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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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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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和仁爱

   人性和仁爱

   --毛氏“延安讲话”批判之一

   

   关于人性,毛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段话才是完全错误的,反人性的,为“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人性论基础。文革中工农兵学各界大批人性论,就是以毛氏这段话为思想依据的。人性观的错误是三大原则性错误之一,另两大错误是世界观价值观的错误。三观相互贯通,一错皆错。

   

   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人性特点,可谓之阶级性,阶级性只是人性的一部分。一味鼓吹和无限拔高阶级性,以阶级性为人性,以阶级性取代人性,把人性局限为阶级性,最容易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对立。只讲“无产阶级的人性”,反掉人性的普遍性和本性的超越性,也就反掉了人性本身,人丧心、社会病狂就是逻辑的必然。

   

   其实,无论贫富贵贱,有产无产,是人类就有人类的共性,就有人性。人性是超越阶级性的,因为人性的核心是本性,具有超越性。人人皆有本性是中华文化的共识。这个本性,道家称为道心,佛教称为佛性,儒家称为仁性良知。

   

   无产阶级有正人,资产阶级也有君子。而且,一般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文化道德水准相对较低。孟子早就指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管子也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笑的是,常有马帮学者鹦鹉学舌,以管子此言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正确。依此观点,无产者岂非不知礼节和荣辱?

   

   革命不是针对暴君暴政,而是针对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把整个阶级划为敌人而进行革命多么可怕,不卜可知。大半个地球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充分证明,无产阶级上升为领导阶级,是国家社会的灾难,也是这个阶级自身的灾难。如果不反掉儒家、仁学和人性,这样的革命根本不可能进行,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之类口号也很难蛊惑人心。

   

   当然,无产阶级不行并不意味着有产阶级就行。无论无产有产都能保守道德、坚持原则的,只有一种人。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所谓士,就是孔子说的“有志于学”者。坚定的道德立场,是需要文化培养的。

   

   一般人平时或不坏,不缺德,但关键时刻就把握不住,就会身为物役,被物欲牵着鼻子走,所谓一有权就变坏。唯有士君子群体,才能超越物质局限,不论有产无产,都是有德阶级,都能保持为善的恒心。

   

   毛氏接着批判“人类之爱”,他说: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一派胡言。爱既不是观念的东西,也不是客观实践的产物,而是良知的作用。仁者爱人,不论无产资产,只要是善人正人,就值得爱,这是“善善”;对日寇的恨,对敌人和社会丑恶现象的恨,是“恶恶”,亦良知使然。

   

   消灭武装来犯之敌,理所当然,但不能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视为敌人而予以消灭,对“社会的丑恶现象”,也当区别对待,不能统统采取暴力手段或肉体消灭的方式解决。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似是而非。有人性就有爱心,有仁性就能大爱无疆。佛教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儒家证得“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强调成己成人,己饥己溺,民胞物与,中国一人,天下一家。这都是“无缘无故的爱”。

   

   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必然爱人,好恶出发点都是仁爱。孔子作《春秋》,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正是仁爱之心勃勃不容已;仁政必然爱民,义刑义杀义战,无非仁爱的表达。遏恶为了扬善,惩恶就是导善也。

   

   “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这是对历史的无知。儒家的王道仁政礼制,就是围绕着仁爱展开的。劳心者治人,敬敷五教,慎徽五典,明人之伦,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使士农工商,各尽其职,这就是儒家的仁爱。孟子说: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滕文公上》)

   

   政治不公,贫富悬殊,让大量民众沦为无产阶级,固然不是爱;煽动无产阶级“革命”,让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更不是爱,而是解放恶习,鼓励恶性,既祸国祸民,对无产阶级也有大害。毛鉴不远,何用多言。

   

   不承认人性和良知的超越性,反掉普遍的人性,对无产阶级的爱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完全靠不住。既然这种爱“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一旦地位和环境发生变化,或者某种原因感觉不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这种爱自然就丧失了。2015-4-17

   首发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网站

(2015/05/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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