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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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反腐”大清洗很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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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邦、朱元璋、吴三桂、洪秀全等之成败看颠覆中共政权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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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十年内的大趋势

    中国二十年内的大趋势
   
     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镇压,双双有增无减:
     对异议人士,习近平重拳打击维权律师和“公知”,对代表人物许志永、浦志强的抓判,反映出一个明确的意图:就是要阻断异议知识分子与维权人士的结合,把国内的民间反对力量,扼杀于萌芽之中;
     对付群体性维权抗争,当局越来越动用军警镇压,其暴力“维稳”的做法,比胡锦涛时期毫无收敛。


     而对维权人士的镇压,则发展到以“执法”方式进行谋杀的程度:最近在黑龙江庆安,访民徐纯合被警方诱入当地公安局精心设计的圈套,以“袭警为由”,于光天化日之下横遭射杀;此种阴毒下作,堪比2012年六月湖南邵阳警方将民运人士李旺阳打死后套在绳索上,制造的“李旺阳自杀”事件。
     当年李旺阳被谋杀,中国访民反应冷淡,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现在徐纯合被射杀,某种意义上就是冷漠的报应;当年我就知道:对民运人士李旺阳的谋杀手段,很快就会用到访民头上来。现在中共各地政府殴死、打残维权人士的事件越来越多,就印证了这一点。
     但对中共当局来说,这次特别头痛的是:徐纯合既不是民运异议人士,又是一个朝鲜族,他的被杀,远没有李旺阳的被杀那么好遮掩,且托中共自己优待少数民族、歧视汉族“民族政策”之福,现在事情闹得特别大,已经到了中共骑虎难下的程度。
   
     一般来说镇压的强势意味着反抗的(暂时)弱势,这次奇特的是,随着镇压的加剧,反抗却更加强烈了。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月前广东河源、四川威远都爆发了万人以上规模的反污染项目游行示威,最近四川邻水县,又爆发数万人规模的“保路运动”,而数千人规模的官民冲突更是狼烟处处,此起彼伏。。。现在中国民众的反抗呈现三个趋势:
     一是非组织化、非政治化:绝大多数都是经济维权、生存维权(如反污染项目)和利益争夺(如以争取铁路项目为目的的邻水民变);
     二是容忍度的递减,群体性事件越来越“暴力化”。在习王“反腐”大清洗的威慑下,现在中共地方政权的压榨和掠夺,比胡温时期暂时有所收敛,但是民众的反抗却越来越暴烈,打砸掀翻警车甚至暴力反抗军警,越来越成为常态;
     三是抗争越来越频繁。
   
     为什么会出现此种奇特的现象?根本原因,是开放国门和以手机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技术进步,令中共宣传洗脑的效果越来越差,而老百姓越来越难以蒙蔽了。中共既无力倒退回毛泽东封闭时代,也就无法改变此种反抗愈来愈强烈的趋势。
   
