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曾节明文集
[主页]->[百家争鸣]->[曾节明文集]->[高官寡头为什么迄今不敢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对抗习近平?]
曾节明文集
·6月18日,中南海狙击香港民主化战役遭遇滑铁卢
·试看相:从曾国藩到洪秀柱(修正版)
·由满清灭明战略看中共对台战略
·台湾的统独选项暨中共对台战略前瞻
·由刘邦、朱元璋、吴三桂、洪秀全等之成败看颠覆中共政权之道
·生存才是最高的“天理”
·蓝营二十年内仍占优,洪秀柱有胜机但需调整
·中国今后五十年的趋势:合久必分,最终联邦制
·理学无道,滥杀造业,历史报应几人能参透?
·同性恋者应保护但不宜鼓励
· 为什么中国人中恨恶本国传统文化的特别多?
·中共垮台后,惟有国民党能够凝聚起大陆人重新建国
·国民党在台的困境以及中共对付国民党的手段
·国民党在台的困境以及中共对付国民党的手段(善本)
·2016年的总统选战,是国民党死里求生的荣誉之战
· 极权的主要精神基础:无神论+理想主义
·暴力救市暴露:中共政权依旧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列宁式政权
·暴力救市的中共习政权岌岌可危
·就陈泰和律师被抓,致桂林市国保支队教导员赵柯公开信
· 安大略湖仲夏游感悟:国民党要继承檀香山精神
·无神论是一种愚昧的形而下宇宙观
·攻击“民运组织不民主”是共特的一贯伎俩
·中共国进攻台湾的可能性
·中共对互联网正作重大调整,民运应该及时应变
·以个人私德否定反对派事业,是完全荒谬的
·抗日阅兵仪式的困境,反应出中共不久于人世的前景
·南京国安线人徐不良十九年别动律
· 中共对付反对派的惯用伎俩之三:贼喊抓贼
·本人电脑今天被黑客攻陷
·论建政风水选取:赵构的顺势和蒋介石的逞强
·历史真相远未解密:纳粹飞碟之谜
·历史真相远未解密:纳粹南极基地之谜
·惆怅的圆满——读柴玲自传有感
·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反华势力
·去纽约市两天小记
·天津大爆炸和《开罗宣言》的双双登场预示了什么?
· “六四”学生领袖在屠城中全部幸存是天意
· 八十年代与现今时代异同点
· “八九”民运的策略教训
·习近平当局的“特赦”鲜有意义、毫无诚意
· 习正恩重开“特赦”意欲何为?
·江泽民快了——多位大佬死去是中共快落幕的标志
·体制内谁是敌友?1989年和今天的异同
·为什么毛泽东的流毒远比希特勒的流毒难以清除?(二)
·为什么毛泽东的流毒远比希特勒的流毒难以清除?(二)
· “反法西斯阅兵”的反效果,反映出的中共亡党危机
·对战争罪行的认罪态度,日本为何远不如德国?
· 习近平欲裁撤国保系统预示着什么?
· 由姓名断谁是当年打入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内鬼
·民国复立之兆:“九三”阅兵式搞成怀念民国的民间盛会
·谁是真正的反动派?
·《红楼梦》是一本荟萃东方独特价值的天书
·唯一具体预见中国“六四”之变的预言
·为什么大陆民众仇美远甚于仇俄?
·习近平救垮共产党
·中国的北龙劫运即将结束
·取代中共政权的新政权将是什么政权?
·也谈孤独
·危机深重前所未有,中国亟需废除计生接纳移民!!
·卦象显示“邓计生”必被彻底废除
· 气数衰旺的标志是什么?
·以周易的均衡观看中国历史
·政治人物真面目如何?颅相告诉我们
·台湾大势观察:国民党将持续衰落
·年龄是决定是否被洗脑的最重要的因素
·年龄是决定是否被洗脑的最重要的因素(善本)
·王岐山的“九千岁”地位已经依稀可见
·由九宫飞星的神奇看周易的博大精深
·反移民的本性,令老龄化问题成为勒毙共产党政权的最后绞索
·“邓计生”深远危害超越“毛文革”,必须尽快废除计生委
·由全面废除“一胎化”看习近平
·废除“一胎化”打开了否定邓小平的缺口
·中共当局抓捕姜野飞之背景分析和前瞻
·中共越境绑架桂民海事件的分析和前瞻
·习近平连抓姜野飞、桂民海反映了什么?
·“习马会”的实质暨台湾的前途
· “习马会”的实质暨台湾的前途
·今日射覆心得:台独无命,台海无战
·IS为何崛起?小布什的责任和奥巴马的责任
·荒唐!姜野飞十一日已被加拿大接收,次日即被泰国政府强行遣返
·中共当局为何一定要遣返姜野飞而不遣返李宇宙?
·胡、赵底谁更开明?习近平扬胡讳赵就是答案!
·由大历史和天道看中国兴衰
·流亡泰国异议人士现阶段生存兵法
·对“11.13”巴黎恐袭大惨案的反思
· 为什么现今反对派无法象孙中山当年那样筹款?
·如果希特勒不进攻苏联世界历史会怎样?
· 由“遗恨失吞吴”看诗人读史的荒唐和诸葛亮的私心
·央视为何破天荒地播出姜野飞案?
·诸多迹象反映出:姜野飞遭线人“钓鱼式”抓捕
·诸多迹象反映出:姜野飞遭线人“钓鱼式”抓捕
· 诸多迹象反映出:姜野飞遭线人“钓鱼式”抓捕
·过份的福利政策是西方衰败的原因之一
·中国不可能全面基督教化
·曾节明:姜野飞兄弟二三事
·中国不可能全面基督教化
·纪念台湾光复暨南京大屠杀38周年发言提纲
·基督教已成为中华文化一部分,排拒态度不可取
·习近平的两难困境
·中共国之亡,必更象满清而不象苏联
·中国民主化的风水难度暨国运前景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高官寡头为什么迄今不敢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对抗习近平?

