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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汪传记的尾声

一位藏族革命家 (尾声)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著
    黄潇潇 译
    香港大學出版社

   
   五部分, 获释以后
   
    第二十六章,尾声
   
   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从1985年至1993年,平汪继续出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他同时也是已故班禅喇嘛的亲密顾问,与班禅喇嘛一起在很多方面 代表藏族人工作。班禅喇嘛于1989年的突然逝世,加上同年胡耀邦的 逝世,以及天安门事件之后赵紫阳的降级,还有1989年在西藏实施的戒 严令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平汪转而专注于完成自狱中就开始的辩证法研 究。 1990年,他的八十万字煌煌巨著《辩证法新探》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 版。这本著作在国内受到广泛好评,并举办了关于此书的座谈会,其讨 论内容也结集出版。
   1994年,平汪的第二本著作《月球存有液态》(二十万字)由四川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本书从辩证法的角度探究天文问题,正确地提出了月 球上存在液态水的观点。两年以后的1996年,他的第三本著作《自然辩证 法新探》(六十万字)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在此期间,平汪遇到拉萨出生的藏族人茨丹央珍(見圖二十三),并 与她结为连理。他们在北京定居,茨丹央珍协助平汪进行研究和写作, 没有她不知疲倦的支持与帮助,平汪不可能完成所有这些研究。
   尽管在本书写作时,平汪已届八十四岁高龄,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 藏民族的深厚情感使他继续积极地影响着当前的西藏政策。他继续代表 着重要的藏族声音,支持一种使西藏拥有更多自主权的新政策。国家领 导人常常在西藏问题上征询他的意见。1998年,他与江泽民主席会面, 讨论民族问题长达两个小时。
   图二十五:平汪(左)与江泽民讨论西藏问题,1998年摄于北京。
   平汪目前正进行着各种学术研究,包括对著名中华经典《周易》和他 自己的《辩证法新探》进行对比研究。同时,他也在写作藏族地区革命活 动史。
   现在,平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也是 第一位藏族哲学博士生导师。
   
   在讲完平汪的故事以后,最恰当的结尾,莫过于引用平汪在1983年 底与胡耀邦进行的一次重要会谈的内容。在其中,平汪谈到了他对于藏 族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位置的看法:
   胡耀邦问我有关西藏的事情,于是我在还需要做哪些事情方面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不过,在我开始讲以前,我对他说,如果他有时间,我就讲得详细 些,但是如果他非常忙,那我就简单点说。胡耀邦毫不犹豫地说:「没有问 题,慢慢说。我的脚有点痛,不过,只要我把脚抬起来搁在椅子上就不会有 事了。」说着他把脚抬了起来,点上一根香烟,然后听我讲话。我讲得很坦 率,提出一些我觉得在建立并维持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很重要的问题,尤 其是藏族。在谈话中,他屡屡点头表示同意,没有一次说「不」,或者表达异 议。
   总体来讲,我说我们必须努力实现藏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所有方面的 完全平等。我们必须让他们在社会主义中国之内拥有自我发展的权力,但也 要保持自己的藏民族特色。
   具体来讲,我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因为少数民族干部为本民 族的利益发声或者提出建议,就批评指责他们。 1958年给数以万计的少数民 族干部贴上「地方民族主义」的标签是错误的。他们不过是提出了少数民族 遭遇的实际问题而已。与之成对比的是,没有一个汉族人被贴上过「大汉族 主义」的标签。我说,如果没有平等,如果藏族等少数民族必须将他们的观 点和身份置于汉族之下,那么中国各民族就不可能紧密团结在一起。
   第二,我说仅仅任命少数民族担任干部是不够的,这些干部必须拥有 实权和威信,不能只有华丽的头衔。各处都有抱怨说,从过去到现在,少数 民族干部总是受制于他们的汉族同事,这些汉族同事根本不太理会他们的观 点。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自那以后也没有多少变化。不能再 这样下去了。少数民族干部在自己的地区里应该拥有支配地位,并且拥有决 策权。平等的含义是,少数民族有管理自己地区和生活的基本权利。
   第三,我表达了不在少数民族区域动用军队镇压反叛并充当警察角色的 重要性。、、、、、、〔详见第二十四章,第271页,以及本章前面部分〕。
   
