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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逃生记-海归投资大陆遭遇纪实(二十四)

滨河医院
   
   
   
     没想到,我竟然也尝到了趟脚镣的滋味儿——犯人去医院看病,都要戴脚镣。防范如此严密,怨不得靳哥教小金逃跑没打这个主意呢。

   
     一个队长熟练地解开了脚镣给我戴好,拿过铁砧,插上销子,当当地铆了个结实。
   
     这副铁镣子至少有40斤,链子部分得有小拇指粗细。走起路来“哗啦——哗啦——”,步履维艰。
   
     “拎着点儿链!”队长喝道。
   
     我弯腰提着链子,免得它在地上拖拉,象个驼背翁一样往前挪,脚腕子磨得生疼。
   
     七处的隔壁就是滨河医院,这儿是我的客户,我在这儿讲过课,指导过大夫。这要见着熟人可咋办?
   
     11点多,正人多的时候。人们象躲避瘟神一样纷纷让路。我不敢抬头,却能感到那一双双鄙夷的目光,照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没罪!我是受冤枉的!你们别这么看我!”——我真想这么表白,可那哪行啊?在他们眼中,穿警服的永远是正确的,戴脚镣的永远是罪犯。
   
     迎面出现一面铁栅栏墙,封死了楼道,后面有警察把守。旁边一个小桌,我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起来!蹲那儿!”队长喝道。
   
     我咬咬牙,艰难地靠墙坐到了地上。这一放松下来,才感觉到两个脚脖子肉皮生疼,都磨破了,脚后根筋、两个脚踝都在渗血。
   
     不好!我突然想到——这镣子要是那个“艾滋病”用过的可咋办?他趟镣子脚也得磨这样啊!4小时之内,这镣子上的艾滋病毒还能传染呢!
   
     冷汗滋出了一身。
   
     冷静,冷静。关键是“艾滋病”是不是趟的这副镣子——医务室地上就有这一副!太可怕了!
   
     要命的时候,管不了太多了。我取下桌上的酒精棉球瓶,抓起棉球就往脚腕伤口上擦,疼得我直咧嘴。
   
     “砰——”皮鞋斜着蹬在了我的锁骨上,一下把我顶在了墙上。
   
     “反了你!”队长骂道。
   
     “有个‘艾滋病’刚住的院,他用的这镣子有艾滋病毒!”
   
     “啊?!”队长吓得大叫一声,败出圈外。
   
     “这酒精能杀艾滋病毒?”
   
     他这一问,我心里也打鼓了,真担心酒精对艾滋病毒没多大杀伤力。
   
     “总比不擦强。”我干脆把酒精棉球往外倒,湿乎乎地猛抹,疼得直咬牙。
   
     队长好象想起来什么,问我:“你认得这个镣子?这就是那‘艾滋病’用的?”
   
     “像!”
   
     “那‘艾滋病’又回你们号儿了?”
   
     “住院了,是不是就在这儿?”
   
     “真他妈蠢!住院镣子不摘!”
   
     “啊?”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象泄了气的气球一样。这场大惊小怪!我勉强地耸耸肩,就弯腰捂肚子了。
   
     一个男大夫来看了一下,就给我登记住院了。
   
     进了一道铁门儿,是一个横向的走廊,对面的二道铁门开了,一个小瘦子在里边儿接我。他穿着背心大裤衩,皮笑肉不笑。我赶忙问候这位老大,他姓纪,是这儿唯一的劳动号儿。
   
     我被关进了一个病房,屋里四张床,三个病犯。一个黑人躺着输液,一个病犯在看报纸,还有一个盘腿打坐——鸠形鹄面,奇瘦无比,眼窝深陷,就象非洲快要饿死的难民,身上几乎没肉了,鼻子里插着一根橡胶管儿,管儿的一头盘在耳朵上——我知道这是鼻饲管,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的——绝食?他睁开眼,对我当胸合十,那安然的眼神好象似曾相识——那一瞬间,我眼泪差点儿流下来。
   
     纪哥提来一张小折叠床,支到了前面两床之间。我铺好床,换上病号服。他又拎来一副脚镣,拴锁在床尾,再和我的脚链锁在一起,我就被链在床上了。他又拎来一个小白塑料桶放在床尾,小便专用。
   