     既然反抗的愈来愈频繁,为什么迄今未能动摇中共政权呢?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共政权能够维持到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南海可以从容从外地调集与某个民变发生地没有关系、没有感情的军警部队,从而各个击破地扑灭“动乱”,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多地同时发生重大变乱的概率很小。
     象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大国,只有在首都爆发大规模的民变,方有可能严重地威胁中共政权,所以中国民运力量错失“六四”机遇,是非常可惜的。苏联的崩溃,就是因为发生于首都莫斯科的“819”事件,令苏共“脑死亡”。“六四”失败后,中共国首都再次爆发大规模民变的可能性,已经非常渺茫,因为中南海早已对北京采取了空前严密的监控和防范错失,如今这些手段已非常精密和成熟。
     现在的中共国跟晚清非常相似,都对北京采取了极严密的防范错失,使得自下而上的民变几无可能。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载沣大搞满洲亲贵集权的倒行逆施,令汉族地方官僚集团整体离心,且反满革命党人成功地渗透了清国各地的新军,所以在武昌枪响之后,各省新军、汉官纷纷跟进倒戈、反正,在此种土崩瓦解形势下,满清中央再也无法象过去那样,集中兵力对反清力量各个击破。
     那么,未来中共国是否会发生辛亥革命式的变天呢?我以为兵变和政变都有可能,但由体制外革命派力量组织发动,则没有可能。因为一则:
     中共对军队“党组织下到连队”式的监控手段,是满清远远无法比拟的;
     二则,晚清时中国反对派力量形成了统一的精神领袖孙中山,有着日本政府的支持和海外华侨的积极捐助;而现今中国民运既没有资金来源,也没有统一的领袖;
     三则,在中共当局的严酷镇压和精致化“维稳”下,民运组织在国内根本形不成组织性的力量,连地下组织都无法取得进展。
     因此,民运力量要想渗透解放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不会再有“六四”和“武昌起义”,不等于中国就不会变天。中共垮台,在20年内一定发生,由于中共当局堵死体制外一切温和互动演进的渠道,它的死亡方式一定很奇怪。
     现在鲜有人注意到,现今的中国大陆有一个大趋势:一方面社会呈散沙状,公民人权运动长期搞不起来,而维权抗争迄今停留在个案经济诉求的低层面,社会道德越来越败坏,而世风日趋冷漠、暴戾,民众与八十年代迥然有别,不再有追求理想和正义的激情,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可以拼命;另一方面,中共官僚公务员队伍却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前所未有,习王的“反腐”清洗,非但没有振作党的精神、士气,反导致上下离心,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痕。。。现今中共高层内部的混乱和矛盾,“文革”后前所未有。
     现在中共统治集团民气的空前低落,由刘亚洲人气的暴跌可见一斑:
     胡温时期,刘亚洲舞文弄墨作开明秀,曾赚得赞誉声一片,引来浮想联翩;而最近刘亚洲再次作秀卖骚,却惹来唾骂声一片、板砖棍棒俱下,连曾经无比看好刘的陈泱潮先生,也转而怒斥相向。
     近年由于长期“计生”所造成的恶性老龄化、劳力短缺、成本高涨等因素,中共国经济持续滑坡,又反过来刺激了社会矛盾的频发,再加上胡温留下的危如累卵烂摊子,使得中南海寡头难以照旧维持统治,据说对于中共往何处去,中共高层爆发了空前尖锐的分歧:
     “庆亲王”曾庆红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启动党内民主,放宽新闻出版自由,优抚知识分子和海外“爱国”异议人士,施行“党主立宪”;曾庆红并举英国为例,强调英国王室主动妥协,得以延续至今;曾庆红并对习近平的“反腐”痛心疾首,私下里大骂这是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是“折腾”、是“找死”。
     而习近平、王岐山对曾庆红的主张坚决反对。习近平认为:放宽新闻出版自由,正是戈尔巴乔夫亡党亡国的原因,所谓“党主立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对于曾庆红赞同“军队国家化”,习近平怒不可遏,私下大骂曾庆红是“叛徒”,并让人告诫曾庆红约束自身的腐败问题,不要“说三道四”;
     王岐山则比习近平更近一步,认为招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恰恰是曾庆红鼓吹的“改良”,为此亲自出马,向中共官僚集团大力推介《旧制度与大革命》,借以警告习近平不要搞改良;中纪委的网站,最近刊出《慈禧愿意启动新政,是受了载泽谬论的误导》,借以敲打红二代中的开明派。
   
     与中共高层分歧的尖锐化同时的,是地方的离心离德和坐大;虽然习近平企图借“反腐”,竭力加强中央集权,但是民众抗争的此起彼伏却必然助长地方的坐大:因为地方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时让北京淹死在访民大军中。
     在不愿改良的前提下,习近平要想救党,就非得独裁,为止必须令行禁止、政令统一、威柄独操,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清洗“五百个家庭”,否则不足以成为李光耀第二,他做得来吗?
   
     中共的统治,必随着习近平“反腐”的失败,而大幅走向失控,并在因高层裂变而导致的政变中覆灭,此在二十年内一定发生。
   
   曾节明 写于2015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于夏热纽约州家中
(2015/05/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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