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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汪立誓沉默(连载23)

一位藏族革命家 (连载23)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著
    黄潇潇 译
    香港大學出版社

   
   四部分, 监禁
   
    第二十二章,立誓沉默
   
   1969年,被捕九年之后的一天,我被带去审讯室,一位官员说:「这 么多年了,你一直问你被关进这所监狱的原因,今天你就会知道答案。」 我在监狱里呆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已经不相信他们的话,我觉 得这一定又是某种诡计,另一次打击我意志的尝试。我疯狂地在脑中思 索着,不知道这回他们又要告诉我什么谎言,他们在玩什么把戏?我当 时脑子里千头万绪,以至于不得不强迫自己专心听那位官员将要告诉我
   的事情,我想准确地听到他即将说的话。 接下来听到的事情让我既震惊又愤怒。「 1955年,」他说,「达赖喇嘛
   在北京期间,开了一次很重要的黑会(即罪恶或秘密的会议),你也参加 了,这就是你被捕并且被送到这所监狱的原因,请告诉我们关于那次会 议的事情。」
   尽管我以为已经为他们可能对我讲的一切话都做好了准备,但这指 控仍让我愕然。这真是荒谬绝伦,根本没有这样的会议,这整件事十足 的愚蠢程度让我很想大声叫出来,我努力控制自己,这样我才能回应他。
   「今天,」我尽可能平静地说,「你已经明确告诉了我指控我的罪名, 我会给你一个同样明确的答复。不过,首先,请允许我问一两个问题, 先把事实弄清楚。你也知道,达赖喇嘛不是一个人来北京的,与他同 来的还有西藏政府的其他官员,达赖喇嘛从来没有完全一个人的时候, 所以他和我两个人不可能开这样的秘密会议,一定有其他人参与,对不 对?」
   「对,」他说,「其他人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索康参加了吗?」
   「是的,会上有他。」
   「那阿沛呢?」我问。
   「他也出席了。」 「那达赖喇嘛的大管家帕拉、噶伦柳霞以及其他西藏官员呢?」 「他们都参加了同一次会议。」
   「还有谁参加了?」 「天宝,」他答道,「还有黄正清(甘肃的阿爸阿洛)。」
   我停顿了一下,想着现在我可以轻易地驳斥他们的指控了。「你们终 于把我在监狱里呆了九年的真正原因告诉我了,我很高兴能听到这个罪 名,因为它很容易就能被驳倒。这指控完全没有事实依据,这场谋划反 革命行动的秘密『黑会』根本没有发生过。你们掌握着一切权力,你们可 以杀死我,或者对我做任何事情,但先让我告诉你这指控是多么荒唐可 笑。
   「首先,达赖喇嘛来北京时,西藏工委的徐淡庐日日夜夜陪着他,每 天向张经武作书面报告,张经武看完后再送给中央政府。所以,不管是 我还是其他藏人,要跟达赖喇嘛开一次秘密『黑会』而不被中央政府知道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其次,假设这次会议的确存在,那为什么我被关进了监狱,而其他 同样参加了的人却在当着高官?我不知道黄正清目前在哪里,因为我没 有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但你刚刚说参加了会议的那些人中,阿沛现 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天宝是中共中央委员、四川省革命委员 会副主任(主任为张国华)。如果你说我们都参加了的会议是个黑会,那 为什么同样参加了的阿沛和天宝获得升迁,而我却被关进牢里?而且为 什么事隔十四年后才提起这件事?
   「所以,全部有关这次黑会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根本没开过这样的 会,要查证起来也很容易,去问阿沛和天宝就知道了。」
   我在讲这些话时,突然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在审讯我的多年中, 他们一直关注的是我在1949年以前的活动,那时西藏共产党正在反抗刘 文辉和国民党,在他们的统治下为藏人争取自由。那些歌词、游击战计
   
   
   划等等,都来自于这一时期。这段时期没有任何问题,我承认我们当时 正试图推翻他们,但我坚持认为我这样做是正当的,正如中国共产党反 对国民党也是正当的一样,这些不是反革命活动,而是革命活动。而 且,虽然他们可能不喜欢歌词中说我们要追求西藏独立那一段,但这些 都跟我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的活动和思想毫无关系。在中国成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我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以后,他们找不出任何 可以指控我的罪名。我现在意识到,通过捏造我曾于1955年参加达赖喇 嘛的秘密会议这个荒唐的罪名,他们正试图让我供认,我在1956年开始 的康区藏人骚乱中扮演了重要的煽动角色。(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在审讯 小组向上级报告说没有找到我在1949年以后犯过任何错误的证据时,上 面要求他们继续调查,一定要找到些什么,而「黑会」就是他们这样做的 尝试。)
   这简直就是荒唐透顶。突然得知把我关在监狱里折磨了九年的原 因,竟是一个毫无根据的罪名,这几乎让我无法忍受,这行为既罪恶又 残忍,他们就这样白白地摧毁了我的生活,我决定再也不能容忍这一 切了。
   「新中国于1949年成立以后,」我尽量平静地说,「我的一切行为都 遵照中共中央的政策而行,我不仅没有说过一句反对的话,而且还为中 央政府成功解放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指控非常荒唐,也很容易被反 驳,我想连你们都很清楚。所以,这一切都只是个骗局,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跟你们讲任何话了。」接着我以康巴人的方式起誓。「要把我怎 么样都随便你们,我无法阻止,」我愤怒地说,「但从今以后,我若再跟 你们讲一个字,我就不是个男人。」
   我在审讯笔录上签了字,连看都没看。我故意把指印按得满纸都 是,以强调我讲过的话。我真的不在乎他们会对我做什么了,我现在明 白我无力改变他们的疯狂想法,他们对事实根本就不感兴趣,但我起码 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我发誓从那一刻起就要这么做,我再也不会参与 到这个骗局中来。他们面面相觑,惊愕万分,随后叫人把我带回牢房。
   
