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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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言论权是儒家的优良传统

尊重言论权是儒家的优良传统

   

   一

   言论自由,即国民通过语言表述各种思想和见解的自由,意味着没有言论罪、思想罪和文字狱。言论自由是现代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概念,共府名义上也是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亦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当然这条规定一直被架空,不能不被架空。马家特色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起马克思所抨击的书报审查制度更严厉细密,还增加了一份偷偷摸摸的下流。它对真话真相真理的堵塞扭曲更精致,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更深刻。而且,鼎革以来,思想罪、文字狱成了知识分子的噩梦,至今依旧。)

   

   尊重异议、异端和民众的言论权,维护言论自由,不仅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也是儒家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题中应有之义。言论权、言论自由之类概念,古代当然没有,中西方都没有,但对言论权的学术尊重和对言论自由的政治维护,则体现在诸多儒家经典和政治实践中。

   

   《毛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出自于此,堪称言论自由的古典表达。孔子曰:“诗可以怨”。怨刺执政、批判恶政是百姓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儒家源远流长的传统。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否尊重世间事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君子小人的区别之一,世间事物当然也包括各种思想观点,不同思想观点的言论权受到尊重,才有和谐可言。

   

   《中庸》说“道并行而不悖”,体现了儒家的学术宽容和对外道的尊重。不同派别的道理有其各自的轨道,可以相互批判,不妨和平共存。《论语》里,记载了不少与孔子观点有异的隐士,孔子对他们都相当尊重;孟子主张性善,却收主张“性无善恶”的告子为徒。历代儒者倡导三教合一和兼修佛道者众。

   

   儒家强调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以德服人的要旨是以理服人,理论问题理论解决。在思想上以力服人则是缺德非礼的表现,也是理不如人的最好证明。需要借助暴力强行推销的道理,一定是假冒伪劣产品。

   

   在《孝经》里,孔子认为,儿女和臣子应该拥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应该依据道的标准表达独立的思想和意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孔子对异议的态度。

   

   儒家恕道贯穿个人、家庭、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儒家反感极权主义防民之口、控压异议的恶行,不愿被剥夺言论信仰自由,当然也不应该以暴力和强制手段侵犯剥夺异端异议的言论权,相反,若有了一定权力,还应该予以维护。

   

   儒家不唯民意,在具体工作中也不一定唯民众意见马首是瞻,但绝不会防民之口,剥夺民众言说批判的权利。儒家民本思想用现代话语可以表述为两大政治原则:1人民利益为重,2主权在民。尊重民众发言权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荀子》:“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吕氏春秋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之天下也。”贾谊《新书》:“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 ,而民必胜之。”…

   

   上述言论都是民本原则的古典表达。以民为本,当然不允许防民之口,不允许以言治罪。

   

   二

   对国人言论权的态度和对异议异端的宽容度,直接体现着政治文明的程度。这正是儒家政治和中华文明的重大特色。

   

   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春秋时师旷对晋侯说: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可见,君主制的儒家政治框架下,从王族父兄子弟、史瞽工大夫士庶人,都有相当的言论权。

   

   《诗•大雅•板荡》曰:“询于刍荛”。《尚书-洪范》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庶民的话语权当然得到尊重。

   

   “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讽矣;汤有总街之庭以众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 《管子-桓公问》)尧舜禹汤武都是儒家圣王,他们以明台、衢室、总街之庭、灵台都是作为邀请各界人士讨论时政和听取他们批评建议的场所。这可以视为远古时代的舆论观。

   

   三代天子听政,百官谏议、亲戚补察、士民传语,群策而后帝王斟酌决定。周公立明堂,不筑墙,以示政事公开透明,又缘人情以制礼,采民歌以观政,定为制度。“天子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大戴记•小辩》)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无不虚怀若谷、广开言路,广泛的听取个方面的建议和批评。《吕氏春秋•不苟论第四》说:“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说文》说“放言曰谤,微言曰诽”。諫言和诽谤之语,当然不可能句句正确没有错误,当然不是只允许“正确言论的自由”。

