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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汪入狱(连载21)

一位藏族革命家 (连载21)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著
    黄潇潇 译
    香港大學出版社

   
   四部分, 监禁
   
    第二十章,入獄
   1960年初,我被要求写一份详细的个人历史,从八岁时写起。我 已经写过许多个人简史了,但他们说,这次必须写得详细,因为这一份 将在正式的政治调查中使用。在我们的体制中,这是很不祥的预兆。而 且,自从通知我开始写作以后,他们就派人监视我外出。
   我写出的文件有二十多页长,其中1949年以前的部分写得没那么详 细,因为我担心我与苏共和印共的接触会造成误解。提到那一段时期的 地方,我将重点放在表面细节上,比如我去了哪里、说了什么,而尽可 能少谈我当时的想法。写到1949年以后,我感觉可以写得更详细些了, 比如说,我提到我跟西藏工委的领导保持着良好关系,我还说我跟范明 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因为我觉得他做的很多事情不符合党的指导思想。
   写完报告并呈交上去之后,我开始等待。两个月内没有任何回复, 当然,我不知道该如何诠释这种沉默。然后,在1960年8月的一天下午大 约六点,一个我认识的人到家里通知我晚上去所里开会,除此以外他什 么都没有解释。
   我到达以后,我的一位下属来迎接,让我惊讶的是,他的态度仿佛 是我的上级一般,我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妙,而我没等多久就知道了。他 开门见山地说,国家民委党组已经决定,从现在开始隔离我。「你的活动 范围只能在民族研究所内,」他说,「隔离立即生效,你不能回家了。」我 和两名党员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们是我的看守,会跟着我去任何 地方,包括厕所。
   我听到党组的决定以后,一时说不出话来。是的,在目前的反右运 动中,很多人被逮捕或者拘留。我从经验中知道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 任何人身上,比如我们所里的第三位领导人,最近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我们划为右派。但是,知道有可能会发生什么,跟亲耳听到这样的判决根 本是两码事,我从没想过这么极端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我的思 维刚恢复清晰,就想到了我的孩子。
   在我于1958年被要求留在北京以后,我的两个正在成都上幼儿园的 小儿子就被送来跟我同住。由于看起来我可能会在北京呆上一段时间, 所以我妻子紫莉娜把我大儿子也从拉萨送来了。接着,她还打算让自己 也调来北京,在申请工作调动一直拖延的情况下,她又把我们的女儿也 送到北京来。这是我的孩子们多年以来第一次相聚,但那是种很奇特、 复杂的情形。成都来的两个小男孩几乎不懂藏语,拉萨来的两个不懂中 文;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岳母一句中文都不会讲,而保姆却又不懂藏语, 我不得不为所有人当翻译,在我无助地被拘留在所里的第一天夜里,我 因担心他们而无法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尽可能早地向官员们讲述了我家的情况,恳求在看 守的陪同下,让我回家一趟,这样我就可以把钥匙给孩子,并且安排人 照顾他们。但他们拒绝了。于是我又问是否可以让我大儿子平康到所 里来,让我把钥匙交给他,告诉他怎么照顾弟弟妹妹。他们同意了,但 还是不准我在平康来时见他。通过一扇窗户,我只看到平康离开时的背 影,这将是十年以内我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我会被隔离,最终我请 一位所里的领导代我去请中央政府说明拘留我的理由。三天之后他告 诉我,国家民委党组在一次会议上决定,我曾参与重大国内国际政治事 件,却没有坦白道出这些事情。「现在,」他说,「你必须作出明确具体的 交代。」
   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些事件是什么,所以我立即写了一封简短 但措辞强烈的信,告诉他们我没有参与过任何「国内国际事件」。我说我 已经充分说明了过去所做的一切;再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因此,」我 总结道,「如果有『国内国际事件』是我之前没有告诉你们的,我对此负 有全部责任,但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在那当下,我感觉很轻松。
   
   
   我以为他们读到我的信之后就会展开调查,在发现对我的指控毫无根据 后,就会结束对我的隔离。
   两周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我很困惑,开始变得消沉。我可以跟 所里派来监视我的人讲话,但我常常没有聊天的心情。有一天,其他看 守去上厕所以后,房间里就只剩下我和于光(音译),他是所里的汉族工 作人员,从前是西北局的革命干部。他问我在向党报告自己的经历时, 有没有讲过跟其他领导的分歧或不愉快,我说我有。他叫我解释一下, 我就说我曾对汪锋提起过,范明在西藏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且他的 行动与中央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
   「你犯大错了,」他说。
   「怎么说?」我问。 「范明是汪锋在西北局的得力干将,你这错误可大了,」他又强调了
   一次,边说边摇头。 现在真相大白。虽然面对面时汪锋总是满脸笑容,对我很友好,但
   背地里,他和范明却在陷害打压我。我很气自己从前的天真,但现在要 补救已经太迟了,我明显已经处于困境之中。不过,我并不觉得目前的 情形毫无希望可言,我知道我没有犯任何错误,所以相信自己能逐渐说 服领导人,使他们明白这个决定做错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国家民 委向中央政府做报告时,报告中说我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对我进行 隔离调查,毛泽东亲自读过报告,并在定稿中批道「此事应彻底调查」, 就算我有天大的问题,他们也应尽全力争取我。(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我 的「罪行」有这么严重。)
   我被拘留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只准在上厕所时离开。每次去厕 所时,我都会经过一扇总是禁闭的门,我以为里面一定也住着人。有一 天我经过时,那扇门正好半开着,我看到四、五个人,没一个是我们所 的。当他们发现我能看到他们时,赶紧把门关上了。他们看我的方式 很怪异,我怀疑他们是公安局的。那天晚些时候,我到窗口吐痰时看到 两个人站在外面,仿佛是为防止我逃跑一样,当下我突然意识到,我不
   