   
   第四,汉族移民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无限制地盲目涌入少数民 族地区,这不是好现象。例如说,在内蒙古自治区,汉族人口目前已经达到 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而蒙古族的人口却只有百分之十三。毫不意外地, 当地学生为此进行过很多次示威抗议。新疆的情况也差不多,那里绝大多数 最好的土地都成了解放军的农场。我告诉他,我理解中国人口多、土地少的 状况,而少数民族往往人口稀少,却居住在广大的区域里。因此,或许有必 要将一些汉族人转移到少数民族地区,但是,让汉族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也 是不好的。转移汉族人到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成为国家计划的一部 分,在监督指导下有步骤地进行。最重要的一点是,汉族人口不应该威胁到 当地少数民族在经济或文化上的生存和利益。
   接着我以西藏为例,说明当前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我说,西藏解放以 前,拉萨的汉人总数用一双手就能数出来。我于1943年第一次去日喀则的时 候,那里只有一间中国商店,里面只有一位汉族老板,现在那里却有大量汉 族工人和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更不用提汉族军队了。
   汉人的大量涌入意味着,许多当地的工作机会都被西藏以外的人占据。 这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困难,还制造了许多社会问题,因为这里吸引了很多 地痞流氓,他们触犯法律、危害地方安全和民族关系。如果这些事情不能引 起中央政府的立即重视,那么二、三十年后,拉萨可能就只剩下布达拉宫是
   「藏族」的了,除那以外拉萨其他地方都会充斥着讲汉语的人。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了,那么,数千年来受到所有藏人崇拜和敬仰的拉萨就会从此消亡,而 「新民主社会主义现代西藏」这个词语就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些口号 只是自欺欺人而已。这也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党运动中犯下的最大
   错误。 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的。现在,少数民族一个接一个地被汉族社会同
   化,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已是名存实亡。如果放任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历史 就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 主义国家的各个民族都享受着繁荣和幸福。中央政府应该严格控制盲流,确 保拉萨这样的城市中,基本居民是藏族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本民族的固 有文化。
   
   第五,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依靠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这些资源将 会被开采。但是,在使用这些资源时,也应遵照宪法和民族自治区的相关法 律,对当地民族的利益表现出尊重。应该全面考虑到资源开采对少数民族的 生产和生活造成的影响,这些资源带来的经济收入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按比例 分配,而不能简单地以「国家」或者中央政府的名义拿走。在强调国家利益 和公有制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
   最后,民族同化和民族身份的消亡也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我说,如果 政策不改变,那么较大的少数民族,比如藏族,也可能会像那些较小的民族 一样,只剩下一个名字,却失去了语言或其他有特色的文化。如果我们国家 的少数民族都一个接一个地被汉族同化了,那我们还怎么能说在社会主义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各民族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平等的呢?怎么谈得 上共存共荣呢?
   
   
   代后记,平汪的話
   
   
   2002年,梅.戈尔斯坦询问平汪是否愿意为本书写后记。两天以 后,平汪将以下文字交给他。
   我的一生,你问了许多,我也谈了很多,现按你的要求,我再概 括地讲如下几点:
   第一、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的十年,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我 们为藏民族的进步发展、西藏的社会改革、人民幸福,为争取整个藏 族统一解放而奔波奋斗,虽作了最大努力,但因主客观条件所限,未 能取得什么成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族平等的历史条件下,以新 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我继续坚定不移地为藏族的进步发展力所能及 地努力工作。
   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宪法及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明确规定,废除旧 中国汉族对境内少数民族的压迫制度,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团 结起来,互助合作,共存共荣。
   据此,我的基本观点是,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今天的历史条件 下,与强大的汉族之间,为了自己和共同的利益,宜合不宜分,这是 新中国建立后我的一贯的基本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后,八十年代初期,对民族工 作制定了新的方针和政策(西藏的真正自治自主的「三十一号文件」 和新疆的中央抓国防、外交和部分否决权,其余交给新疆、西藏等自 治区的「四十六号文件」),据此,我一再强调,汉族老大哥对境内的 其他兄弟民族要以真诚态度相待,让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有一个自己
   
   相对聚居的家。在各自的家里,让他们名副其实地既当家又作主,进 行改革和建设。这样,各民族的利益和共同的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才 会消除少数民族离心离德的思想,才会实现真心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稳 定。然而,在传统的大汉族的封建霸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阻力多, 难度大。中央所制定的新的正确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未能贯彻执行, 还需要继续努力,才可能逐步实现。
   第二,我是与中共、苏共及印共先后建立联系并得到支持的藏族 共产主义运动组织的创立者和主要负责人,是曾被蒋介石校长开除学 籍而后被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追捕过的人,是被西藏政府武装押解 出拉萨的人,是西藏回到新中国大家庭而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参与 者和历史见证人,我是为藏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民族 团结努力工作过的人,是雪域藏人传统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大 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谈话时担任过临时译员的人,但是历 史给我开了一个大玩笑,我又在共产党的秦城监狱与世隔绝、被单 独囚禁、残酷折磨十八年。事情虽然如此,不过,正如唐朝的柳宗 元说过:「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 之大。」这句话,我有深刻的体会和理解。我出狱后,邓小平见我时 说:「你吃大苦头了!」的确,世间罕有的长期的单独囚禁,其苦是 难以言状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尊敬的那些领导同志,要不是把我 送进秦城,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在天下大乱的「文革」时期,肯定 早已呜呼哀哉了。幸而在秦城我这个吃糌粑和牛羊肉长大的雪域康巴 人,以极坚强的意志,克服令人难于忍受的苦难,做到了像贝多芬所 说的那样:「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屈服。」我坚强地活 下来了,在这点上,我无愧于生我的亲爱的父母、故乡人和所有的雪 域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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