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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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汝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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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评传 第十二章 毕汝谐
·周恩来评传 第十三章 毕汝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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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先知先觉的旷世奇书《太阳与蛇》!
· 毕汝谐曾于六四之前半年发出第一次"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的严重警告!
·毕汝谐曾于六四之前一个月发出"邓小平对人民大众占尽压倒优势"的第二次严重警告!
·毕汝谐曾于六四之前13天发出"军人政治家邓小平具黩武意识,首先想到的是武力镇压"的第三次严重警告!
·毕汝谐于六四前3天斩钉截铁地断言残酷镇压势在必行!
·毕汝谐于六四后预言“六四血案是中国人民只能忍痛吞下的一枚门齿”!
·章鱼保罗式的预言作家毕汝谐 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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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入心要发芽 毕汝谐(纽约作家)

仇恨入心要发芽 毕汝谐(纽约作家)
   去年岁尾,友人电告:“看看吧,有人在网上恶搞你呢,”
   
   我不禁哑然失笑:“鄙人离群索居,与世无争,谁会恶搞我呢。”
   

   一查,果然有所谓“纽约作家毕汝谐的真实面目”,劈头就是——“这几年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纽约作家毕汝谐,很多人不了解。他其实就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我忍俊不禁:咦,难道有谁以为我是洋生洋长的西洋人吗?
   署名是”小刀飞刀飞飞飞”,我很有几分好奇:这是谁呀?
   该人又曰:
    “1985年毕汝谐以访问学者身份公派赴美,逾期不归,叛逃成为美国公民,至今以纽约作家身份招摇撞骗。”
   这种口吻俨如极左遗老,脑筋锈化,完全跟不上时代步伐——爱国不分先后,连傅聪、胡娜都重归祖国怀抱,谁还在意区区逾期不归?
   这厮明明是单枪匹马,却仿照燕人张翼德,故布疑阵,用不同网名四处撒欢,还自我加冕为“教授”、“退休老干部”等等,奈何文中错别字刺人眼目,掩不住狐狸尾巴。
   
   再曰:“曾经在电视剧电影中看过无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虚有其表本性邪恶的小白脸,这类人物每每出现,必引来荧屏内外一致讨伐,恨不能将其塞进娘胎回炉一回。俗话说,电视来源于生活,纽约作家毕汝谐就是这类小人的真实写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切齿之声,隐约可闻!
   
