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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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由儒家写的

   历史是由儒家写的

   余东海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是一个颇为流行而非常错误的观点,昧于历史常识,充满了权力狂妄和诈力迷信,以为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地篡改虚构伪造历史和强奸历史了。一些马家学者严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可谓贼喊捉贼。

   

   古今中外无数乱臣贼子暴君邪教,都曾经胜利一时并以胜利者自居,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没有任何恶人恶势力获得过写史资格。从秦始皇到斯大林,统统不行,统统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对正义和真相的执著有着万古不易的绝对性。

   

   殷鉴不远,各国马家帮都喜欢自修其史,无非庄严的笑料、堂皇的丑剧而已,真相照样明明白白。最典型的是前苏联的《联共(布)党史》,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圣经”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从1938年9月到1953年的15年里共出版了67种文本,再版3百余次,总印数达4281.6万册,是苏联图书出版史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影响够巨大、广泛深远的。

   

   然而,伪史是没有生命力的,《联共(布)党史》影响和“权威”建立在邪说、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上,经不起真相、真理和正义的追问,很快就成了政治笑柄和文字垃圾,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间消失了踪影。有一句名言说:“一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也能在任何时间欺骗某一个人,却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最“伟大”的暴君也不可能。历史更是无法欺骗的。

   

   诈力有用也有限,任何诈力的、邪恶的胜利都是暂时性和泡沫性的,而且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自古以来,不尊重历史的政权,也得不到历史的尊重,登不了历史的大雅之堂。邪不胜正,假不胜真,这是历史规律也是历史事实。良知不灭,天行有常,暴力征服不了人心,邪说改变不了常道。盗贼即使大到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们的程度,在历史的眼里,仍然微不足道;其胜利即使“辉煌”一时,也是白驹过隙,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

   

   如果一定要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那么,这个胜利者不包括恶势力。在历史的雄伟壮丽的画卷中,任何暴君恶势力都不过是侏儒、小丑和笑料而已。任何恶势力,无论曾经多么猖獗和取得多大胜利,都不过昙花一现而已,都将成为可耻的失败者。别说恶人恶势力之类,就是诸子百家中各种良性学派,也从来没有获得过修史的资格。

   

   刘少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如果人民指一般国民和民众,就嫌空泛,并有民粹倾向。何况在马家政治框架中,人民是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指的是所谓的“革命人民”和“无产阶级”,这种人民恰恰是最没有写史资格的,他们所写的只能说伪史和秽史。

   

   孟子说:“民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无产者经过马主义、唯物主义洗脑之后,更将变本加厉地放辟邪侈。权力落入这些人手里,就像把大刀放在孩童手中,结果难免伤人自伤。我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赢家,既是资产阶级的灾祸,也是无产阶级的劫难。大家斗来斗去,同归于穷,同归于苦;斗到最后,恶性大发,你死我活,同归于尽。

   

   事实上,历史是由文化精英、道德精英书写的,中西都一样。(西方的文化道德精英,可以方便地成为西儒。)自古中国的文化道德精英是儒家群体,故历史是由儒家书写的。中国正史的作者都是儒家。正史指二十四史,从第一部《史记》到最后一部《明史》,作者或作者团队都是儒家,没有例外。

   

   儒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最为严肃,孔子和历代儒家所编辑或传述的史料,真实性和可信度最高。三代政治无儒家之名,却有儒家之实,先秦官员包括史官,都是“六艺”教育培养出来的信奉中道的儒者。文天祥《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国太史三兄弟和晋国太史董狐就是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典范,将尊重历史、坚持真实、忠于职守、生死不渝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记载:“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可见孔子的思想取向。

   

   为了保证史官能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礼制规定,皇帝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的实录。这个规定唐太宗时还能遵守。《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看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自汉以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被普遍视为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态度,进而被视为历代避讳的总原则。这是五四以来儒家受到批判最多而儒家最难反驳的一条罪行,是对儒家和孔子最严重的误会之一。

   

   根据儒家义理,孔子不可能认同“三讳”为修史原则和政治原则。《论语卫灵公篇》载:“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孔子盛赞卫国大夫史鱼言行正直刚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可见孔子是以“直”为史官美德的。

   

   其实“三讳”是公羊家对《春秋》的过度解读,仅是“托史寄义、托事明义”的《春秋经》的特征,非孔子说、非圣人说,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不能将它扩展为修史原则甚至延伸为政治原则。关此,我在《儒家文化实践史》一书中有过详细解释。

   

   中国正史也不存在“三讳”问题,因为是“易代修史”,前一王朝史由后一个王朝修定,“国亡史成”,后人没有为前朝“讳”的动机。当然,也不至于故意贬抑,因为历代统治者重视前朝史,旨在以史为鉴,寻找治乱兴衰的枢机,并借以为新王朝继统提供合法性。

   

   五四后疑古风起,侮辱传统文化、怀疑儒经及正史成了时髦。其实,论义理的正确性和真理性,儒家经典至高无上无与伦比,君无戏言,经更无戏言。论所涉及史料文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十三经”也是各派中最高的。

   

   不仅历史是由儒家写的,从根本上说,中国历史就是儒家创造的。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统和中华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一部中国史,就是儒家文化的实践史。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其大成,总名为儒家。儒家就是六经,核心就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中道。诸子百家无不根源于六经,除了儒家影响最大的道家,于六经,只不过“偷得《易经》半部”(康有为语),其它各家就更不用说了。故可以说,儒家是百家之母。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华文化,更没有中华文明。

   

   良知不灭,儒家就不会灭,无论遭受多么严重的摧残,都将一阳来复。嬴政焚坑之后,儒家创造的是两千多年的辉煌;经过更为深重的毛家之劫,写下的必将是更加辉煌的篇章。2014-9-25余东海于广西南宁

   首发于2014年09月29日香港南华早报

(2015/05/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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