   
   是个普通的被「隔离」者,我的情况比我想象的严重多了,这令人非常 沮丧。我想向他们解释这一切都错得很离谱,他们正犯着一个严重的错 误,但却没有人可以讲。
   8月31日那天,六个人突然进入我房间给我戴上手铐,然后给我看一 份由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签署的信,上面说:「平汪是反革命嫌疑分子,应 立即逮捕。」
   在几秒钟内,我连呼吸都很困难,整个世界都颠倒了,所有事情看 上去就像是反过来了一样。我将生命献给了共产主义和西藏的改革事 业,现在党却以反革命罪逮捕我,这是极其严重的罪名,而我却对此无 能为力,我根本无法思考,也不敢相信正在发生的事。但手铐却是真实 的,那些人还在,他们要我在信上签名。(不知为什么,我看了一下表, 当时是下午四点三十分,我从没忘记这一刻。)我深呼吸一口后,小心地 在逮捕令上签了字。「我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我止不住想,「他们到底 指控我什么?」
   在我签完字后,他们把我带到外面,两位警察抓住我的双臂,两人 走在前面,两人走在后面。(我没有看到一个同事,后来得知他们被派去 研究所外种树了。)有三台车在等我们,我被塞进中间那辆,然后我们 马上驶离。我所在的研究所位于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园内,穿越校园时, 我看到一些学生正从窗户里看我们。我那年三十八岁。我完全不知道的 是,接下来的十八年我都会在单独囚禁中度过。
   现在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感觉不祥而且恐惧,离开北京后我们至少还 开了一个小时,我仍清楚地记得一些细节,当时外面雷电交加,下着倾 盆大雨,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豪雨,从窗户往外看时,除了雨什么都看不 到。
   抵达监狱后,我被带进一间等待室,移交给监狱工作人员。看守让 我把表摘掉,把衣服脱下来,然后给我一套囚服。外面仍然下着大雨, 轰然的雷鸣声让我以为它们会将监狱的围墙击垮。
   
   
   我们走进监狱,看守带我穿过几道门,走到我的牢房之后,他打开 门叫我进去。我仍然记得当时的第一印象,门框是金属做成的,非常厚 重,看守得用力才能推开,下面有一个装了铰链的小窗口,用来递进和 递出食物;上面有一个窥视孔,看守可以从这里察看牢房内部。在这扇 重门之后是一扇比较轻的、焊有铁栅栏的门。那扇厚重的门在我身后猛 然关上的声音,就像是枪声一样响亮。
   牢房内光秃秃的,令人沮丧。房间大约有三步宽,七步(六米半左 右)长,在靠近里面的右墙边有一张固定在地面的矮床,上面有一张单 薄的床垫和一个枕头,右边一扇门后是一块围起来的区域,其中有水泥 厕所、洗脸盆、一个杯子、一块劣质肥皂、一支牙刷,以及一管牙膏。 天花板很高,上面垂下一个电灯泡,我够不着,也无法将其关掉,它永 远都亮着。墙上有个极小的窗户,夏天会打开,冬天则闭着。但它也很 高,我既摸不到也无法从中往外看。墙壁是白色的,我注意到门、床、 洗脸盆和厕所都没有锋利的边角,我想他们应该是担心囚犯会自杀,这 场面让人极为抑郁。
   第一天晚上我无法入睡,因为雷声依然滚滚,而且我的脑海中充满 了痛苦又矛盾的想法,我试着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十年来,我为中 国共产党的成功投入了全部精力,国民党没能抓住我,西藏政府以「共产 主义活动」的罪名将我逐出西藏。现在,那个让我付出多年心血去帮助的 共产党,却把我投进监狱,我感觉完全的无能为力,我已热泪盈眶,在 独自思索中,那天晚上我用中文写成一首诗:
   山谷在沉重的雷声中摇晃 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亦幻亦真,亦真亦幻。 天地漆黑 牢房中天旋地转。 心已受伤,仿佛会崩溃 眼泪喷涌而出。
   
   
   当时我不知道的是,我所在的监狱名称是「中央高级干部隔离反省 所」,习惯称之为「秦城一号」,这是关押政治犯的主要监狱。 讽刺的是,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张经武也在这里度过了七、八年,他的夫人杨岗 也是。张后来死于狱中,他夫人在三年后疯掉了──她喝自己的尿,还 把衣服全部脱掉。后来,在她获释之后,她对我说,她无法得知丈夫是 如何在狱中死去的,她唯一能找到的,是医院提供的一份X光片,从中她 可以看到张的双臂都被折断,肠道里没有食物。据说范明也在同一个监 狱里坐了两、三年牢,徐淡庐也是,还有我的同胞阿旺格桑,以及我弟 弟图旺(他在那里坐了十四年牢)。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在那里关押了 十二年。在这所监狱的所有囚犯中,我坐牢的时间最长── 十八年。
   监狱生活很难让我适应,除了第三天有人来给我剃头以外,我全部 时间都独自呆在自己的牢房中,没有一个士兵或看守愿意同我讲话。就 算在我被带去医院看病的少有情况下,看守和医生讲的话从不会多过一 两个词,我想这些跟犯人打交道的工作人员一定遵循着某种规定,就算 我主动跟他们讲话,他们也只是默默地听,不作答。每次他们命令我做 一件事情时,总是使用非常简短的词语,仿佛在使唤动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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