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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之长,乃是邓小平之短。邓小平既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能力,也没有周恩来那种说服他人的能力。当年周恩来面对汹涌的红卫兵,有本事说服他们散开。而邓小平面对成群结队的学生,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更为严重的是,学生运动触动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伤害的神经,勾起了他对红卫兵的回忆,从而变得难以平静,无以自控。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敌意,与其说是政治立场所致,不如说是心理创伤的缘故。因为并不是所有具有邓小平那样的政治立场的共产党人,都对“六四”学潮抱有敌意。理解和同情可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须知,共产党当年闹革命,乃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本身,就是学潮。
   面对学潮和安邦治国,颇有不同。平息学潮是不可能摸着石子过河的,除了话语能力,还得有文化头脑。两军交战,不需要文化,能打仗就行。然而,面对手无寸铁却又群情激愤的学生,让枪杆子说话,非但丧失了理智,显得没有文化,而且还表明了自身的虚弱。对于邓小平来说,“六四”这一天的份量,不下于他十年的努力。假设这一天能够成功度过,他的十年努力会获得加倍的效应。可是,想要在这一天获得成功,必须以不开枪为前提。因为一开枪就意味着失败。
   邓小平所置身的那个无形的悖论,在这一天里被具体化了。学潮必须制止,但制止又不能开枪。学潮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的话语。批判的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判来解决。行事一向果断,决断一向大胆的邓小平,那天不敢走到广场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退学潮。非常的事件,总是需要非常的能力。许多年以后,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里有个场面,似乎是有关1989年的充满善意的一个假设。假设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一个政治领袖如何凭借演说,说退一场风潮,避免了巨大惨案的发生。
   在邓小平的同辈领袖当中,这可能是周恩来能够做到的奇迹。在那样的关键时刻,也确实非常需要周恩来式的政治领袖。就算没有周恩来那样的能力,哪怕有点周恩来那样的责任心也行。邓小平没有那样的能力,却以另一种方式承担了责任。这一天过去之后,邓小平以慰问军队的方式,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担当。这又是邓小平很不周恩来的地方。
   曾经有人回忆,周恩来在东南亚一个国家参观一个工厂、接到厂方赠送的礼物时,首先注意到的不是礼物,而制造产品的童工。于是,他没有向厂方道谢,而是把礼物送给童工,向童工表示自己的谢意。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周恩来总是能够看到真正应该慰问的人。
   “六四”学潮被平息后,邓小平的眼睛里只有开枪的军队,根本而看不到无辜的民众。假如说,学潮触动了邓小平的心理创伤只是一个猜测,那么邓小平的慰问军队则证实了这个猜测。商周之交的周武王打进朝歌之后,首先想到慰问的,非但不是自己的军队,而且还是敌方的大臣。一场风潮过后,最要紧的是如何向民众作个交代。就算不去慰问无辜的死难家属,也得给民众一个说法,表明自己实在是迫不得已。有无话语能力是天生的,无法强求;但愿意不愿意体恤民众,却关系到慈悲心的有无,也关系到开枪的动机所在。“六四”这一天,邓小平向历史交了一个血案。“六四”之后,邓小平又向民众交了白卷。且不说十年改革所树立的形象,被如何毁于一旦;更为悲剧的是,由于没有慰问民众而留下的阴影,又成为以后的继承者们一个十分沉重的历史负担。
   邓小平的这一天,后人是无法辩护的。不管邓小平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如何巨大的变化,这一天的阴影将始终伴随着他。那条龙最终没能从二维平面挣扎到三维空间里。那条龙被钉死在了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空间的演化道路上。时间由此停格。邓小平以后的政治体制,将长期停留在他所开拓的格局里。相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政治改革取得的唯一进展,不过退休而已。那一天,是短暂的,却比十年的时间更为沉重,也更为长久。即使将来的人们忘记了那十年,也不会忘记那一天。
   胡耀邦的天真所误
   平心而论,邓小平并非“六四”这一天的唯一制造者。邓氏改革碰到如此一个劫难,也不完全就是邓小平之过。假如胡耀邦不那么天真,假如赵紫阳又不过于聪明,那么邓氏改革也许不会陷入两难的困境。改革的设计再出色,也得有娴熟的政治操作来执行。戊戌变法的时候,李鸿章在政治上并非不赞同变法,但他看出康有为等人在政治上的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好没事人一般地抽身走开了。因为李鸿章明白,且不说光绪的能力如何,就算光绪具有康熙那样的本事,也会断送在康有为式的乌托邦狂热里。
   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对于他所从事的改革,确实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想法。其切实可行之处在于,该冒险的时候就冒险,该稳重的时候就稳重。政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真的成了一门艺术。就政治是一门艺术而言,胡耀邦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艺术家。他的天真,将政治改革弄巧成拙。
