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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徐文立(之六):徐文立对满清“经济成就”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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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徐文立(之六):徐文立对满清“经济成就”的误读
   
     徐文立先生在其所著的《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一书中,对清朝的“经济成就”作了充满羡艳的评述,他说:“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统计资料得知:1820年中国(实为清国,清廷对“中国”一名是忌讳的)GDP雄踞世界首位,占全球GDP总量的28.7%,当年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尚处于荒莽之中,已经开始工业化的英国、法国加上印度的GDP之合才占全球总量的26.5%。。。即便到了1852年,大清帝国面临双重危机的时候,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也比周边许多国家繁荣。当时世界著名的俄国作家冈察洛夫随沙俄帝国的“巴巴拉三桅战舰”赴日本打开通商门户,途径新加坡、中国、朝鲜、抵日本。。。到达上海时,当时上海尚称县,县城被太平天国同期的小刀会占据,可城外的集市却依然熙熙攘攘,百姓的衣着十分光鲜。。。可是当年的新加坡只是供应过往海船的渔村。。。朝鲜海岸边的人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向船上呼唤。日本呢?除了少数官员穿得得体外,多数百姓几乎是衣衫褴褛。。。。。。”
   


     这反映出徐文立对所谓“满清经济成就”的错判和误读。
   
     首先,徐文立兄以为: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经济发展要好于后来,正是西方列强的冲击和农民起义,导致清帝国经济的衰落。
     这种认识是误判。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鸦片战争之前,满清治下闭关锁国空前的中国经济,是积贫积弱的,英国等列强以炮舰打开了满清的国门,反使中国经济获得大发展:
   
     据统计,鸦片战争之前,满清国的全国岁入(国家财政收入)最高峰在乾隆三十一年,为4858万两白银,此后逐年走低、徘徊,至鸦片战争当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仅为4125万两;但鸦片战争四十五年后(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飙升至7708.6461万两;光绪十四年(1888年),又涨至8779.2818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飞跃至2.348亿两!(《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申学锋著)
     这反映出,被列强打开国门后的近代,尽管内忧外患、割地赔款,清廷继续压迫,中国经济反而呈增速飞跃式发展。
     以上的数字也反映出:由“文字狱”锻造出来的“康乾盛世”,非但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什么盛世奇迹,即便在清朝268年当中,也是比较贫穷的时期。
     为什么被列强打开国门后,中国经济反而大发展呢?道理是很明显的: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冲垮了满清长达近两百年的闭关锁国,并且大大动摇了满洲对中国的殖民皇权鄙劣专制、以暨思想文化禁锢。由此当然引发了生产力的大解放。
     
     其二,徐文立在羡艳(鸦片战争以前)满清治下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的时候,完全忽略了在此种量增长的背后,质的严重倒退。
     由文字狱锻造出来的、被后世以讹传讹、津津乐道的所谓“康乾盛世”,其经济的成长,实际上只是一种由人口恢复和增长带来的恢复性增长,此种增长非但不能与英、美工业革命引发的增长比拟,它比起宋朝、甚至明朝的经济增长,都是大倒退。
     公认的当代中国大陆最为严谨的明清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已逝世),以翔实的证据证明了:“康乾盛世”时期的生产力,从来没有恢复到明朝万历时期的水平,康乾时期清朝的外贸、手工业无论是规模还是产量,都低于明末,包括纺织、建筑、冶炼、造船、瓷器、兵器和火器制造等诸多领域在内的技术水平,比起明朝都是大倒退,而农业的亩产量,也不比明末高多少。有历史学家研究发现:闭关锁国的满清康乾盛世,非但不比宋朝,甚至远不如外贸和手工业发达的明朝永宣年间。
     满清康乾时期生产力比明末倒退的真相,于清朝白银的大贬值当中反映出来:明朝万历时期,一两白银可以买二石大米,而“康乾盛世”中最富的乾隆中期,一石大米卖2-2.5两白银,也就是说,白银比明万历时期贬值了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通货膨胀的背后,是生产能力的滑坡。(资料取自维基百科)
   
