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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寡头为什么迄今不敢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对抗习近平?

    高官寡头为什么迄今不敢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对抗习近平?
   
     最近徐水良在《也谈中国大陆政变的可能性》一帖中说:贪腐的中共高官寡头,因为受到民众草根的痛恨,因此政变几无可能成功;徐水良并认定:受习近平反腐威胁的中共高官寡头,政变成功的唯一希望,在于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
     徐水良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他没有看到政变这种改换方式的特殊性,而受这种特殊性的影响,草根民众的是否支持,并非政变成功的必要条件。
     何为政变?就是一个政权的内部派系力量,以反程序、反体制、反法律的手段改变国家领导人、或者改变政权的行动;因为反程序、反体制、反法律的性质,政变必须是策划于密室的突然行动,也是局限于“宫廷”——即政权中枢首脑区域的小范围“斩首”突袭行动;因此政变能否成功,取决于政变中政权内部双方的实力对比,而一方是否能得到草根民众的支持,并非制胜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草根民众的支持,无法转化成政权内部的支持力量,就无法改变政变中双方的实力对比。


     在中共国,草根民众的支持,是无法转化成政权内部支持力量。因为即使在专制政权中,中共政权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政权,它连伊朗那种特殊形式的“有限民主”(即伊斯兰民主,在伊斯兰专制下,伊朗有真实的选举机制)都没有,中南海政权,是彻底地与选票无关;中共当局迄今严控一切媒体,严密地过滤互联网信息,其钳制舆论之严密和狡诈,世界鲜有出其右者,因此,民众的民意,也不可能形成影响政权内部派系的舆论力量。
     这样就造成了“得民心者未必能得天下”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的1989年“六四”之变:反对戒严、反对开枪、主张政改的赵紫阳得到民众广泛而热烈的拥护,甚至得到当时理想良知尚未泯灭的中共党政干部的多数支持(阮敏估计当时四分之三的党政干部心向赵紫阳),但是邓小平、陈云、李鹏一伙有军队撑腰:由于中共对军队控制的特殊严密性,当时忠于邓小平的军队仍是主流;试问:邓小平“反自由化”、要动用军队屠杀学生、市民得什么人心?但是凭有枪杆子的支持,邓小平一伙的实力压倒了政改派。
     从政权内部的角度而言,“六四”其实是邓小平、陈云一伙动用枪杆子全面清洗赵紫阳政改当权派的一场政变,在这场政变当中,背后有“亿万人民支持”的赵紫阳政改派惨败,而迄今遭到万众唾骂的邓小平、陈云、李鹏一伙大获全胜,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广大民众(包括多数党政干部)对赵紫阳的民意支持,因为中共的封闭体制,无法转化成制胜邓小平的政权内实力!
     分析到此,明眼人不难看出,决定“六四”成败的胜负手,是军队而不是草根民众,赵紫阳错就错在关键时刻抛却责任,消极反抗束手就擒,而没有在局面尚能可为之际,登高一呼号召军队!因为军队的主流虽然忠于邓小平,但军人也是人,尤其是军官,面对不合情理的“开枪令”是动摇的、观望的!
   
     有人说,苏联“819”事件中,得到老百姓支持的叶利钦获胜,难道不能说明草根民众的支持,决定了政变的成功吗?
     这种看法,完全忽略了前苏联当时的情况,与中共国完全不同。戈尔巴乔夫治下,前苏联政权的重大变化,已经使得民意已经能够转化为政权内部的决胜实力:
     叶利钦在“819”事件中之所以翻盘,关键是获取了军队的支持!没有军队的倒戈,本来红场上那几万人示威是可以镇压下去的。
     苏联红军的倒戈,固然与叶利钦临危不惧、奋勇拼搏,登高一呼有关,也与之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息息相关:从1987年开始,经过戈氏四年的政治改革,1991年的苏联,已经是一个人大代表直选、政府首脑竞选和新闻自由的国度,民意已经可以通过媒体发声,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这就不可避免地深深影响到苏联红军官兵,这状况是1989年时的解放军所不具备的!
     不要忘记:亚纳耶夫一伙宣布戒严后,苏联空军就公开声明反对政变,扬言:“紧急状态委员会”胆敢对莫斯科市民开枪,空军将轰炸克里姆林宫!这种形势,1989年的中共国有吗?
     正是经过戈氏大刀阔斧改革,令1991年的前苏联,已经变身为一个高度自由民主的新国家,这才有有了民意转化为体制内实力的新渠道。因此,“819”事件叶利钦个人胜利的背后,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巨大功效。
   
