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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汪再次陷入新的斗争(连载25)

一位藏族革命家 (连载25)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著
    黄潇潇 译
    香港大學出版社

   
   五部分, 获释以后
   
    第二十四章,新的斗争
   邓小平与过去彻底决裂,他承认毛泽东也是人,所以在一些政策和 决定上犯了错误。然而,邓小平带给中国内地的变化和新观点却迟迟未 能抵达西藏。没有会议公开承认在西藏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而 第一书记任荣依然固执地遵循着「两个凡是」的旧政策。(毛去世后,新 的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 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到1979年底,中共 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1980年5月下旬,邓小平派胡耀邦去西藏结束
   「两个凡是」的方针,引入更加谨慎对待文化的新政策。 胡耀邦的访问具有历史性意义。他到西藏后做了一次重要讲话,严厉
   批评了过去二十年的政策,并保证政府将大力发展经济,打造一个更具 藏族特色的西藏。讲话中包含了建成一个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西藏自治 区的希望。他说,西藏人应该行使更多自主权,并且拥有更多文化、语言 和宗教上的自由。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应该学习藏语。焦点似乎真的 正从阶级斗争转移到民族问题上来。(为了证明他是认真的,胡耀邦不仅 替换了任荣,还坚持要让任荣跟他离开这里。这其中的象征意义重大。)
   胡耀邦公开宣布了一个开明的西藏六点改革计划,其中的重点包括:
   第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 、、、、、、 统一领导 下的自主权不应被废除。应实行充分的、独立的自主权。一切不适合西藏情 况的政策都应被拒绝或修改,任何不利于国家团结和生产发展的政策也是如 此。自治区应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自主权,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制 定法规和条例,保护民族的自治权和民族的特殊利益。
   
   
   第二、、、、、、、 跟国内其他省份和自治区相比,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 非常落后。这情况意味着,群众的负担应被大大减轻。在今后几年中,西藏 人民不用交税,也不用完成征购任务 、、、、、、 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不应 该向群众无偿征用劳动力。农牧民的产品可以实行议购、换购,互相调剂, 他们的分配任务也应免除。、、、、、、
   第三、在所有经济领域实行特殊的、适合西藏的灵活政策,包括农 业、牧业、经贸、商业、手工业和通讯业等,以期促进西藏经济的迅速发 展。、、、、、、
   第五、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前提下,大力恢复和发展西藏的文化、 教育和科学事业。西藏人民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世界闻名的藏族古 文化包括杰出的佛教经学,优美的音乐、舞蹈,还有藏医和藏戏等,都值得 认真研究和发展。忽视或削弱藏文化的想法都是错误的,要很好地继承和发 扬藏族文化。
   西藏的教育事业发展得并不好,要考虑西藏的特点,在这一地区兴办 大学、中学和小学。寺庙中的一些文化遗产和佛经遭到了损坏,应该尽责地 对其进行保护、分类和研究。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应该学会讲藏语、写藏 文,这是对他们的要求,否则这些干部将与群众脱节。珍视少数民族群众不 应是一句空话。要尊重藏族人民的习惯、风俗、历史和文化。
   第六、正确执行党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加强汉、藏干部之间的团 结。、、、、、、 在两、三年内,要使西藏的国家脱产干部中的藏族干部占到三分之 二以上。 1
   胡耀邦回北京后不久,中共中央继续执行新的西藏政策,并通过了一份新文 件,名为「三十一号文件」。其中说到,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西藏应该 行使真正的民族自治权和自主权。例如说,中央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指示 规定,凡是不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可以不执行,或者变通执行,但在涉及重
   1 引用自梅.戈尔斯坦的《雪狮与龙》(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第64至65页。
   
   
   大问题方面,西藏则必须报请中央政府批准。新文件还指出,调派汉族干部 去西藏时,应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也就是说,他们的数量应该有限,但 应是有专门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后来,中共中央制定了涉及新疆的「四十六 号文件」,该文件走得更远。其中说,今后在新疆和西藏这样的特别民族区 域,中央政府只会保留三方面的权力:外交、国防和部分否决权,其他所有 权利都归这些民族区域所有。 ── 戈尔斯坦、喜饶、司本石初注
   1980年6月,胡耀邦从西藏返回后约十天,我从国家民委得到消息 说,胡耀邦想见我。我跟胡耀邦有过接触。五十年代,我们都是西南局 的成员,也都参与了共青团的工作。我们见面时,他亲切地笑着说:「能 活着见面就是伟大胜利!」
   胡耀邦很快向我说明,他希望见我的主要目的是出于他对一些藏族 干部的担忧。「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对汉族干部百依百顺,」他说,「他们 不为自己民族的利益说话,所以不能算真正的『藏族干部』,因为他们并 没有表达或支持西藏人的想法和忧虑。」我也认为,如果西藏要发展,就 应该改变这种状况。接下来他说的话让我很吃惊。
   「我们正准备把天宝从西藏调到北京或四川来工作,」他说,「希望你 能去西藏,接替他出任主席一职。」他又补充道:「过一两年,区党委的 书记也由你们藏人来当。」根据他的上下文,我明白他是说一两年以后我 就会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的党委第一书记。我当场楞住了。我从没期望 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一时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的直觉强烈地告诉我应该拒绝,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我告诉胡 耀邦,我觉得目前我最好是留在北京。我解释道,在十八年的狱中生活 里,我阅读了大量书籍,创造出一种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新理论体系, 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写出一本相关的书。我说这本书对党和国家的益 处,将会大于我可能为西藏做出的任何贡献。我们又谈了一阵子,离开 时我告诉他,我在狱中时对西藏事务想了很多,希望有机会能再与他会 谈,向他报告我对这些事情的想法。他说他很高兴将来与我会谈。
   