     我强撑着跟周围病犯打招呼。斜对面11床的犯人姓阎,是四区的一个牢头;左手9床的黑人叫Jim,苏丹人,懂英语,几乎不懂汉语;右手10床这位姓周,又是冤进来的法轮功,绝食绝水两个多月了。他眼珠子都黄了,上下嘴唇都翻起了干皮,就象干裂翘起的泥片儿,腿只有我胳膊粗。
   
     我太难受了,昨儿折腾了一晚上都没怎么睡,今天又折腾一上午。盼着大夫也不来,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沉睡中,忽然有人揪我的胳膊,我一睁眼——“喀嚓”一声,明晃晃的手铐铐住了我的左腕,吓得我一激灵,“喀嚓”一下,另一个手环铐被铐在了床头。
   
     纪哥又去别的病床,挨个把病犯单手铐在床头,那些手铐平时就在床头锁着。天很黑了,要睡觉了?难道睡觉都得铐着?
   
     见他铐完人要走,我叫住他,“纪哥,我实在受不了了,帮忙叫一下大夫行吗?”
   
     “你刚来,药、饭都是第二天才给,”纪哥说着又要走。
   
     “我都快脱水了,纪哥……”
   
     “谁不扛着啊?就你特殊?让我挨骂去?”
   
     “那你叫一下队长吧,我是美国人,要这样,我要向美国大使抗议了。”
   
     我这杀手锏还真灵,他悻悻地找大夫了。
   
     一个值班的女大夫姗姗而来,“听说你是美国人?”说着她礼貌地摘下了大口罩。
   
     啊?!这不是我教过的那个美女大夫吗?!我对她印象深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而是当年滨河医院用我们的组织配型[1]试剂盒的时候,她老说不好使,我只好到这儿来手把手地培训她——她连PCR操作的基本常识都没有,我从零开始教,费老了劲,才把她带出来。
   
     就怕在这儿遇见熟人!如果我案子没把握,见了熟人还有希望给捎个信儿什么的;可现在我这案子是肯定没事儿了,这儿要见了熟人,只能使我丢了客户——怎么解释也白搭,谁还会再信任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要传扬出去,弄不好我整个北京的市场都受影响了。
   
     我呆呆地盯着她,张嘴又不知说啥好,无限尴尬。
   
     她脸红了,又把口罩戴上,一语双关地问道:“什么毛病啊你?”
   
     太好了!她没认出我来!看来我这副尊容——蓬头垢面,胡子满脸,成了上好的伪装!我立刻说:“痢疾……颈椎增生……关节炎……全身乏力。”
   
     大夫飘然而去,护士姗姗而来。输上液,我又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纪哥拨拉我,“醒醒!都回血了!”
   
     我睁眼一看,液已经完了,输液管儿里有一长段血。纪哥过来给我拔了针,没按一秒钟就放了手。血马上从针眼儿流了出来,我赶紧把右手凑到床头,用铐在那儿的左手按住针眼。
   
     “纪哥,我要小茅。”
   
     “小啊你!”纪哥一脚把塑料桶从我床尾踢到了床头,抄起输液架就走。
   
     “纪哥,我这铐着怎么小茅啊?”我实在有点儿忍耐不住了。
   
     “翻身得解放。”纪哥说完出了门。
   
     我琢磨了半天,右手捞起尿桶,拧开盖儿,左手把铐子滑到床头中间,翻过身在床上艰难地方便——这就叫“翻身得解放”。
   
     [1] 组织配型:器官移植中,检测器官提供者和器官接受者双方白细胞抗原的匹配程度,匹配程度越高,移植后的免疫排斥越低。
   
   
   
   
   
   
   
   金镶玉玺
   
   
   
     第二天一早,纪哥把我们解下来,两人一组,趟着脚镣去洗漱。小周给我找出件大背心,教我撕了做“镣托儿”[1] ,有了这个就不磨脚腕了。再用布带子把镣链系在小腿根,挪起碎步来确也利索。
   