     满清康乾时期经济量的增长,完全靠的是战乱和屠杀停止(而此种战乱和屠杀本来就是满洲入侵带来的)后,人口的增长所取得:乾隆三十一年,全国岁入的4858万两白银,背后是2.87亿人口,而明朝最多时只有九千多万人口(崇祯时期),宋朝最多时也只是一亿七千多万人口。以人均收入来比,满清康乾时期是否能超越明末,是很值得怀疑的。
     虽则人口充裕也是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但如果光靠人多而缺乏技术,此种经济增长是低效和没有前途的,这是满清GDP大优于西方列强,却在与列强的对抗中不堪一击的重要原因。
   
     宋朝的人口,在历朝历代来说虽然也很多,但宋朝的经济增长却不是单靠人多的低效型增长,其背后有高度发达的技术支撑:中国“四大发明”,宋朝独揽两项,宋朝的造船、冶炼、造纸、印刷、纺织、冶金、建筑、瓷器、兵器。。。技术水平一直高踞世界一流,因此,宋朝经济的增长,不止带来量的繁荣,而且带来质的先进;而满清以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却完全可能带来某种奇特的后果:随着经济量的增长,国民反而愈来愈愚昧落后,国力比起外国反而越来越差。
     不仅人均乏善可陈,即便拿总量来比,满清康乾时期的岁入比起宋朝,也根本是相形见拙:宋朝的岁入,最高(宋仁宗时期)曾达到16000万贯文(相当于白银1.6亿两),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万~9000万贯文(相当于白银8000~9000万两),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一亿两白银)。(资料取自维基百科)
   
     综上可见,满清“康乾盛世”,即使单在在经济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地方,结合其闭关锁国、民族压迫和空前文字狱和皇权专制,它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黑暗的时期之一,后世以讹传讹,把“康乾盛世”当作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相媲美的“千古三大盛世”,实在是大谬不然。
     其实,即便“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厚誉,也是带有夸张的水分的。如果“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可算作“千古盛世”,那么整个宋朝,都应该算作盛世,因为宋朝的繁荣和先进,大大超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徐文立先生以冈察洛夫在“巴巴拉三桅战舰”的见闻,来作为清朝经济成就超群的依据,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冈察洛夫从没有在满清长期居住,也没有对满清作系统的调查,此种走马观花的观察结论,是很可疑的:
     热带的新加坡,当时远落后于中国,应该可信,但说日本和朝鲜穷得老百姓“衣衫褴褛”、“赤身裸体”缺乏说服力。可信的史料证实:日本的技术水平,在明末实际上已经超越中国,日本的外贸和资本主义萌芽比当时晚明还要兴盛,发展到近代,日本会反而不及经过满洲野蛮征服和落后愚昧殖民统治的中国?这是说不过去的。
   
     可以从侧面证伪“巴巴拉三桅战舰”说法的,是日本、朝鲜对满清的态度:朝鲜尊明朝为“天朝”、日本对明朝虽有敌视,但仍尊为“上国”,但满清入主以后,日、朝对清廷内心深为鄙夷,日本幕府私下满清为“犬羊狄夷”,朝鲜成满清治下的中国人为“清国奴”。。。如果满清真的把中国治理得比日、朝更富裕文明的话,他们会有这种鄙视吗?
   
     照“巴巴拉三桅战舰”的说法,似乎满清国一直以来都是个富庶繁荣之邦,事实恰恰相反,多位历史目击证人证伪了这一点:
     乾隆时期的诗人,目击清廷闭关锁国“迁海”、“禁海”政策导致的东南沿海荒凉破败,在《鬻子行》中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中,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康乾盛世”时定居于清国的一位西方传教士的记述是:“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出访清国觐见乾隆使团大使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这些,难道不比冈察洛夫的见闻有说服力?这些,恐怕才是近代以前满清“经济成就”的真相。
   
   曾节明 写于2015年五月十一日于夏雨纽约州
(2015/05/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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