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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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报应论

   善恶报应论

   

   余东海

   

   一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虽然是俗话,说出了真理,很符合儒理。“有”字下得精准。就现世而言,从概率而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常态,“有”不是“必”,不是绝对的,意味着有非常态,有例外。关此,荀子说的颇为透彻。他说:

   

   “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荣辱》)

   

   这段话大意是说,光荣耻辱的主要区别、安危利害的一般情况是:先考虑道义而后考虑利益的就会得到光荣,先考虑利益而后考虑道义的就会受到耻辱;光荣者常常通达,耻辱者常常穷困;通达者常统治人,穷困者常被人统治,这就是光荣和耻辱的主要区别。有才能而谨慎者常常安全得利,放荡凶悍者常常危险受害;安全得利者常常快乐舒坦,危险受害者常常忧愁有危机;快乐舒坦者常常长寿,忧愁有危机者常常夭折,这就是安危利害的一般情况。

   

   荀子分析了荣辱的根本区别和安危利害的基本状态,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提供了儒式的说明。《尚书•汤诰》说:“天道福善祸淫”。意谓善则降之以福,淫则降之以祸。福善祸淫,天之常道,这是儒家经典思想。

   

   后面荀子又指出:“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同上》)奉行仁义道德,是能常常得到安全的办法,然而不一定就不发生危险;污秽卑鄙强取豪夺,是会常常遭受危险的办法,但不一定就得不到安全。这就是非常态,特殊情况。君子遵循那正常的途径,而小人遵循那怪僻的途径。

   

   二

   《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家”原指家族,但家庭、国家也是如此。《易经》接着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子弑其父是家庭积不善所致,臣弑其君是国家积不善所致。

   

   例如,盗贼之家纵然富贵一时,终究“无后”:一无后劲,持而不坚,坚而不久;二无后福,无道之至,亲戚畔之;三无后嗣,盗贼之家,不过三代。这是历史规律和盗贼的宿命,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若有例外,必是其人其家做了大善事,有了大阴骘,或者已经改邪归正,致力立功立德。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俑葬虽然不害人命,但开启了活人殉葬之门,后患很大,所以很容易断子绝孙。

   

   又如,历朝寿命长短,与其道德化和文明化程度成正比。儒朝寿命多长,夏商周汉唐宋明清都长,元朝略短,但后续极久,后福绵绵。唯有隋朝,虽以儒立国并开制科举,强盛一时,然不到40年就崩溃了。盖隋文帝篡位时杀戮极酷,且晚年昏庸胡为;炀帝弑父继位,凶狠残暴,隋朝整体品质甚低。这就是国家层面的善恶报应。

   

   把“家”字换成“人”字,《易经》这句话同样成立。恶人即使位高金多,也没有未来,没有后福,没有希望,如果贫穷,更加不堪。盖恶人的穷,特别苦特别贱特别困难特别令人绝望。所以恶人一旦求富不得,或者从富返贫,就会毫无生趣,或病杀,或自杀。恶人是积不善之人,故必有余殃。

   

   君子之穷则异于恶人及世俗小人,一则穷而不苦,依仁游艺,自得其乐,安贫乐道,乐在其中;二则穷而不贱,志道据德,自爱自尊,德高望重,受人尊重;三则穷而不困,纵然逢凶遇难,不难化吉呈祥;四则后福绵绵,或文化千秋,死而不亡;或德泽后世,子孙昌盛。君子是积善之人,故必有余庆。

   

   《易经》关于善恶报应的言论很多,信手从《系辞》摘要如下: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以上讲的都是善有善报。《系辞上》开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那一段,更是善和善报之大者。易知易从是大德大善,有亲有功,可久可大,得天下之理而成位乎其中,还有比这更伟大的事业和善报吗?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以上讲的是恶有恶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也就是说,积善可以成名,积恶可以灭身。可见为善为恶是改变命运的关键。为善积善,会让命运好起来,为恶积恶,一旦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就难免连本带利地付出惨重的代价。

   

   有什么样的因,造什么样的业,就会结什么样的果。个人有个人的因果,社会有社会的因果。个人的命运由个人自造,社会的命运由全体共造。《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就是共业之报。王道政治是社会善业所招,极权暴政是社会恶业所招。

   

   愚昧是通往罪恶的捷径,罪恶是滋养苦难的热土。一个社会苦难深重,也必然是高度愚昧、罪孽深重的。一个反孔反儒的社会,一个正理不彰、正人罕见、邪说泛滥、暴行不断的社会,要想建设良制良法,那是千难万难。暴政则是对这种社会理所当然的报应。

   

   从利益上讲,儒家为善不是为了善报。然复须知,利者义之和,义利不二,道义也是一种利益,利民利世也利己。就道义而论,儒家为善就是为了善报。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为己就是为了成就自己,成就良知光明。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成功,不也是人生最大的利益吗?这可不仅仅是精神奖赏而已。

   

   三

   有儒友对善恶报应论提出批评,认为不符儒理。他说:

   

   “事实上,正是因为儒家根本不相信善恶报应,才主张积极进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去营建一个“善有善报”的理想社会。此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试想,如果预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儒家还去追求什么公平正义,一切不都是庸人自扰吗?”

   

   殊不知,积极进取,追求公平正义,致力修齐治平,就是大善;只要不断努力,就可以“营建一个善有善报的理想社会”,这就是社会层面的善有善报。儒家心胸眼界非常宽广。报在自身,报在子孙,报在家庭,报在国家,报在天下后世,都是报,都大好,都值得追求。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俗话也不无道理。对于可怜之人,儒家不放弃手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予以物质帮助和权益维护,但更强调道援,追求良制良法,开展文化启蒙。让蛮人文明化,让小人君子化,让可怜可恨之人变得可敬可爱起来,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和拯救,也是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善。

   

   顾炎武承认善恶报应为圣人说,同时指出儒家的报应佛道有所不同。他说:

   

   “善恶报应之说,圣人尝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从逆凶,惟景响”,汤言“天道福善祸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岂真有上帝司其祸福,如道家所谓天神察其善恶,释氏所谓地狱果报者哉!善与不善,一气之相感,如水之流湿,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无不感也,无不应也。此孟子所谓“志台则动气”,而《诗》所云“天之牖民,如熏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者也。其有不齐,则如夏之寒,冬之燠,得于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时之正气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间官长之为,则报应之至近者,反推而之远矣。”(《日知录“惠迪吉从逆凶”条》)

   

   关于善恶关系,除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有另外三种:一是善必善报,恶必恶报。这又太绝对化了。若非佛教三世论,就难以说通。儒家不论前身后世,只关注现世,所以不完全认可;二是善无善报,恶无恶报;三是是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就表层、局部、暂时而言,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得到大量事例的支持,然而皆非究竟之论。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为中正。

   

   或将善恶报应论等同于宿命论。恰相反,善恶有报应,意味着命运可以因善恶而改变,为善则改良,有善果;为恶则恶化,有恶果。未古人云:“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福祸无门,惟人自召。”来和命运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上。

   2015-4-24余东海于南宁。首发于儒家网

(2015/05/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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