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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在圣爱团契

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在圣爱团契
   
   
   或曰:新马太者,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也。二十年前这一带被认为是荒僻的城乡结合部,如今却拥塞躁动,北京城真是极好的!
   

   圣爱团契坐落在新街口与北太平庄之间,系牧师徐永海家的陋室。所谓“斯是陋室,唯吾德馨”。那房子只有一间屋子,为徐永海夫妇蜗居。虽说恩爱夫妻不嫌居室窄小,不过小终究还是小,房间仅有十几平米,起居尚需多多辗转周旋。
   
   (注:有些细节需要略加解释,团契的意思是:相似身份的基督徒们聚会。它比教会要低一格,教会是无差别的,门槛向所有基督徒敞开。而团契则强调某一种共同或相似的世俗身份。譬如教师团契、运动员团契。圣爱团契之独特,在于它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为政治与宗教受害者所创立的团契。)
   
   还有个地方容身,在这帝都是桩受人艳羡的事儿,不过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房子、票子之类屌丝话题,所以需要把牢骚扔到一边。到了礼拜六,便收拾出三分之二的空余来,摆上桌椅做礼拜、查经之用。因为条件有限,来的人并不多,少则十余,多则廿、卅,不过最近几年境况大变,每逢做礼拜,往往人满为患。类似教会中,这还算不上最简朴的一类。笔者本人参加过的教会中,更简朴者大有人在。耶稣的圣灵不会嫌弃任何一个简朴的所在。相亲相爱的人自然能视简朴为幸福,更何况相亲如耶稣?在广东,笔者参加过一位打工女孩在她宿舍里主持的团契,她弹起吉他伴奏,柔弱的布道声如磁石轻相撞击,好似环佩玎珰。人们屏气凝神听她讲述当如何效法耶稣,去爱一个智障的流浪汉。不到十个平米的小屋,挤满了前来查经的基督徒和慕道友,屋顶上电灯摇曳,慈悲与恩爱在小屋里回荡。
   
   和大部分教会的宁静、平和相比,圣爱团契气氛凝重且悲剧色彩浓厚,自一九八零年代末以来,为之付出巨大贡献与牺牲的人们,已在重重重压之下坚持了三十余年。在中国大陆,听从党的领导和安排,向党效忠的教派和教会,才有机会获得合法存在的可能。因此,在切入正题之前,需要简单介绍一番中国基督教信仰的大致格局。
   
   除了中国境内非常少见的俄语民族,以及在东北少数的受俄国影响而存在并延续至今的东正教会之外,中国的基督教大约分为如下四类:其一是被迫与梵蒂冈断绝关系,听命与共产党当局的中国天主教会;其二是以新教教会自居,同样受官方操控的所谓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系一九四九年后被红色政权收编的那一部分新教团体;其三系新教团体中拒绝共产党当局插手,试图保持宗教独立性,坚持民间自主的另一部分,此类教会因为常年遭到镇压、排挤,往往条件简陋,没有固定礼拜场所,遂因陋就简,在家中进行各类宗教活动,因此俗称“家庭教会”;其四是存在于广大农村,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迷信混杂的各种非正统教会,这类教会人数众多,影响巨大,但得到正统教会认可者并不多。(据严肃神学界称,此类教派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异端,有些徒具一个基督教外壳,其实是否算得上是基督信仰,仍需神学界严肃界定。)
   
   一九四九年,红色政权建立,按照这个政权的逻辑,宗教团体不属于信仰范畴,而属于某种政治势力。或者说,信仰在这个政权的逻辑中,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宗教因为强大的号召力和宗教团体成熟的组织形式,被它当作心腹大患。因此党对宗教需要绝对领导权。这次政治格局的巨大变更,引发了中国基督教的大分裂,一部分团体为了生存选择依附红色政权,由党来定夺《圣经》的诠释、分配宗教活动场所及经费、裁定神职人员的人事安排,因而沦为红色政权装点门面的玩物;而另一部分则为了信仰反其道而行之,拒绝党来领导教会,拒绝《圣经》向马列主义教条俯首称臣,坚持按照新教传统保持教会的独立性,他们捍卫信仰唯一的武器就是信仰本身。德高望重的神学家和牧师们,大多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中国基督徒受尽磨难的命运随着红色政权的大幕徐徐拉开。
   
   在毛泽东时代,宗教迫害不仅规模巨大,涉及者众,且量刑严酷,动辄十几年,无期徒刑如家常便饭,死刑亦不罕见。除劳改之外,基督徒们还沦为各种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守护信仰成为一条磨难重重长路。毛泽东挂掉以后,针对基督徒的宗教迫害并没有因而停止。残酷的政治挂帅时代过去,民间教会逐渐恢复并重新活跃起来,这种复苏同时也成了新一轮迫害的开端。这些劫后余烬一般又重新燃烧起来的宗教团体,被当作潜在的政治异己势力遭到打压。红色政权虽不象过去那样将耶稣的教诲视为禁忌,但不受他们操控的民间宗教团体本身,仍被视为眼中钉,欲拔之而后快。这些民间教会中,几乎每一位拥有十年以上布道资历的牧师,都有过受宗教迫害的经历。与古代的宗教迫害不同,它不是共产党徒们的无神论与基督徒们的基督教义之间的争端,而是共产党组织不能容忍在它之外且不受它控制的其它组织,因此其本质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迫害。
   