   还有就是骂大街了:“流氓为神无耻为骨的, 如此邪气四溢、恬不知耻、卖国求荣的毕汝谐,其实应该叫做比如邪! ”
   这是谁呀?跟我有这麽大的仇恨!上世纪五十年代,数学家华罗庚教导青年学子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要肯于动脑筋,“比如报上刊载了苏联要向太平洋发射火箭的消息,我们学数学的人,就不妨根据苏联所公布的发射区域的四个点,计算一下火箭发射处在什么地方,射程多少,精确程度如何等等。”
   我循华罗庚之法进行计算,依照遣词造句、叙事语气、行文风格、信息含量这四个点,搜找匿名网虫;经分析、对比、推测、查证,我的眼前出现一个矮小、勇悍、眼中喷射仇恨怒火的男孩子,没错,就是久违了的某小!1969年,我和他打过架!没有料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耿耿于怀,仍然偏激、冲动、不成熟……我的青春萌动期适逢文革;国事蜩螗,自身漂浮;我忧国忧民忧自身,深深感到痛苦,这是一种与身处时代格格不入的、众醉我醒的痛苦。“我(毕汝谐)”和“我们(革命群众)”不一样,“我们(革命群众)”革命,而“我(毕汝谐)”不革命;由于本人生性敏感,这种痛苦更难忍受。我不定期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寝食难安。那时节,正值青年反叛期的男孩子都喜欢干一些坏事,蔚为一时风尚;其时,我白天刻苦功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甚至还有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著《论马克思主义》),而入夜后则伙同狐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荒诞年代荒诞事,只怕说出来人们都不肯相信了,不是与男孩子打架(走在街上,一个对眼就可能与陌生男孩打起来,用黑话说是“犯照”),就是与女孩子勾搭(走在街上,一个对眼就可能与陌生女孩变成情侣,用黑话说是“拍婆子”);这是一种类似打嗎啡止痛的生活方式——美食落肚,情人入怀,暂时缓解了满腹忧思,无边愁绪。
   我曾经长期在社会上“刷夜(借宿)”,最高级的人家是吴玉章家,最低级的人家是三轮车工人家;我借以认识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真相,亲身体验了社会的黑暗、冷酷。不平则鸣,我写了一部小说《九级浪》,以第一人称描写原本纯洁的少男少女蹈入罪恶深渊;我采用熟悉而亲切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弃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及样戏创作原则若敝履;我紧紧握笔,握住这烫手的武器(田汉话剧《关汉卿》里有句著名台词“笔不就是你的刀吗”),落笔如行云流水,一发而不可收。
   我闯下的祸事共计九千九百九十九件。那次打架的起因,是我的傻哥们史某与邻居有些纠纷;我的一个朋友杨树凯是好事之徒,提议:“咱们去震他们一下!”我大表赞成,顺手抄了把一尺长的大剪刀,两人径直闯进某家;一进门,杨树凯马上与某小扭成一团,两人脸红脖子粗,骂骂咧咧;我攥着剪刀,想在某小屁股上捅一下,却因他俩不停扭转移位,始终不得下手(那年头的打架规矩,无论使用刮刀、匕首、改锥等等,都是捅屁股,不作兴捅要害;事后,杨树凯对人言:“毕汝谐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我等三人走马灯似的激烈撕扯,口出秽言,而坐在一旁的某家小妹处变不惊,专心读书,坐有坐姿,安静内向(多年以后,她因家庭暴力被斧头砍成重伤,恐怖!);正闹得不可开交,某小的哥哥某大走了进来,杨树凯很自然地松手了。某小狠狠地道:“臭皮鞋(我的外号)来打架!”某大轻松地一笑:“大家都是中国人,何必打架呢。”其时,刚刚发生珍宝岛事件,民族情绪高涨;然后,主客双方开始关于邻里纠纷的一般性辩论;當時說的話,许多都忘了,只有一句我还記得很清楚——某大引用列宁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話斥责我们:“你們說的話就像是在睡梦里嚼樹皮……”
   我和杨树凯频频提及街面上的“闻人”段五一(公安部子弟、地安门中学学生;两处都是以打群架著称),吹嘘我们打群架有门路,这就像在上海滩提黄金荣、杜月笙之名,狐假虎威罢了。
   再闹也无味,我们扬长而去;这件事还有下文,据史某说,后来他与某女发生口角,竟冒大不韪,打了某女一记耳光,结果被某女一群如狼似虎的干哥哥堵住;他们打开一瓶镪水,扬言要给史某毁容,史某大惧,只得向某女道歉……这是文革年代的日常生活即景。
   
   许多年过去了,过去了许多年;进入21世纪,我听说某大已经是“经济日报”的资深记者,就给他打了个越洋電話,郑重道歉:“……实在不好意思,那時候还到你家里打架,呵呵……”
   “那都是小孩的胡鬧。”某大宽容大度地回答。
   我乐观地以为几十年的旧账一笔勾销了,笑问某小近况,得知他后来因伤害罪蹲了十年大牢,又发愤用功,考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我的大姐夫原是物理所的学术带头人,我知道这是极不容易的;我辈文革人,能够成才,侥幸!万幸!
   我和某小都是性格复杂的人,自命不凡,心境孤独,为应付险恶的社会环境,为非作歹,不择手段;我们的所作所为既可怜又可笑,反映了文革浩劫的社会生态。
   心理动力学认为,人的行为是从继承来的本能和生物驱力中产生的,并试图解决个人需要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太史公曰:“夫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我以写作、某小以伤人反抗文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与他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双胞胎!
   
   某小恨我,情有可原,毕竟,我与他有过节;然仇恨到了不依不饶的地步,则另有原因在焉!
   