   

   舜设“纳言”之官,以忠实传达上下之言。孔《传》曰:“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

   

   以庶人为主体的国人,对于君主和执政大臣的评论和批评可以直言不讳。例如,宋襄公在泓之战大败于楚,“国人皆咎公”(《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秦穆公死后以子车氏的三个儿子殉葬,“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左传》文公六年);鲁襄公四年,鲁军吃了败仗,“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左传》襄公四年)国人以民谣批评了鲁君和有关将领。

   

   以上三例,都说明国人对君主和大臣有批评之权。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此言从侧面说明了“庶人议政”乃为儒家社会的传统。天下有道,指政治文明制度合理,庶人自无非议,绝非禁止庶人议政。反过来,天下无道则庶人议之。

   

   魏源在《古微堂集•治篇》中进一步重申“庶人议政”思想,认为除了诤谏之臣,更重要的是倾听庶民百姓的意见。魏源援引《论语•季氏》中的话说,只要庶民的意见能够通于朝廷,朝廷又能够不断改进工作,庶民的议论自然就少了。让庶民都来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就会勇于指出政事的不足。通篇大意是,执政者只有广开言路,尽量全面地听取各方意见,就能目明耳聪做好国家大事。

   

   三

   三代时庶人不仅有自由议政的权利,而且有权参与国家大政决策。《周礼》:“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国有危、迁国都、立新君等国家大事,都要征求万民的意见。

   

   《尚书-盘庚》载:“盘庚敩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众,悉至于廷。”

   

   大意是,盘庚开导臣民(民众),又教导在位的大臣遵守旧制,正视法度。他说:“不要有人敢于凭借小民的规劝,反对迁都!”于是,王命令众人,都来到朝廷。当时有贵族试图利用民众意见反对迁都,民意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左传》鲁定公八年云:“卫侯欲叛晋……公朝国人,使贾(王孙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晋王伐我,犹可以能战’,乃叛晋”。

   

   鲁宣公十二年,郑国被楚军围攻时,“卜临于大宫”,即卜问若哭于郑太祖之庙是否有利,结果吉利,于是“国人大临,表示守城决心,使得楚军退兵,“楚子退师,郑人修城”(《左传》宣公十二年)。

   

   春秋后期,吴军攻入楚国,命人召见陈怀公,让陈表示态度,是跟从吴国还是跟从楚国。“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左传》哀公元年)。

   

   以上三事,都是国人(以庶人为主体)参与国家大政决策的例子。

   

   春秋中期,郕国君主的嗣立受到国人态度的巨大影响。依礼,太子继位顺理成章,但郕太子因与国人不和,未能继位而逃到鲁国。鲁文公十一年(前615年)“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锺,国人勿徇。十二年春, 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锺与郕邽来奔”(注:见《左传》文公十一和文公十二年。)。

   

   春秋各国,君主嗣立后,多与国人相盟,以取得国人支持。如齐景公嗣立后,“崔杼立而相之,盟国人于大宫”(《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又如郑简公曾经“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左传》襄公三十年),以期得到国人拥戴。春秋中期郑国发生内乱,“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遂从而尽焚之”(《左传》成公十四年),靠“帅国人盟于大宫”取得国人支持而占据优势。

   

   以上事例,可见春秋时各诸侯国对国人意见的重视和国人意见在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仅拥有言论自由而已。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国君对人之进退和惩罚,国君左右、诸大夫和国人的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保障言论权就是必须的前提。

   

   《孟子万章章句上》有关于尧舜禹禅让一事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君权谁授?孟子的学生认为,君权君授,即下一代君权是由上一代天子授与。孟子的看法则不一样,强调君权天授。因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代表天意,“天授”即是“民授”。

   

   舜之所以最终“践天子位”,是因为“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诓歌者,不诓歌尧之子而怄歌舜”,意味着其天子的权力来自于民授。后来,禹将益推荐给上天。禹逝世后,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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