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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刘小枫之作为毛泽东狗奴


   (一)
   
   刘小枫与钱钟书,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们有没有共同的人格缺陷?
   

   有。
   
   那就是“钱钟书、刘小枫之作为毛泽东狗奴”。
   
   钱钟书作为一个在西方留学却拿不到学位的“学者”,比晚十年拿学位却早冒学位十年欺世盗名的胡适,学力果然还要差劲。但他如何能出人头地?原来是依靠充当毛泽东狗奴发家的。钱钟书在广大人民受苦受难的毛泽东时代,不仅丧失良知,不为人民发言,装聋做哑也就罢了,而且使尽浑身解数,钻入毛著编译会,吃香的,喝辣的,用民脂民膏自肥。这就是一个“行为的狗奴”。
   
   刘小枫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以后出头的“学者”,竟然恬不知耻地巴结毛泽东为“国父”,这就是“言论的狗奴”。
   
   须知,毛泽东并非中国国父,要说毛泽东是国父,那最多也就是一个“狗国的国父”。所以说“钱钟书、刘小是毛泽东狗奴”应该不算是冤枉了他们。
   
   (二)
   
   毛泽东并非中国国父,最多也就是一个“狗国的国父”。
   
   此话怎讲?
   
   此话要到毛泽东其人的言行里寻找答案。
   
   毛泽东晚年最喜欢自比秦始皇,是不是他承认了自己残害百姓的罪恶?
   
   不是。
   
   毛泽东自比秦始皇,意在掩盖自己一生的最大失败,那就是作了苏联的狗,却没有能够统一中国。
   
   毛泽东,充其量不过是中国一个地方的领袖,而绝对不是整个中国的领袖。
   
   秦始皇,北击匈奴、南并百越、西到流沙、东临碣石,统一并扩大了中国,堪称东方的凯撒、中国的亚历山大,在世界历史上都算是一流的征服者。
   
   毛泽东呢?这条可怜虫北边朝拜斯大林,东边为金日成替死,南边帮胡志明撑台,西边给霍查送钱,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堪称是一个真正的二百五,比他那位试管里做出来的孙子毛新宇好不到哪里去。
   
   毛泽东这个二百五,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还分裂了中国,他自知罪孽深重,所以不敢再见中华列祖列宗,临死的时候口口声声要去地狱里见他的野祖宗马克思。
   
   毛泽东这个二百五,不仅没有统一中国,还分裂了中国,把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
   
   毛泽东拙劣地模仿狗主斯大林,站在天安门上人五人六,但是人家好歹扩张了俄罗斯帝国,把东欧都占为己有,毛泽东呢?割让蒙古领土收不回来,还把台湾海峡让给第七舰队。就这么一个毛东西,还想要净重,和秦始皇比?毛泽东全党的毛重也比不上一个秦始皇的净重。
   
   这就是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的秘密所在,这个狡猾的小富农想偷梁换柱,冒充残暴的秦始皇,只不过他残暴有余,皇气全无,只是斯大林帐下的一条湖南狗。
   
   斯大林的狗毛泽东,他做的“国家”当然也只是一个狗国,而不可能是中国。
   
   堂堂中国,五千年历史,不可能永远做狗。
   
   何况你老毛头还没有统一中国而只是裂土称主席呢。
   
   (三)
   
   《“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第六章“‘ABC神学’的相关现象”指出了钱钟书和刘小枫这两位狗奴的学术弊端:
   
   还有一种与“ABC神学”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语义游戏,也常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的过程中泛起,其结果虽然不至于荒唐到“中国古代自发产生过基督教”的地步,但也足以扭曲事实真相,混淆视听,其结果诚然是“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
   
   举个例子:有“学者”刘小枫以《拯救与逍遥》为题,来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结果,进行对话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而是“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基督徒”。
   
   我们这样说,不是因为该学者被认为是位“文化基督徒”,所以他的对话就只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基督徒”而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我们这样说,完全是因为该学者的论说内容和论说过程所致。
   
   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是“拯救”,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不是“逍遥”。因此,来“拯救”来比“逍遥”,属于无类比附,或是糊涂,或是不严肃。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对话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或说,在中国文化中,比“逍遥”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更有资格和“拯救”进行对比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即使“修齐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于“拯救”:这不仅因为“修齐治平”是本于人的,而“拯救”却是本于神的;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元论的(撒旦再邪恶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国文化却是二元论的(阴阳互补)。中国的阴阳二元论还不同于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因此中国文化是主张调和互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斗争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论,决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二元论,决定了“修齐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论越说越远的什么“逍遥”、“禅静”、“出家”了。
   