   
   我离开时,脑子里一团乱麻,但在我有时间仔细想过这件事情后, 我觉得我做出了正确决定。我选择不去西藏工作,一部分的原因的确是 因为我想改进我的理论,写下我的辩证法新探的思想体系,并且继续我 的研究。我相信如果不这么做,就意味着我在监狱里的十八年都白白浪 费了,而完成这项研究则意味着我把一件坏事变成了好事。但我也有其 他的考虑。
   我觉得自己不是当前去西藏的最佳人选。我刚获释不久,既不认识 在拉萨工作的汉族干部,也不了解自1958年我离开拉萨后那里发生的事 情。如果我试图推行重大变革,一定会遭到支持任荣的汉族干部反对, 从而产生冲突。而假如我顶着重要的头衔,却没有实施任何新的举措, 那么西藏人就会对我生气,因为他们期待改变。此刻的时机不对,我觉 得我最好慢慢来,等我先对西藏和北京的局势有更多了解再说,但这也 不意味着我会在民族政策上缄口。我被胡耀邦提出的大胆改革方向所鼓 励,觉得我应该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设法对政策产生影响。
   到1981年,我的观点已经在领导层中广为人知。我于1979年对流亡 藏人代表团讲的话于1980年9月发表(见附录二),其中概述了我对民族平 等以及少数民族在中国的位置的看法。数月以后,胡耀邦邀请我和一些 来自西藏的重要汉、藏族官员出席晚宴。(客人包括阿沛、时任西藏自治 区党委副书记的巴桑,以及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汉族干部阴 法唐。)这主要是个社交场合,但我借这次机会讲了一些我觉得胡耀邦和 其他人都需要知道的事。
   首先,我谈到有必要重新评估1959年的骚乱。我的理由是,我所听 到的1959年发生的事,跟官方报道的版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一点, 班禅、阿沛和我意见一致,我建议中共中央组成一个委员会,重新调查 此事。我说,很多人被错误地贴上负面政治标签,应重审他们的个人历 史并纠正错误。比如说,当年许多西藏人去罗布林卡并不是为了加入叛 乱,而只是劝阻达赖喇嘛不要去西藏军区观看演出,因为谣传达赖喇嘛 可能会被挟持到北京。我指出,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正好出
   
   
   现在那里,就不分青红皂白给他们一律贴上「参与反叛」的标签。我说: 「要知道,阿沛当时也准备去罗布林卡参加一次噶厦政府会议,结果被打 伤的桑颇派人告诉阿沛不要去。如果阿沛没有收到这个消息,而是去参
   加了那次会议,他也就说不清楚了。」 我还指出,一些在西藏的干部仍旧在说,我们不该完全否定文化大
   革命。他们说文革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我们应该肯定那些 正确的事。我觉得这种态度错了。既然中共中央已经完全否定了文化大 革命,西藏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就不该说当时的一些决定是好的。我说, 这点极其重要,因为如果西藏自治区的领导在这点上无法达成一致,他 们怎么去执行政府的新政策呢?
   最后,我说动用军队镇压反叛并让军队在少数民族地区充当警察的 角色是个严重错误。我们或许觉得派去那里的是「人民军队」,但是,由 于士兵几乎全是汉族人,所以在他们抵达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当地少数 民族就会将他们视为一支汉人军队。此时的情况很快就改变了,带着枪 支的汉人将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的压迫者。这只会增加汉族和少数民族之 间的对立。我说:「反抗和骚乱出现时,应通过双方的讨论与合作,用 和平的、政治的途径去解决。地方上的警察队伍也应由当地民族的公民 组成。」
   我讲完以后,胡耀邦点了点头,其他人什么都没说,他们的沉默准 确地预示了即将到来的一系列事件。
   反应很快就来了。谣言在西藏传开,说我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 告,攻击了1959年的西藏平叛,同时还煽动藏人寻求建立「大西藏」。后 一个指控是从统战部传出的。统战部收到六位甘肃藏族干部的联名请愿 书,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西藏自治区,如果不行,起码要建立一个统一 的「东藏自治区」,将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省境内所有藏族区域联合 起来。我于1980年底访问青海和甘肃时,他们曾给去那里视察的班禅大 师和我各一份请愿书,但当时这份文件已经提交到了北京统战部,所以 我根本没有参与其起草过程。然而,统战部却派了一个小组去甘肃,试
   
   
   图让人说是我鼓励那六位藏族干部提出这种要求的。他们没有成功。对 我的前一项指控完全扭曲了我的原话,对我的第二项指控则根本就是不 实的。但这些不清不楚的指控却让一些西藏的反对改革派再次将我视为 危险的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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