     但是,前苏联此种条件,在中共国迄今没有,而且越来越没有。在中共国,民意迄今仍然不是决定政变能否成功的因素。
   
     明白了以上道理,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受到习近平“反腐”利剑威胁的中南海高官、寡头,迄今无一人敢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号。
     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共官僚集团,整体上是强烈抵制宪政民主的,这种情况与1989年时大相径庭:1989年时的中共官僚集团,深受胡耀邦、赵紫阳政治改革的精神感染,理想和良知尚未泯灭;而且,当时中共国市场经济尚未成形,中共各级官僚未享受到特权资本化的滋润,其物质享受仅限于级别待遇,远不如今天可观和奢靡,他们也有“变天”走资的冲动,已将手中的特权兑现为资本(当时的干部们也普遍没有想到有“邓南巡”式打红旗全面市场化的捷径),因此1989年的时候,相当大一部分中共官僚(阮铭估计有四分之三)是心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而顽固反对政改的,主要是党内的毛左派和陈云“稳健”派。
     现在的情况完全倒了过来:中共官僚集团中支持宪政民主的人很少,而主张维持现状——“坚持邓小平路线”的占了绝对优势;2006年曾庆红主持的中央党校,对全国公务员作“民意调查”,结果支持政改的人不到百分之五,就反映了这一现实。
     为什么形势会颠倒过来?因为1992年南巡”全面开放市场经济之后,二十多年来,中共官僚公务员队伍已经充分利用市场将特权资本化,一个个捞得钵满盆溢,享足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滋润;“邓南巡”的模式的巨大成功令他们认识到:特权资本化根本无须“变天”,且“变天”还有巨大的政治风险——很可能象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官员一样,垮台沦为平头小民。今天中共官僚公务员们明白,他们的优厚待遇和晃眼迷人的巨大资本,都是共产党专制政治+市场经济的结果,缺一不可,因此他们当然要誓死反对松动共产党专制的政治改革,对他们来说,松动专制,就是在狠揪他们的命根子。
     “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特权+市场=全面腐败,专制市场化,也就是制度化的贪污腐败,今天在市场中享足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滋润的中共官僚公务员们,几乎个个都是贪腐罪犯,这些人根本经不起宪政民主制度检验:因为在一个司法独立的体制中,他们难免大批地被送上审判台。。。而在总书记的人治下,还可以指望江核心、胡和谐这样的“老板”,给他们慰藉、与他们“和谐”。从这个角度出发,今天的官僚们当然视自由民主为毒蛇瘟疫,他们当然会誓死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笔者对此种强烈反政改的官场氛围,有着切身的感受:2007年“十七”大后,我因为桂林电视台同事和朋友的关系,参加了一个有多位基层干部参加的应酬活动,谈吐间,气焰万丈的中共小官僚流露出对政治改革强烈地反对态度,对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屑一顾,认为他是“失败的典型”、是“窝囊废”。。。他们认定:民主必导致“文革式的动乱”,政改必导致共产党垮台,而共产党垮台就会“血流成河”。。。连一个小小的科长、一个小小的城区区长,都不希望共产党垮台。
     在这种官场氛围中,谁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不仅不会获得支持,反而会引火烧身、遭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势下,谁还会蠢到去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呢?
     虽则现在老百姓、特别是知识精英要求自由民主者众,虽则今天习近平挥舞“反腐”的刀枪,把官僚们杀得纷纷落马,反腐清洗已经危及官僚们的命根子,在此种逼迫下,官僚们可能会谋求政变,但即使搞政变,也不会去举自由民主的旗帜(迄今为止的事实已如此,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人的政变阴谋,都没有抓取自由民主的旗帜),何以故?
     一则就是刚才所说的,今天中共官僚集团整体的、强烈地反宪政民主氛围,自由民主旗号在政权内部没有号召力,
     二是“六四”以后,随着中共专制的更趋严密、狡诈和精致化,今天民意更无可能在政权内形成决胜实力,搞政变用不着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反授政敌进行整肃,以大好的口实。
      高官寡头为什么迄今不敢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对抗习近平?这就是真正原因。
   
     当然,这种情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庞大的中共平民官僚集团,发现习近平、王岐山,是自己整体根本利益的敌人的时候,一旦他们发现习近平一伙的“反腐”,是要建立只准亲习“红二代”少数人腐败的新专政、而他们政变屡屡未遂,在体制内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当前中共官僚集团反政改反宪政民主的氛围,是会发生变化的,届时,不甘心等死受压迫的中共平民官僚集团,完全有可能转打“自由民主”牌,他们会转而联合久已渴望宪政民主的民众、尤其知识精英,共同反对习近平暨其继承人,届时,中共的末日就真正降临了。 
     
   
   曾节明 成稿于2015年三月二十七日于春暖纽约州
(2015/04/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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