   实际上,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关宗教、科学、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析》(《圣经新语·下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5月第一版)中,笔者已经指出:
   
   “出世与入世是人的精神外现的两种方式(阴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往往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并把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放在行为者面前。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找到了既可以拯救灵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惧世俗权威,敢于反抗尘世的不义,全在于他有一颗出世的、奉献给上帝的心。这以出世之心指导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体现出世之心的信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分立,三派互相对立,虽有交叉,但在人生哲学上却分明只有出世与人世两种分裂的处世方法。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三教之间恰恰是最缺乏“合一”的;而在解决出世与人世相统一的历史难题上,魏晋以后融合了佛教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比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有根本的改进。由于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唐宋元明清仿佛只是秦汉魏晋的死灰复燃,结果长城时代没有因为佛教的到来而结束,反而获得了化石般的延续。这与基督教结束了罗马帝国的败坏,开创了中世纪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是从中国文化的二元论看待基督教的一元论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拯救”就是“阴阳调和”!就是出世入世的相加,就是修齐治平与逍遥出家的相加;而不仅仅其中某一元。这就是周易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与逍遥》如此割裂事实的一元比较又何以能名盛一时?
   
   这不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气氛里面去看。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钱钟书,出版了“比较文学”方面的专着《管锥编》。该书在1980年代影响了一代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钱钟书本人则在1990年代通过电视片《围城》的播映而获得了社会影响和官方赞许。人称“官方学者”的钱钟书所作的《管锥编》,既然首开八十年代以来“无类比较学”之滥觞,其中充斥了驴唇对马脑的比较、鸡脚与鸭头的异同之类的各国俚语文献的摘录,也就利用官方媒体的浩大声势,造成了一种学术的“范式”。
   
   诚然,钱钟书本人对此还有些自知之明的,所以他命名此书为《管锥编》,自承其“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且只是搜罗现象,不做结论,甚至连基本分类也没有,只是按照中文古籍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浅则浅矣,所犯的“无类比较”之大忌,也幸而因此没有引人注目。但是《管锥编》的无类摘录方法一旦用于“拯救与逍遥”一类的系统推理,就发生大大的流弊了。“管锥”所做的本是沙滩上艺海拾贝的的文字游戏,是不能用来建筑大厦的。而以管锥法强作文化系统(“拯救与逍遥”)的解人,怎能不发生严重偏差呢?可能不是完全的巧合,宣传“ABC神学”甚力的《基督教文化评论》的主要编者,也正是《拯救与逍遥》的作者。
   
   (四)
   
   《请注意救赎、拯救、救星的区别——兼谈刘小枫的胡乱翻译》指出了狗奴的翻译问题:
   
   中国有一帮“翻译家”喜欢望文生义,例如,把基督教的“救赎”翻译成“拯救”(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就是一个典型),进而把“拯救”等同于军阀党棍的“救星”(东方红太阳升……它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样一来,救赎与救星竟然挂上了钩子。结果,这么个不走正路的刘小枫,就得出一个不走正路的理论,一边说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一边说文革祸首毛泽东是“国父”。
   
   这是因为,这类“学者”混淆了“救赎”、“拯救”、“救星”完全不同的性质,今天我们就来给他们上上课:
   
   1、“救赎”是:杀害我、拯救你;“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2、“拯救”是:不杀我,拯救你;“拯民于水火之中。”
   
   3、“救星”是:杀害你,拯救我;“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所以,不可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等同于英雄好汉的“拯救”,更不可等同于军阀党棍的“救星”。
   
   刘小枫胡翻乱译,《拯救与逍遥》为题,来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结果,进行对话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而是“假基督教与假中国文化”。
   
   正如我在1989年以前就指出过的那样:即使说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拯救”,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不是“逍遥”;因此,来“拯救”来比“逍遥”,属于无类比附,或无逻辑,或不严肃。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对话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或说,在中国文化中,比“逍遥”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更有资格和“拯救”进行对比的概念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拯民于水火之中也”。这就是中国式的“救国”,当然还不是基督教的救赎。
   
   当然,即使“修齐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于“拯救”:这不仅因为儒家的“修齐治平”是本于人的,而基督教的“拯救”却是本于神的;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元论的(撒旦再邪恶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国文化却是二元论的(阴阳互补)。中国的阴阳二元论还不同于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因此中国文化是主张调和互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斗争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论,决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二元论,决定了“修齐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论越说越远的什么“逍遥”、“禅静”、“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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