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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大屠杀幸存者周群自述


   
   
   
   幸存者自述

   2015-05-18 周群口述 炎黄春秋
   
   幸存者自述
   
   周 群 口述  陈秉安 整理
   
   我的父母弟妹
   
    我叫周群,今年79岁。祖父是道县兴桥人,是普通农民,有十几亩田,省吃俭用送我父亲上学。父亲周谟,抗日时期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上前线抗日。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宪兵科当科长。
   
    我193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1949年,我已经13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要打过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了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要渡江了,政府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母亲说:“往哪儿跑啊?”父亲说:“还能去哪里呢?去台湾的船票就是10根金条也换不上一张。只有回老家道县。”这样,我们一家辗转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县,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解放军过了长江后,战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听说湖南省省长程潜和平起义了,接着,湘南行署主任欧冠也准备和平起义。他与父亲在南京有一面之交,为了拉更多的“和平力量”,把我父亲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949年11月5日,欧冠通电起义,这样,我的父亲便作为“起义人员”,受到礼遇。11月15日,解放军进入道县县城,父亲还摇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道县人民政府举行“共商道县和平建设”会议,把我父亲请去参加。
   
    谁知事情说变就变。有一天,父亲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训。我们都很紧张,他都起义啦,怎么还要找他呢?不久父亲就从衡山来信,说每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错事。他在信中说:“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1952年5月2日,我正在道县的省立七师读书,早上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去参加全县的“宣判大会”。猛然,我看见父亲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久就听见审判员宣判了他和另外5个人死刑!
   
    父亲被押着从台上推下来,台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样,分开两道,高喊口号:“镇压反革命!”父亲的眼光还在人群中扫着:显然,他是在找亲人。可是我让人群隔得那么远,可怜的父亲怎能看见我呢?不久,就听见远远传来的枪声。
   
    父亲死了之后,母亲手不能提,肩不能扛,4个弟妹,加我5张口吃饭,怎么养活?父亲是被枪毙的,按公安条例,母亲和我们姐弟都成了“杀关管亲属”,亲戚都怕惹祸上身,看见我们都绕着道走。晚上,弟妹们睡了,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前发愣,窗下就是潇水河,我真害怕她轻生。母亲满脸泪水,摇头说:“我不会的,我一看到床上躺着的你们,就不会死了,没有我,你们怎么活?”不久,又传来消息,说我上中学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组织”被抓了。弟弟与同班“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个篮球队,他们常用纸条通知在哪里练球,在哪里比赛,而且总是用文言文,他们穿的背心上印有一个蓝色的队徽。就说那是国民党党徽,他们串联纸条上写的是“暗语”。大弟弟周元正就这样被无辜判了20年刑,一直到70年代才出来。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诺诺,见谁都害怕的小老头。
   第一次婚姻
   
    这时我中师毕业,总算能挣钱,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了。我找到县教育科,请求安排工作。那时候农村缺教师,教育科开恩,答应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艰苦的洪塘营。那是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瑶族山区,学校几乎与世隔绝。让一个17岁的女孩子进到深山教书,同发配边疆差不多。我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这样的人,能给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错了。
   
    在偏僻的瑶山中,我碰上了第一个丈夫蒋汉镇。他高大、英俊,很有文体才华。在道县一中,打球、演戏都很出名,我在舞台见过他,很有好感。蒋汉镇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在淮海战死的。本来,他已被选拔到部队文工团了,因为家庭问题被打下来,也分配到偏僻的瑶山中教书。
   
    塘营小学老师不多,有些在当地有家。一到放学后,学校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在与世隔绝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我们很快就恋爱了。
   
    我对谈恋爱有种隐隐的负罪感,父亲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贪图享乐呢?蒋汉镇就开导我,人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阴影里,应该抬起头来生活。我们都年轻,党指引的未来是光明的。1959年,我与蒋汉镇结婚。1960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流行小说《林海雪原》,我们便给第一个男孩取名林海。1962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孩,叫雪原。1964年,生下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取名林松。为什么取名林松?我知道苏联莫斯科大学的门前,有两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产主义的故乡,如果我去不了,愿我的儿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学!
   
    那一段时间,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还没搞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来。我和汉镇还经常在学区大会上讲公开课,每年都被评为“优秀人民教师”,发一支钢笔、领一张奖状什么的,心里很满足,对党对毛主席很热爱。1965年全国搞“四清”,情况就变了。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的时候都不到18岁,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辈有问题,也不是我们的罪,没想到运动会搞我们。1965年下半年,洪塘营学区100多名教师被召到区里集中学习文件,搞“自我革命”,就是向党交心。每个人回顾检查自己,把“辜负了党”的事情说出来,“与昨天一刀两断”。为了让教师们大胆交代问题,党支部书记宣布:“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骗我们的。
   
    那时汉镇在学校管了一点伙食账,除了交代自己对学生不够耐心外,还把账本交给领导,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问题。我则把读师范时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领导。没想到,交心的第三天,学区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地主分子蒋汉镇还在吸血”,“奇文共欣赏: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周群反动日记摘抄”。很快,全学区掀起了一场批判我们夫妻的风暴。汉镇记的“油盐柴米”账,被说成是“变天账”,我用铅笔抄写毛主席语录,被说成“对伟大领袖不恭”。我日记本上抄的名诗、名句,被说成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盼望帝修反回来”。我们两口子被押到台上,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动思想”。在我俩被清退出学校时,我曾问蒋汉镇:“我们这些人不合适,清退便算了。干吗还要开那么多会,批判、斗争、污辱我们呢?”汉镇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光把我们清退怎么够呢?要批判我们,教育其他人啊!”
   
   1965年12月,我们两口子被学区清退回蒋汉镇的老家,瑶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小路窝村。我还记得那是个凄冷的早晨,蒋汉镇挑着一担行李,我一手挽着装杂物的篮子,一手牵着雪原。林海背着林松,当我们一家人走出校门时,没有一个人来送。
   
   回到老家,蒋汉镇家原来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们借别人的一间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从瓦缝里都能看见光,一下雨,到处都漏。我们就拿稻草把房顶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杂物清理了一番,勉强住了下来。村里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粮,当然不欢迎我们,时时要看人的脸色。好在按规定,还能吃一年的国家粮,发了一点安家费。所以一开始生活还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1967年“双抢”大忙季节。我们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为了表现好,让妻子儿女少受歧视,细皮嫩肉的汉镇打着赤膊,在火热的日头下踩打谷机。我也挽起裤子,下田学割禾;3个孩子,5岁的雪原,到田里拾谷穗;7岁的林海看了队里的几头牛,再牵上小弟弟林松。我们就像牛,低着头,俯首贴耳,听凭改造。汉镇总是安慰我:“我们是运动中出来的,照共产党的政策,运动结束后,就会纠偏,那时,我们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们没等到这一天。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我们非但没能回去,一家5口,只留下我一个!
   
   1967年8月,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1967年8月26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3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里面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3个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钎。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3个孩子,可怜3个无辜的孩子,吓得像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3个孩子都被丢进了天坑。这真是个“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25个人!
   
    老天有眼,一开始,我们全家5人丢下去后,都没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汉镇先昏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这时候,汉镇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经疯了。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倒下,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也许是我觉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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