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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徐文立(之四):徐文立对中国明清政治解读的偏差

   
   
       解读徐文立(之四):徐文立对中国明清政治解读的偏差
   
     凭心而论,徐文立先生是“民主墙”一代人中,对中国历史洞察鲜有的深刻者,他敏锐地洞见:“儒家思想,不但对以农耕为主的中国社会奠定两千多年超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对中国专制社会的长期停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徐文立著《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之《八月十七日来信》)”


   
     儒家对维持中国社会的巨大作用,徐文立看得很清楚:中国古代缺乏入世的宗教,如果没有儒家,中国人都是野蛮人,而且人丁不可能那样兴旺,以汉文化为特征的中华文明,必然早已在北方蛮族的冲击下彻底灭亡了。
     儒家的弊端徐文立也看得很清楚,他在《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中,大力批判儒家秉持“教化唯一论”的价值观,在防止统治者作恶的制度设计上了无建树。也就是说,他把中国本土未能产生宪政民主制度,(很大程度地)归咎于儒家。
     我以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的确,儒家自身有着歧视商人、歧视生产技术等弊端,但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哪一种是完美无暇的呢?徐文立失察的是:不是儒家导致中国社会停滞落后,而是野蛮民族入侵、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包括对儒家弊端的利用),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落后;而其中北方游猎蛮族对中国的征服,暨其暴虐、阴毒、落后的统治,在导致中国社会停滞落后方面,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其实中国社会在历史上一直是充满生机的,把中国导向停滞落后的开端,是蒙古对中国的征服。蒙古军的屠刀,消灭了黄河流域90%的人口(从此黄河流域再也未能恢复元气),也严重破坏了江南的繁荣;蒙元完全消灭了宋朝的社会形态,赤裸裸地实行“四等人”种族歧视统治。。。蒙元对儒家的态度,除了忽必烈出于“维稳‘需要,历史上首次定儒家理学为官学外,除了元英宗短时期尊奉儒家外,其他蒙古皇帝对儒家其实根本不屑一顾:终元一朝基本上没有恢复科举制度,儒士地位很低,故元朝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儒者地步比娼妓还不如,仅比乞丐高一级。
     徐文立没有注意到:不尊儒学的元朝,为什么文明成就比尊儒的宋朝逊色很多?
   
     朱元璋在“恢复中华”之后,拒绝继承文明优容的宋制,厉行“以猛治国”,并把儒家中比较极端的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罢黜百家,独尊理学”的后果,就是大大助长儒家弊端的影响力,从此科举制度沦为中国社会停滞僵化的催化剂。
   
     满清入关后,其倒行逆施比明朝朱元璋倍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规模屠城的基础上,厉行“薙发易服”文化灭绝主义二荏大屠杀,消灭中国八分之七的(明末)人口;满清全面继承明朝制度的弊端,外加上满洲族一族专制;满清大搞闭关锁国,其封闭程度空前(当然并不绝后);满清大兴文字狱长达一百五十之久——从顺治二年起,到乾隆死后才退潮,其残暴、严酷、阴毒实际上远超过秦始皇。。。这些多管齐下的鄙劣阴毒愚昧暴政,基本上消灭了明末时仍具希望的中国社会活力,这才是中国社会到“鸦片战争”之前,全面且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中国虽历经大逊于宋朝的朱明两百多年统治,比西方虽有滞后,但落后不多;但经过由文字狱锻造出来的“康乾”一百五十年“盛世”之后,与西方的差距却陡然如天渊之别?这样急剧的衰落,满清防汉愚汉弱汉的(空前)下三滥殖民统治是主要原因,不能怪到儒家身上。
   
     惜乎哉徐文立前辈对此全然失察,并在此种失察的基础上,得出了满清统治比明朝统治贤明的大谬之见。
   
     徐文立充满钦佩地评价满清说:“清朝的统治者虽然发迹于东北一隅,可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应为满洲族)上层人物却异常重视儒家思想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特殊作用。。。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更加提倡儒家的君仁、臣忠、民孝思想;再加之清朝的每代皇帝几乎都非常勤勉朝政,曾把一个农耕社会的中国治理得兴旺发达。。。”
     而对明朝,徐文立颇为不屑地说:“中国的明朝不同于清朝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清朝的每一位皇帝相对而言都比较勤勉,明朝则不同,明朝除开国的二代皇帝朱元璋、朱棣和末代崇祯外,中后期的十多位皇帝,几乎个个是昏庸无能,个别皇帝的荒唐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这里徐文立是只看表面,他完全是在重复满遗们的偏见。一个政权的好坏,并不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勤政程度,试问:列宁、斯大林难道不比沙皇勤政?毛泽东难道不比北洋军阀勤政?能够以此得出共产政权更好的结论?
   