   某小不幸,少年丧父;文革伊始,某父坠楼自杀,我恰在现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睹死人,故印象极深——那晚,我在理发室等待理发,忽听外面一声沉重的巨响,喊声四起:“有人跳楼了!”我赶紧跑出去,只见某父身着白色元宝杉、深兰色短裤仰躺在水泥地面,状如熟睡;我激动地问身旁的史某:“还能救活吗?”史某道:“怎么可能,内脏全震坏了。”不多时,几个中年男人急急赶来,其中一个大约是医生,翻开某父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瞳孔,又伸手探入兰色短裤,用力压迫生殖器,均无反应;我问:“他为什么自杀?”
   史某故作老练地道:“他心里有鬼!”次日,史某告诉我:他离开自杀现场就去某家报告凶信,众子女若无其事,纷纷谴责某父“死了活该”、“罪有应得”,赶得上批判大会了;史某赞叹:“好样的!他们全是‘基本如此’以外的人!”——当时,有一副风行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史某的说法堪称对众子女的最高评价。之后,众子女有许多极左举动,他们在某父名字上打叉,呼之为“狗爹”;有一张大字报名为“线索”,内容是“我们的狗爹与XXX来往密切,请革命群众追查!”等等;文革后平反了,众子女隐去了划清界限的往事,只字不提;我却觉得,如此一来便降低了文革的悲剧色彩;多么可怕呵——父亲横死,笃信“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众子女,大肆鞭尸,惨绝人寰!
   文革时节,无论怎样积极,政治界限是永远划不清的,众子女依然受到政治牵连;一年后,本楼出现一条所谓反动标语标语“深仇不能报”;保卫科来人照相、调查,忙得不亦乐乎;大家私下猜测系众子女所为,不知是也不是;某大好学深思,公然倡言“打倒马恩列毛的狗爹(斯大林的爹是鞋匠,劳动人民,故不在打倒之列)”,他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我认识许多独立思考的青年斗士,与之漫论国事、文事、私事;他们的命运泰半不妙:死了、疯了、傻了、毁了……遗憾)。
   
   
   
    相比之下,某大对我却是不衔旧恨,心平气和;他写过一篇文章:”毕汝谐以一反常态的写作方式及其主題,以正面接觸小人物的笔法,消解文革高、大、全的庸俗英 雄主义之精神为自觉或不自觉之主題,甚至以反道德的激烈訴求(每个時代有每个時代的道德——福柯語),張揚性的自由和美,反映和塑造文革中特定阶层的子弟們的准浪漫主义生活。這个浪漫主义是对正宗浪漫主义的反駁,是嬉皮士和雅皮士生活風格在我們這里的最初的呈現,自无疑問。其挑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見形象,一举被历史推到了前台。一時間,毕汝谐和《九級浪》,成爲那時最有趣的符号之一,被人們爭相传告。”
   
    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发生挑战传统性道德的性解放运动。我虽不知其名(即使美国之音等敌台也从未言及性解放运动)却享有其实;我是性解放运动在中国的急先锋!
   
   
   文革生涯匡定了我的一生——必须自由自在地运用钢笔、肉笔这两支笔;因此,我只能远托异国,存身海外;关于我的私生活,历来物议不息,基本是男贬女褒,看法歧异;我索性向某小交底:鄙人共有一段婚姻、两个非婚生儿子、四次爱情、三百四十三名情人;我未见得比别的作家写得好,却肯定比别的作家拥有更多的情人!作为男人,不枉在人世间走一遭了!某小的性经历,想来不及我的零头;当我在社会上风流快活之日,正是他在大狱里受苦被难之时,他只能以自慰解决饥渴(用北京土话来说,这叫“哥儿五个打一个”);人各有命,不可强求!
   
   
   “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著名唱词;某小无力报复迫死先严的邪恶力量,焉能不恨?!无心检省自己在亡父生前死后的有悖人性的倒行逆施,焉能不悔?!无法追回埋没在大牢里的青春年华,焉能不怒?!恨、悔、怒番上加番,弥天仇恨不能报,只好挑个软柿子作为复仇对象,鄙人很不幸地成为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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