   天真之于艺术家是必备的,但天真之于政治家,却是一个致命伤。当邓小平在私底下将设计好的退休计划透露给胡耀邦时,天真的胡耀邦竟然丝毫没有掂出其份量。邓小平告诉胡耀邦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胡耀邦把这么重大的一个政治步骤,当作了如同上班告假那样的家常小事,随随便便地捅了出去。心直口快,跟人相处是讨人喜爱的,但从政却会误事。当了总书记的胡耀邦,其心态依然停留于当年儿童团时的红小鬼。如此赤子之心,对于充满风险的政治改革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只做不说。邓小平把一个绝对不能言说更不可谈论的秘密,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只消老练一些,就应该明白此事一旦说出去,就有可能做不成。当然了,假如按照西方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胡耀邦如此率真,并没什么过错。假如参照苏联东欧后来发生的巨变,邓小平的决定退休,又好像算不上是政治改革的大手笔。但邓小平面对的是中国的历史,而胡耀邦所置身的也是中国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相对于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还是从以后的历史进展来看,邓小平跨出这一步,都是一种极限意义上的努力。
   绝不退休,这不仅是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也是毛泽东的革命遗产。革命者的使命就是革命到底,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这是一种不成文的权力原则,也是一种毋须赘言的革命品质。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可能也悟不出退休对于废除终生制和家长制具有多么至关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长于务实的政治家,邓小平在中国式的政治改革进程上的把握,是相当到位的,分寸拿捏得相当准确。对于商业文明是个什么样的文化空间,邓小平也许是陌生的;但对于如何从专制传统的历史阴影里走出来,邓小平却十分清楚。邓小平的短处在于,他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能力,把他想做的事情头头是道地讲说出来。邓小平的话语能力甚至还不如能够写出一本《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既然无法以言语服众,剩下的选择只能是作而不述。
   事实上,能够做到一步一步的退休,对于专制的传统已经是很大的动摇了。既然最高权力可以退休,那么任何权力都是可以退休的。一个执政党的所有权力阶层都可以退休,那么整个党就会在独裁的阴影底下逐步摆脱出来。由此,民主的政治协商制度,将在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内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能够做到的政治改革,也是他能够作出的最大努力。
   胡耀邦没有掂出这一步的份量,也不知道这一步虽小犹大。表面上看,小得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不过退休罢了;实质上却大得前途无限,并且进退自如。进,可以在执政党内实现民主;退,足以表明自己并没有背叛所隶属的革命政党。或者说,进,可以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退,又保持了该党的继续执政。邓小平以此恰如其分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过多的要求,不仅不可能急于求成,而且还可能因此欲速而不达。
   邓小平说不出多少道理,但他心中明白,无论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是思维习惯、文化心理,都没有达到商业文明和相应的民主政治所必备的程度。古代中国的专制帝王,由于没有民主社会的参照,不知道自己是专制者。可是,现代中国的专制者,却全都是从反对专制开始,从要求民主开始,最后演变成了新一轮的专制者。就此而言,邓小平的不愿跟人谈论民主,自有他一番道理。君不见,当年反对邓小平专制的所谓民主斗士,如何早已专制得不成样子;就连说话的语气和眼神,都充满了专制的霸气。
   正是由于专制传统的根深蒂固,当邓小平把他的退休计划告诉胡耀邦时,同时也意味着给了他一张政治改革的时间表。按照这张时间表,政治改革的步骤不是激进的,而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不是急风暴雨的,而是和风细雨的。显然,这张时间表不太符合胡耀邦的个性,但符合中国政治的环境,符合中国历史的进程。政治改革不以政治家的个性为转移,而是以具体实施的可行性为准则。要论个性,邓小平比胡耀邦不知强多少。但与胡耀邦不同的是,邓小平懂得什么叫做政治,什么叫做改革。胡耀邦却不懂政治,因此对于什么叫做政治改革,也就不甚了了。
   从历史的责任上说,胡耀邦的失言,是不可原谅的,不管其中包含着如何难能可贵的赤子之心。假如把中国的专制传统比作一只猛虎,那么邓小平的做法是悄悄地从这只猛虎身边退出去。但由于胡耀邦的大叫大嚷,结果却把此虎给惊醒了。此虎一醒,首先咬死的就是把它叫醒的人。
   中国的专制传统,绝不仅仅限于政治体制,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专制病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专制的带菌者。专制的猛虎,蛰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尤其是蛰伏在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深处。此虎随时随地都可能醒过来,咬死每一个想要终结专制的改革者。一百多年的中国晚近历史表明,反对专制的人们,一旦成功,会比他们所反对的专制者更加专制。专制和民主,在西方是可以通过讨论弄明白的,但在中国却会越说越离谱。唯有把事情做成了,专制和民主才有了不可更改的区别。就像在邓小平实现了退休制以后,最高权力者不想退休也不可能了。胡耀邦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先把秘密透露了出去,不说是出卖,起码也是严重的失责。后来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怀念胡耀邦的美德,却不知这个天真的总书记犯有多么严重的失误。为人和为政,有时是相背离的。胡耀邦的为人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的为政却实在令人无法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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