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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扎喜旺徐同志

一位藏族革命家 (附录)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著
    黄潇潇 译
   香港大學出版社

   
   附录四,回憶扎喜旺徐同志
   
   1935年,由于外有几十万国民党强大军力的围攻,内因「左倾」错误 路线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不得不做战略性退却,进行了震惊中 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 中央克服左倾路线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后,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转危为安。
   中国革命是在「第三共产国际」的纲领及其影响下进行的,根据「共 产国际」的有关规定,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实行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中国 革命在民族问题上也基本上遵循这一政策。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 埃代表大会,在其颁布的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宣言中规定:「中华苏维埃政 权,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决权,直到各民族脱离中国建立自 己的独立自由国家。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属住在中国 境内者他们加入中国苏维埃联邦,或者脱离苏维埃联邦,或者建立自己 的国家,均由各民族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 、、、、、、」(见《中国现代史资料》, 第286–289页)
   红军长征途中,在1935年8月5日的毛尔盖会议上,中央政治局通过 的决议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 针,是在无条件地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 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 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习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必须执行党的有关民族方面的政 策。(见《中国共产党教学参考資料》,第二批第5页)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 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尽开颜。」这是毛主席在长征途中的著名诗歌之一,诗中提到的金沙江
   附錄四
   
   和大渡河说明红军进入了藏区。写到了红军渡过泸定桥,桥东一般指汉 区,桥西为藏区,不远之处是著名的东藏地区的达孜朵(今康定)。 1936 年红军长征路过藏区时,各路大军中,贺龙部队经中甸(今香格里拉)、 德荣、巴塘、白玉、德格地区也先后抵达甘孜。为了避免与国民党各地 驻军直接交战,便经常从崎岖的山路、小路绕道而行,到巴塘时,也未 进城,从「东龙山」经过。 1950年,在刚获解放的重庆,我见到西南局的 几位领导时,贺龙将军谈起当年经过巴塘时说:「从地图上看,你们的巴 塘像个大县城,不料从东边的山头往下望时,两河之间的巴塘县城和喇 嘛寺却像个小米粒那么大。」据说,胡耀邦同志当时是贺龙部队里的「红 小鬼」,负责在民间搜集粮食,因群众逃离躲藏,常留下一点现金或借 条,写上待革命胜利后还帐。
   红军抵达康北重镇甘孜,在此期间,根据党的有关决议,在朱总司 令的倡导下,建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博巴政府」,即「藏人政府」,惊动 了国民党当局,这是他们万料不到的事件。根据史料所载,「博巴(藏人) 依得瓦(中央政府)」革命党党纲共有十条 ‥
   一、打倒汉官、军阀和英、日帝国主义,没收其金厂、矿山、土 地、财产,给与博巴依得瓦;
   二、番人(藏人)独立,建立博巴依得瓦独立政府,博巴坐自己的江 山;
   三、建立博巴独立军,保卫博巴独立;
   四、博巴依得瓦把土地分给藏人,分给谁种的就归谁所有,可以自 由买卖,出租典当,奖励用大地修水道;
   五、废除等级制度,博巴依得瓦领导下人人平等自由,特别要保护 妇女和青年;
   六、信教自由,还俗自由,喇嘛庙的土地财产不没收; 七、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差役,取消苛捐杂税; 八、发展牧畜,保护牛场牧地,改善牧民生活; 九、减轻粮税,奖励商业,保护工人; 十、联合红军和赞助博巴独立的一切团体和个人。
   
   (这是一份简要而朴实的极其珍贵的史料,见《国民日报》十三卷 四十一期)
   经与各方面酝酿协商,甘孜寺第五世格桑登增.格达活佛任「博巴政 府」主席,另有其他上层著名人士担任政府各部领导。康北「德格地方王」 的要员之一夏格刀登负责外交,康南的巨商邦达多吉被委任负责财政, 恭布泽仁(海正涛)以及扎喜旺徐等负责军务。
   由于「博巴政府」是红军路过康北甘孜一带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建立,虽经历短暂,但在中国民族关系、在藏族问题上,对当地群众尤其 是之后对藏族知识青年,在思想政治上撒下了极其宝贵的民族革命种子。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问题,便称为历史唯物 主义观。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而具体真理又都是以一定 的时间、地点及其条件为转移或决定,离开了这一前提,任何是非曲直 便无从谈起,也不可能正确地加以评论。「博巴政府」及其纲领就是如 此。它既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遵循了共产 国际所规定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并结合中国民族问题和当地藏族的具体 情况,成立了以格达活佛为首、康北、康南开明的上层人士为主体的「博 巴政府」。金沙江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之间的临时边界线。 红军只经过金沙江以东的一些东藏地区,而当时的金沙江以西,是拉萨 的西藏噶厦政府统治的地区。这里的「博巴政府」虽具有广泛的含义,但 它首先指的是被国民党军阀统治下的东部藏区而言。
   其次,有必要对当时党章规定的有关民族自决权作些说明。有些不 懂、不理解这一原则的人,往往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任意曲解,或者画 蛇添足,对历史真相制造了模糊和混乱,包括「博巴政府」在内。
   伟大的思想家列宁曾经深刻地阐述过:「谁要是不承认民族自决权, 那他不但不是社会主义者,甚至连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并说:「民族自 决权对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是其最高纲领,而对社会主义的共 产党人来说,则是起码的不在话下的最低纲领。」故根据民族自决权原 则而建立的「博巴政府」,是当时当地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今天,
   