     小周扫地,我擦桌子,小阎负责擦地和隔壁的卫生。纪哥这个劳动号儿成了大爷,该他照顾的病犯,反而成了他役使的奴隶——鲜明的中国特色。
   
     小周抓紧干完活,利用一点点自由,站着练功了。纪哥也不理他,忙活完了,最后才把他锁到床上。
   
     这儿的饭是“人间”的病号儿饭,可惜我还是不能吃,小周依然绝食,小阎和Jim各吃了两份,大饱口福。
   
     小阎跟我说:这儿是七处最舒服的地方,虽然得戴脚镣,但是每天能吃上人饭,能见到阳光,能见到美眉,能睡上自己的床,他都“乐不思蜀”了。
   
     纪哥白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盯着大家输液,叫护士换液。跟纪哥聊了一会儿,也就混熟了。他是北京所有平民犯人里最柳儿的,十年的刑期,能留在七处服刑,还能混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可不是一般的门路。七处一般只收留总刑三年以下的犯人服刑,在这儿服刑,减刑幅度最大的,所以有门路的短刑犯人都往这儿挤。
   
     中午吃饭的时候,护士推着小车进来给小周做鼻饲,把一瓶烫手的营养液吊上架子凉着,推着另两瓶营养液出去了。
   
     我问纪哥:“象他们绝食的就这么着了?”
   
     纪哥一撇嘴,“你以为跟你们美国似的,一绝食政府吓得够呛?没那事儿,共产党不怕这套!七处绝食的法轮功,都在医务室就地给灌,五个犯人把你往地上一按,就插管儿灌!那犯人插胃管儿都成老手了!绝食时间太长的,看着实在不行的才送这儿输液来呢!输几天,缓过来了,赶紧送劳教所,要么就踹分局判大刑去。
   
     “有俩女的真有意思,在那屋,我三天两头给她们上背铐,输了几天液,活过来了就劳教了。没一个月,又让劳教所给送回来了!”
   
     “这儿还管劳教所啊?”
   
     “劳教所病房在里边儿。”纪哥往身后一指。
   
     那护士推门进来了,“说的什么呀?这么热闹。”
   
     “李姐,说这帮轮儿呢,去年把咱可累坏了。”
   
     李护士一笑:“嗨,老江没事找事儿!”
   
     纪哥边吃边说:“老美,现在清闲多了!去年,多少法轮功绝食?那边女号儿满了,这边儿男号儿一屋俩。一到吃饭,我跟走马灯儿似的,灌了一个又一个,灌完牛奶灌热水,比饲养员还忙!”
   
     李护士摸了摸输液瓶,还是热,索性取下来,摩挲着用手降温。她问小周:“挺得住吗?别扛了,农村的念出个大学生多不容易!跟共产党较劲,有啥用啊?”
   
     她说着挂上了瓶子,往小周的鼻饲管里灌了半瓶奶,又灌了小半瓶生理盐水,这就是小周的饮食了,怨不得他瘦成这样。
   
     小周做完鼻饲就精神了,拧了拧镣环,双腿盘了个“五心向天”,开始跟我聊天儿。插着胃管儿时间一长,看来他也适应了,就是声音有点儿哑。
   
     小阎这是第二次来北京为法轮功上访了。他上次来北京,回去被拘了一个月,他父亲的退休金被扣了半年,连盯他的派出所警察也被“株连”,那警察说:千万别去北京,实在要去,别报名儿,不然警察还得仨月没奖金。这回他再来北京就不报名儿了。我们只知道他姓周,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了。
   
     我们劝他放弃这种无谓的抗争,他看我们都唱反调儿,就讲了个玉玺的故事:
   
     东周春秋的时候,楚国有个人叫卞和,有一天他看见一只传说中的凤凰落在了一块大石头上,叫了几声飞走了。古语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他就背着那块石头献给了楚厉王。
   
     楚厉王以为卞和戏弄自己,就砍了他的左脚。后来楚武王篡位,卞和又拄着拐杖,背着那块石头献宝。楚武王一怒之下,又砍了他的右脚。50年后,楚文王即位,卞和已是耄耋之年了,想再献宝,可是没了双脚。他放声大哭三天三夜,双眼喋血。楚文王听说以后,派人去问冤。卞和说他为没人识宝而哭。楚文王命人剖开石头,这才发现里边是一大块美玉。后人为了纪念卞和,把这块玉雕琢成形,取名‘和氏璧’,成了楚国400多年的国宝。后来和氏璧到了秦始皇手里,又经雕琢,刻上八个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用做玉玺[2] ,成了中华的传国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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