   
   那天以后,他们又把我带去审讯室很多次,但我始终拒绝讲一个 字。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用尽各种方法逼我开口,但都一无用处。不 管他们做什么,我都只是摇头,什么都不说。他们会瞪着我,而我也会 瞪着他们。
   最终他们放弃了尝试,也不再到我牢房中来,我感觉自己赢得了一 场胜利,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现在断绝了一切人际互动,我觉 得我的希望也随之断绝。由于我不再跟人讲话,就不可能有丝毫机会说 服那些折磨我的人相信我的清白。而且我现在还得适应比单独囚禁还要 糟糕的事:完全沉默。我在监狱中的经验已经告诉我,沉默和隔离会影 响我的精神健全。为了把握对现实的理解,我更加专心地研究辩证法和 逻辑学。我认为毛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发起这场疯狂的、极具 破坏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因为他们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辩证 法和逻辑学,所以我专注于研究变化的规律。我反复阅读黑格尔等人的 著作。几小时变成几天,几天变成几个月,最终我花了多年时间思考这 些规律运作的方式,以及如何将我的想法用符号和示意图表达出来。我 画过几千个草图和示意表,但对这些结果都不满意。接着有一天,在我 尝试了四年以后,我突然把一张纸折起来,从折叠后的线条中看到一幅 示意图,我将它画下来,借其帮助理解了我多年尝试着理解的一些概念 间的关系。
   在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以后,我太兴奋了,失控地放声大笑起 来。听到声响后,看守以为我要么在制造麻烦,要么就是已经疯了,他 们冲进牢房中给我戴上手铐,一连十四个小时都没摘下来。(手铐非常 紧,在我手腕上留下很深的伤痕,几年之后才消失。)在那次情绪失控以 后,他们又不管我了。然后,1975年的一天(入狱后第十五年),几位官 员到我牢房中来,说我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他们把我从监狱带到一间 医院,有精神问题的囚犯都在这里接受治疗。
   他们或许是对的,我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的确有些精神不正常。出狱 之后,我从书上读到,单独囚禁最初是英国人使用的方法。后来,人们
   
   发现把犯人单独囚禁数月以上就可能让他们疯掉,所以很多国家的法庭 都禁止使用这种手段。在那些国家里,监狱仍可以将单独囚禁作为一种 惩罚方式,但一次不能超过几天。我还读到其他人坐牢时的故事:尼赫 鲁、甘地和曼德拉分别在狱中呆了二十年以上,但是,除曼德拉以外, 其他人都不是一次坐上二十年牢的。他们被抓起来关上四、五年,然后 获释,后来又被逮捕,再关个四、五年。此外,他们可以阅读,也能跟 其他犯人谈话。例如说,曼德拉的二十六年监禁生活在一座岛上度过, 他在那里和其他人一起打石头,彼此可以交谈。我则是一个人被关在一 间狭小的牢房中,不能与任何人讲话,而且最终还被自己的沉默誓言所 约束。
   在狱中记录时间是件难事,在精神病医院做这件事就更难了。日子 连成模糊一片,每一天和下一天都没什么区别。然后,有一天,一位公 安局的官员来到我房间,他问我想不想我的孩子,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 以见到他们。我非常想念他们,但我不信任他,所以只是以一个模棱两 可的手势作出回应。但是第二天,他们真的把我的孩子带到医院来,甚 至让我们讲了二、三十分钟的话。
   我已经六年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话了。我有十五年没有看到我的孩 子,一开始,我几乎认不出他们来,因为他们都已经长大了。一看到 我,他们就大哭起来,我也哭了。我发现要开口讲话很不容易,因为我 那么久都没有使用过声带或讲过一句话,我变得像个哑巴一样,而且止 不住地流口水。
   我弟弟图旺跟他们一起来的,同来的还有一个女孩,他们说她是一 个亲戚(她是我妻子哥哥的女儿,在我坐牢时成为我们的养女)。大家都 控制住情绪后,孩子们告诉我他们取得成功的故事,比如他们已经念完 高中和大学。这都是谎言。他们希望告诉我一些令人欣慰的事,因为他 们担心如果讲了他们的实际生活有多艰辛,我的病情就会加重。我弟弟 甚至没告诉我他自己坐牢的事。我问孩子他们的母亲在哪里,他们说她 去拉萨了。但他们对这个话题感到很不安,行为也很怪异,我当时就知
   
   立誓沉默 245 道他们没有讲实话。我出狱后得知,她早在我入狱之后的第九年,就已
   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在与戈尔斯坦的对话中,平汪的儿子彭京回忆第一次与父亲见面时的情
   景:
   有一天,公安局的人告诉我们,可以去看望父亲,但是他有精神问题,
   只会胡言乱语。这是自1960年父亲失踪之后,第一次有人告诉我们他仍然活 着,并且在羁押中。
   他在位于安定路上的安定门精神病医院里。进去后,你能看到各种精神 病患者。医院里从第一楼到第五楼的所有侧面走道都被堵住了,所以只能从 里面上到第五楼。到五楼后,首先看到一扇巨大的铁门。公安局的人打开那 扇门,带我们去见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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