     徐文立不懂得:满清皇帝勤政的比明朝皇帝为多,非但不能反映清朝比明朝进步,反而反映出清朝比明朝大为倒退。
     满清皇帝为什么勤政?原因决不是满遗清迷咋呼的:满人比汉人优秀云云,而是清朝不同于明朝的体制,决定了清朝皇帝不得不更加事必亲躬:
   
     明初,朱元璋借口胡惟庸案,倒行逆施废除了中国历朝一直延续的宰相制度,以图加强皇权专制,但很快发觉吃不消,因为皇帝一个人批阅全国政务,力不从心,于是从地方征调四名三品辅官辅助批阅奏章,但地方辅官对朝廷的典章范例不熟悉、处理中央政务也不娴熟,不久也搞不下去;到明成祖朱棣时,不得不抽调中央朝廷的文官,组成常侍班子,入宫辅助皇帝办公,名曰“内阁”,内阁刚开始地位很低,但到明仁宗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的职权和地位迅速上升,接近宋朝的宰相的御前会议,内阁成员均由大学士担任,其首辅大学士到明朝中后期,权力已相当于宰相,著名者有严嵩、徐阶、张居正、温体仁、马士英。
     明仁宗以后,明朝的内阁有参政、议政、甚至有否决皇帝主张的权力,明朝中后期,内阁有官员任免权,甚至有辖制军事的权力,如崇祯二年后金入关,袁崇焕蒙冤下狱,临危受命挂帅御虏抗敌的,就是内阁大学士孙承宗。
     由于内阁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到了明朝中后期,即使皇帝不亲政,高度完备的内阁制度,已足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同时,内阁制度也对皇帝的权力构成了一定的限制(虽然限制作用微小),比如:明朝中后期已经形成皇帝任免官员、决定大事须经内阁议处的规矩,有的事争执不下,还必须由内阁召集由重要大臣参与的“御前会议”,扩大议处(这可望成为议会的雏形),皇帝抛开内阁任命官员、决定大事是很不名誉的,被称为“乱政”。
   
     但是满清入关后,内阁制度完全失去了参政的职权,沦为摆设,万事由多尔衮个人说了算,保留内阁制度,对他来说不过是笼络汉官明朝降臣的手段;在顺治、康熙手上,内阁的职权比明朝也大为缩水;1730年,雍正帝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干脆削夺内阁权力,创设军机处,从此内阁在清廷消失,军机处一直存在至满清灭亡前夕。
   
     与内阁文官大不同的是,军机大臣们的工作只是在皇帝面前口头汇报、跪受笔录,沦为皇帝命令记录和传达的工具,而毫无参政议事权力,他们的身份其实已不再是大臣,而完全沦为皇帝个人的“奴才”(套用满语说法)。
     军机处非但只是皇帝的汇报和传达的工具,且其的运作不再向朝臣公开,完全黑箱作业。也就是说,国家大事非但进一步由皇帝专断,而且更加非透明化。因此,比起明朝,清朝的特务统治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大为扩张了。
   
     这比起明朝的政治,无疑是大倒退。
   
     军机处的创立,实现了皇帝的个人专权独裁的效率和省力,然而它是对中国政治负面影响深远的大倒退创举。自宋朝以后,明朝末年中国政治再次出现了虚君内阁制的苗头,但此种政治文明的苗芽,却为满清入关血腥地打断。正是在满清手里,东方君主专制实现了登峰造极。
   
     而登峰造极的君主个人专制,必然更要求皇帝事必亲躬。这就是满清皇帝比明朝皇帝“勤政”的真正原因。
   
   曾节明 写于2015年五月八日于夏热纽约州
   
   
       
     
     
(2015/05/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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