   家庭教会本就不见容于红色当局,专为政治受害者而建立的圣爱团契,则更加举步维艰,牧师及布道人为之饱受磨难。并且这些人大多同时又是政治见解上的民主派,他们有时是因为政治原因、有时又因为宗教原因,进出监狱反反复复。圣爱团契刚开始时在刘凤钢家聚会;刘凤钢不久被捕,又改在徐永海家;徐永海不多久亦被捕,又在叶国强家;叶国强被捕,刘凤钢又出狱,又回到刘凤钢家••••••如此循环不息,已而三十余载。其中刘凤钢四次被判刑或劳教,徐永海有三次出入牢狱,其余热心奉献的人们亦或多或少遭受过刑罚。
   
   它过去的面貌我因为能亲眼所见而无法详尽知晓,并且当时的参与者们或者离开北京,要么改往其他教会活动,只有刘凤钢、徐永海、叶国强、叶国柱等少数几位至今仍参加圣爱团契。
   
   徐永海说话一团和气,常年的基督徒生涯,已经使他在日常生活,尤其是与非基督徒打交道时,看不出多少不同之处。基督教正式传入中国时间不算长,至少与佛教和伊斯兰教相比要短得多,与中国本土文化磨合时间较短;外加过去一百多年来笼罩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仇外民族主义色彩,基督教长久以来被视为外来的“洋教”加与排斥;再有过去二十年来基督教重新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产生出大量的新基督徒,这些人在他们身边社会对基督教尚未习以为常的情况下信靠耶稣,使社会之间相互产生陌生感。诸多原因使得中国的基督徒在生活中显得多少有些与常人不合拍,他们喜欢随时强调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且习惯生搬硬套《圣经》来在日常事务中作出判断,而非遵循常识性经验,他们希望自己能把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与《圣经》连在一起,以此来提醒自己已经不要疏远了信仰。但对信仰坚定且时日久远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已经不需要靠外在表现来提醒自己身为基督徒的身份,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发现徐永海是位牧师,他的举手投足、言谈举止,而大多数不信仰基督教的市井中国人并无多大差别。
   
   在我中学时学校门卫室有位老校工,不经意的话,会以为他不过是位再普通不过的传达室老头,因为他平日里的言谈举止毫无异于常人之处。仔细打听才会晓得:那是我们当地一位在穆斯林中德高望重的阿訇,曾经朝圣到过麦加。对真正的笃信者而言,信仰的强大力量已经深深沉淀进灵魂深处,他们不再敏感于日常生活中那些和教义没有直接关系,甚至相冲突的细节。他们相得益彰地与隔教者相处,不存丝毫罅隙。
   
   自徐永海上次出狱,在他家中聚会已经又有八、九年。去他们家需要绕进一条七弯八拐的小胡同,我去过好几次之后,仍很难识别道路。前来参加团契的人们,多为历经苦难之辈,除了政治犯之外,还有不少蒙冤的访民。这些人个个多愁多病,经济拮据,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奉献,就算有奉献,也是出劳务性的,比方说打扫卫生、做饭之类、洗碗之类。
   
   “来我们这礼拜吧,中午顺便吃顿饭,别客气,就是下面条,放心,肯定管饱!肯定管饱!”遇上有基督徒或慕道友,徐永海便热心招呼。他说话喜欢用强调的口吻重复最后几个字,有种莫名的喜感,你会觉得如果要从在场者中找个人出来调侃,那么徐永海在合适不过了,但他的牧师身份又会使你调侃他的欲望变得很古怪。先前他是安定医院的大夫,后来沦为政治犯,丢了工作,因为缺少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夫妻二人简朴用度,为团契省下些茶水和面条钱来。因为到这里来到人们身世独特,因此在这里很难听到在中国大陆其它教会那里所大力宣扬的:那种信靠耶稣,可以助人解除重负,得着平安喜乐的轻松论调。这里强调的是效法耶稣去为他人受难的圣洁情怀,视人生苦难为必经试炼的奉献精神。
   
   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以追随耶稣为世人受难的道路,就是对耶稣最无可指责的追随。这种逻辑是圣爱团契里对基督信仰理解的核心和基调。当其它大多数教会在宣扬信靠耶稣可以得到什么的时候,(比方说进入天国圣城的恩赐、赎罪的救恩、摒却尘世羁绊的轻快等等等等。)圣爱团契却在强调身为一名基督徒当思贡献和承受什么,以自省自己的有限甚至罪恶为先,推而广之去体恤他人的有限与不足。
   
   在这里,上帝不是被当作可以用来享受和依靠的强大力量;而是被当作教人认识到自己渺小,敦促我们时时向耶稣效学的明镜。信靠耶稣不是为了借助他的力量使我们变得强大和完美,而是效学他的道路,使我们在行路历程上磨练出强大和趋于完美的自我。
   
   每当我想要聆听耶稣教诲,就下意识想要到那里去,若是还有其他慕道朋友,便希望带上同去,在那里,能听到与众不同的声音,感受到与众不同的情感。在今天的中国,这些声音和情感似乎更接近耶稣的真谛,至少那是通往耶稣真谛最直接真挚的道路。饱经磨难的人们在这里相互慰藉,相互扶持。他们没有乐器,也没人懂得演奏乐器,只有用简陋的音响,播放从网上下载的诗歌。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诵读和分享《圣经》、为受迫害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之后,几位女士便忙活起来,在厨房里煮面条给大家吃,煮好一个吃一个,要先走的便先吃,不着急走的,便压在后面吃。
   
   温情自古皆在苦难来临时被考验。李蔚因新公民运动失踪,音讯全无,外界不知他下落,关心他的人们心急如焚,家人联系不上。人们猜测李蔚已经被捕,却又无处打听。于是李美清和另一位姊妹,一个看守所又一个看守所地去给李蔚存钱。在哪个看守所把钱存上,就说明李蔚被关在哪里,她们跑了北京大半数看守所之后,终于在三看给他把钱存上,才算是探听出李蔚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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