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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中国的“非常态”?

   谢选骏:如何解决中国的“非常态”?
   
   梁京2015年5月6日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说:《“新常态”正在向“非常态”转变》:
   
    上周,一直"挺习"的郑永年,在凤凰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防止'新常态'变成'非常态'"的文章,对习近平的执政表现表达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忧虑和批评。我非常理解郑永年的心情,因为我最近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新常态"正在向"非常态"转变。


   
    不过,我并不同意郑永年文章中隐含的这样一个批评,即习近平执政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偏左的问题。如果按照郑永年的逻辑,习近平只要多听右派的意见,包括多听他的意见,中国的情况会大为改观。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中国今天面临的危机,本质上不是信仰哪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导致的恶果,而恰恰是什么都不信,只信权力和物质利益的结果。因此,加大左或右的话语力度,对于中国走出今日的困境其实是于事无补的。
   
    正如很多人都认识到的,中国现在的基本秩序,完全是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维系的。这是因为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已经彻底摧毁了社会自治的能力。加上近三十年来的市场化过程,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在这种格局下,如果官僚体系解体,整个中国社会就解体了。
   
    江泽民、胡锦涛掌权的时代,一方面系统地压制各种社会自治的冲动,打压民间组织的成长,一面又姑息,乃至鼓励官僚以权谋私,以至官僚系统空前膨胀、空前腐败。这个趋势如果不改变,中国就会彻底崩溃。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看到了,习近平也看到了。
   
    正因如此,为了遏止官僚系统的自我解体和自我崩溃,习近平上台后大力反腐,用政治高压来威慑官僚,让官僚"不敢贪",由此形成了一个"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让整个官僚系统完全出于个人利害、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来执行公务。这种既没有经济利益支持,也没有道德伦理支持,没有意识形态支持的官僚政治"新常态"能够持久吗?这是习近平反腐以来,一直盘旋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大问题。
   
    最近的形势发展表明,这种"新常态"已经难以为继,力挺习近平的郑永年刚刚发表的文章,就是一个明证。那么,什么是中国的"非常态"?中国的非常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官僚体系完全失去对中央权威的信心,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很多人都看到了这种危险,所以提出来要给官员加薪,要对贪官大赦,等等。但我认为,这些措施固然重要,但面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迅速恶化,这些措施已经不足以维系官僚体系对中央权威的信心,不足以维系对未来的稳定预期。
   
    那么,有什么神奇的办法来避免官僚体系瓦解?避免进入无可挽回的非常态吗?郑永年文章的荒谬就在于,其字里行间隐含著的意思就是这样神奇的办法是存在的,就看你习近平听不听我的了。我认为,这样神奇的办法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危机发展到今天,权力精英集体的政治能力是决定中国官僚体系会不会崩溃最决定性的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而中国权力精英集体的政治能力是非常不透明的。习近平上台以来,既展示了他藏匿多年的政治抱负和坚强意志,同时,也暴露了他严重的知识和学养不足。最危险的是,他似乎没有能力举贤任能,没有能力扩展巩固中央权威的政治同盟。这样,他就不仅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对整个权力精英的政治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最近,中国政治出现了不少政治怪象,包括中共的战略特务公开在海外召集莫名奇妙的大会,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习近平的政治能力失去信心。如果习近平不能尽快扭转他政治能力不足的印象,中国高层政治危机的爆发将不可避免,而如果高层政治危机一旦陷入僵局,则非常态的趋势将难以逆转。
   
    中国的非常态一旦不可逆转,是否就一定意味著中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大乱?对这一点,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判断。因为与中国权力精英的集体政治能力一样,中国民间的政治能力也是非常不透明的。我现在最看不透的,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沟通革命,尤其是微信带来的沟通革命,对中国人的政治能力能够带来多大的提升。也许正是这个因素,让我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演变,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
   
   梁京的上述文章说出了很多大家都看到的问题,很有参考价值。
   
   我认为有两个亮点值得重视:
   
   1、中国今天面临的危机,本质上不是信仰哪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导致的恶果,而恰恰是什么都不信,只信权力和物质利益的结果。……这种既没有经济利益支持,也没有道德伦理支持,没有意识形态支持的官僚政治"新常态"能够持久吗?
   
   2、中国的非常态一旦不可逆转,是否就一定意味著中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大乱?对这一点,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判断。因为与中国权力精英的集体政治能力一样,中国民间的政治能力也是非常不透明的。我现在最看不透的,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沟通革命,尤其是微信带来的沟通革命,对中国人的政治能力能够带来多大的提升。也许正是这个因素,让我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演变,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第1点看出了病症,第2点却找不到药方子。
   
   其实在我看来,药方确实是存在的。那就是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
   
   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可以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社会组织上,解决中国面对的基本上“现在无解”的诸多问题。
   
   因为:
   
   1、基督教有一个现成的教会组织。
   
   2、基督教有一套现成的行为规范。
   
   3、基督教有经典、有道德、有大批信众。
   
   因此,基督教可以帮助中国重新确立社会规范、重新组织解体中的中国社会。
   
   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不仅是中国社会仅剩的最后选择,而且是完成中国百年革命的最后一步棋。
   
   这样,中国才算完成了现代化过程,真正地实现了进入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2015/05/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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