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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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

   余东海

   

   中国需要一场新启蒙运动。

   

   昧于天理良知、昧于仁义道德、昧于中华文化、文明和历史的蒙昧者太多了,中国成了愚人国,尤其是政治文化两界,几乎成了愚昧的两大根据地和大本营。

   

   清末以来,自由主义、三民主义派和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纷纷以先觉者和启蒙人自居,以唤醒中国人为自己的责任或光荣。然而,它们越是启蒙和呼唤,中国人越是精神错乱、思想颠倒和恶习深重,愚昧疯狂愈演愈烈,到文革抵达巅峰状态。

   

   原因在于,这些所谓的启蒙者,本身都是蒙昧派甚至反动派。所以他们的呼唤,负作用特别大,他们越启,国民越蒙,所谓启蒙,实为蒙人。他们不明中国文化和历史之真相,不明道德良知之实相,而且不少自由派还被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唯物主义之类歪理邪说遮蔽了心智。他们自己需要进一步启蒙。

   

   真正的自由派的民主自由启蒙、权利意识唤醒当然有意义。但这种启蒙对利益主义和利己主义者无效。对民主这种公益事业,弱势群体有搭便车心理,特权利益集团必然顽抗---从利益角度考虑,民主化于他们有弊无利。

   

   事实证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的启蒙是失败的,而孙中山和中山派、即三民主义的启蒙教育工作,无疑也是失败的。这不是方法问题,更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思想文化问题---三民主义的文化品质不高,不足以启国人之蒙。

   

   三民主义虽不歪邪,很不中正,对于儒家,属于外道。儒家坚持中道原则,对于中庸之外的任何主义都保持警惕。儒家对民族民权民生高度重视,却置之于仁本位之下,绝不允许它们主义化。而三民主义取儒家之枝节,赋予它们“根本性”地位,将它们本位化,过犹不及,流弊后患就很大。

   

   《中庸》教导:“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三民主义颠倒本末,不知先后,丧根失本,就远离了中道,远离了政治之中正。论政治社会建设,它不如自由主义;论个体安身立命,不如佛道两家,遑论儒家。同时,三民主义缺乏形而上依据,肤浅粗糙,收不住人心,拢不住豪杰。所以,孙蒋无论怎样强调儒家道统,实质上都是另辟蹊径而偏离正道了。

   

   国民党大陆失败,“三民”难辞其咎;台湾进步主要拜儒家所赐。从大陆到台湾,从蒋公到马君,国民党于三民主义越来越淡化,对儒家则越来越尊重,其政治品质也越来越高,终于促进制度成功转型。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就离不开儒家的配合;若信仰仁本主义,完全可以抛开三民主义。在仁本主义中,“三民”都有合适的位子。把它们主义化反而有弊无利。

   

   顺便说说孙中山。《台湾民报》1925年2月以“革命领袖孙中山”为题的文章,详细报道了孙中山北上进北京时受民众热烈欢迎的情形,将孙中山同列宁并列为“世界伟人”,并称颂孙中山“是站在泰山顶上大敲其警醒之钟,把四万万还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云。

   

   孙中山与拜物教教主和暴君列宁相比,当然好得多正得多,但是,说他“把四万万还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却是吹捧过度了。此君不是坏蛋,却是个大糊涂蛋,文化政治双重糊涂。略说孙氏几大糊涂表现如下:

   

   一是推崇洪杨帮。他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自诩“洪秀全第二”,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革命自有好榜样,汤武革命最经典,何须借助集邪教和暴政于一体的洪秀全?革命自有正道在,何须借助民族主义邪旗?

   

   二是敌视改良派。清朝若能主动从君主制改为君主立宪制,代价最低而收效甚大,原是国民国家之福。孙氏却以改良派为敌,非置清政府于死地不可。这样的革命,品质不高,私心太重,为了革命而革命,而不是真正为了国家民族。更不可容忍的是,孙氏甚至纵容其党徒暗杀改良派!

   

   三是苟合马列派。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都是错误的。联俄联共是苟合北狄,比一般夷狄更加邪恶的恶势力;扶助农工是苟同民粹。当时到处造反作乱的所谓的农工,大多是被启蒙派和马列派联合煽动起来的愚民暴民地痞流氓,别说正人君子,连正派人正常人都罕见。

   

   孙氏最大的糊涂是撇开仁本主义大道,另辟三民主义蹊径。尽管他口口声声强调三民主义与道统一脉相承,实质上三民主义与儒家中道杆格不合。国民党政治品质有限,文化教育失败,军事每况愈下,最后败退台湾,无不根源于此。这也是孙氏革命党大逊于儒家改良派的要点。

   

   孙中山革命的成功,恰是中华民族更大灾难的开始,他呼唤的声音和影响越大,中国人越糊涂,根本原因在此。

   

   马列派的启蒙和呼唤就更可怕了,纯属负面。毛泽东所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毛泽东选集》第4卷)。

   

   这不是唤醒是催眠,不是启蒙是洗脑。因为马列主义的错误是原则性的,无法弥补和修正的。换言之,马学是古来第一邪说,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邪的,都是违反文化正道、道德正理和政治正义的。

   

   中国需要一场新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又必须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于个体而言,唯有以儒佛道为中心的文化道德启蒙,才有可能让人建立基本人格,超越世俗权力和物质利益,对精神利益、心灵财富和良制建设产生兴趣。

   

   于社会而言,没有一定的文化和道德垫底,一切良风良俗良制良法都成为不可能:德治礼制不可能,法治民主制也不可能。良好的道德,必然绽放相应的自由芬芳,监狱何以展现道德的美好?良性的自由,必然依托一定的道德基础,沙滩无法建设自由的乐园。

   

   中华文化和道德良知启蒙应该是新启蒙的核心内容,这比民主宪政启蒙重要得多,钱理群先生的话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试问,对于这些昧于天理良知的“有毒的罂粟花”来说,民主宪政知识懂得最多,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

   

   或说中国知识分子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勇气和反思!此言没错。实质上勇气和反思是道德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知识分子严重缺乏文化、道德及历史知识,连常识都欠奉,极其蒙昧无知,极其缺心眼。这就是缺少勇气和反思的根本原因。

   

   或问:“为什么中国政治转型这么难,比老大哥更难?”答:因为中国人特别蠢,比前苏联人更蠢,蠢到倒孔灭儒的程度,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在这样极端非人化、丛林化的社会,别说礼制,民主制也不可能。道德低洼,百秽交集,众恶所归,古今中外的垃圾毒品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觉后知觉后觉,就是先知先觉者和儒者的天赋责任和义务,无可推卸,无可逃避。不知道也罢了,知道了各种真相和真理,就必须说出来,不管别人态度如何,听不听从。否则,就是对文化道德启蒙责任的放弃,就是对真相和真理的吞没,就是罪过!2015-4-2

   首发儒家网http://www.rujiazg.com/

(2015/05/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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