   任何对它的疑虑、非议,尤其是任意曲解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必要 的。再说,民族自决权的实质是彻底反对民族压迫而不是无条件地片面 地主张民族分离。正像现代社会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而主张有婚姻自主 权时,并不是鼓励离婚。因此,民族自决权是指在民族压迫时期有权自 主、分离、独立和在民族平等时期主张民族联合、团结、统一而言,概 言之,民族自决权是分离权与联合权二者的统一所构成。正像婚姻关系 中有离婚权和结婚权二者统一的婚姻自主权一样。可见,把民族自决权 简单地等同于分离权,便索性不提或不敢提,乃是当今所谓理论家们的 重大政治理论上的误区。换言之,若怕民族分离,关键在于必须名副其 实地实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民族平等原则(例如,不能违宪、违法 地以汉语文代替民族语文等等),正如怕妻子离婚就要彻底克服大丈夫主 义一样。在此谈论历史上短暂的「博巴政府」时,作出如上简要说明显然 是非常必要的。
   今天,以民族平等为建国基石的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主张民族联 合、强调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说明和证明 在过去民族压迫的历史条件下,主张民族自主、自由、分离和独立是错 误的。遗憾的是,当今一些所谓的民族问题的理论家和有关负责人在评 论这个问题时,往往离开了问题的不同前提,不顾起码的逻辑,把不同 历史条件下的不同主张混为一谈或片面地加以强调,甚至曲解。在这种 是非混淆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当今的一些所谓的史学家,站在反动派 的立场上,却把血腥镇压边疆各族人民的各边务大臣(如血腥千里、遗臭 万年的赵尔丰屠夫等等)和反动军阀,歌之颂之为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 家利益者。与此同时,竟然把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而斗 争的革命者,贬之斥之为破坏祖国统一、损害国家利益者。这种极其错 误的论调和做法是令人惊讶的,有关方面的领导应引起警觉和关注。
   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也不应该忘记。在谈论红军长征和「博巴政 府」时,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在东藏的甘孜、阿坝地区,分别先后 参加红军北上抗日的,有一批有为的青少年。他们当中,有扎喜旺徐、
   
   
   桑吉悦西(天宝)、萨拉、孟泰、罗德干、郭锐、杨东生、王寿才、胡宗 林等,他们是我们雪域藏人中首批参加革命事业的康巴小伙子,我们以 此为荣。由于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所限,他们几乎都没有上过学,文化 低,跟随红军后,在革命队伍中一边做革命工作,一边补习文化。经过 多方补课,逐渐成为有觉悟、有思想、有才干的民族干部。
   1939年,我和根曲扎西(甘南拉卜楞)、阿旺格桑(康南巴塘)、喜饶 (青海西宁)、马甲顿珠(拉萨)等,在重庆蒙藏学校,首次建立了「藏族 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及其有20多位同学参加的外围组织「各地藏民青年旅 渝同学会」(见贡唐仓. 丹贝旺旭著《活佛的世界》一书,第72页)。 我们 曾以党小组的名义,给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写了致敬信。 之后,在重庆期间,秘密与苏共、中共,后来在西藏也与印共取得了联 系。继之参加的党组成员还有扎堆(康北德格人,跟随红四方面军,后留 在藏区未能北上)、刀登(康南巴塘)、曾曲扎(巴塘)、恭布泽仁(滇西德 钦)及益西曲批、车乃尼玛、昂多、澎涛、贡布吉村、多杰、图登旺旭、 刀杰、祝曲批、朗杰等,之后还有一大批参加党和盟的青年,他们基本 上都是知识青年,是从书本上学习马列主义后,自觉自愿地建立了党组
   织及其外围的革命组织,在藏区,从事于民族民主的革命活动。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后,中国方面,毛主席和朱总 司令领导下的解放战争,由弱渐强。与此同时,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 命、金日成领导的朝鲜革命也胜利在望。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我们藏共组织在康藏高原近十年的 民族民主革命虽多方努力,但未能取得成功,特别是1946年东藏人民自 治同盟武装起义惨痛失败后,虽继续活动,但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于是,我们结束了独当一面的革命活动。1949年8 月,我等经与中共滇西地委协商,决定将「藏共组织」改组为由我负主要 责任的「中共康藏边地工委会」,即「巴塘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东藏民 主青年同盟」。从此,数以百计的藏族知识青年的党员和盟员杨岭多吉、 扎西泽仁、洛桑茨村、江村罗布、图登旺秋、钦绕、扎舍等,先后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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