    高官寡头为什么迄今不敢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对抗习近平?
   
     最近徐水良在《也谈中国大陆政变的可能性》一帖中说:贪腐的中共高官寡头,因为受到民众草根的痛恨,因此政变几无可能成功;徐水良并认定:受习近平反腐威胁的中共高官寡头,政变成功的唯一希望,在于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
     徐水良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他没有看到政变这种改换方式的特殊性,而受这种特殊性的影响,草根民众的是否支持,并非政变成功的必要条件。
     何为政变?就是一个政权的内部派系力量,以反程序、反体制、反法律的手段改变国家领导人、或者改变政权的行动;因为反程序、反体制、反法律的性质,政变必须是策划于密室的突然行动,也是局限于“宫廷”——即政权中枢首脑区域的小范围“斩首”突袭行动;因此政变能否成功,取决于政变中政权内部双方的实力对比,而一方是否能得到草根民众的支持,并非制胜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草根民众的支持,无法转化成政权内部的支持力量,就无法改变政变中双方的实力对比。


     在中共国,草根民众的支持,是无法转化成政权内部支持力量。因为即使在专制政权中,中共政权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政权,它连伊朗那种特殊形式的“有限民主”(即伊斯兰民主,在伊斯兰专制下,伊朗有真实的选举机制)都没有,中南海政权,是彻底地与选票无关;中共当局迄今严控一切媒体,严密地过滤互联网信息,其钳制舆论之严密和狡诈,世界鲜有出其右者,因此,民众的民意,也不可能形成影响政权内部派系的舆论力量。
     这样就造成了“得民心者未必能得天下”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的1989年“六四”之变:反对戒严、反对开枪、主张政改的赵紫阳得到民众广泛而热烈的拥护,甚至得到当时理想良知尚未泯灭的中共党政干部的多数支持(阮敏估计当时四分之三的党政干部心向赵紫阳),但是邓小平、陈云、李鹏一伙有军队撑腰:由于中共对军队控制的特殊严密性,当时忠于邓小平的军队仍是主流;试问:邓小平“反自由化”、要动用军队屠杀学生、市民得什么人心?但是凭有枪杆子的支持,邓小平一伙的实力压倒了政改派。
     从政权内部的角度而言,“六四”其实是邓小平、陈云一伙动用枪杆子全面清洗赵紫阳政改当权派的一场政变,在这场政变当中,背后有“亿万人民支持”的赵紫阳政改派惨败,而迄今遭到万众唾骂的邓小平、陈云、李鹏一伙大获全胜,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广大民众(包括多数党政干部)对赵紫阳的民意支持,因为中共的封闭体制,无法转化成制胜邓小平的政权内实力!
     分析到此,明眼人不难看出,决定“六四”成败的胜负手,是军队而不是草根民众,赵紫阳错就错在关键时刻抛却责任,消极反抗束手就擒,而没有在局面尚能可为之际,登高一呼号召军队!因为军队的主流虽然忠于邓小平,但军人也是人,尤其是军官,面对不合情理的“开枪令”是动摇的、观望的!
   
     有人说,苏联“819”事件中,得到老百姓支持的叶利钦获胜,难道不能说明草根民众的支持,决定了政变的成功吗?
     这种看法,完全忽略了前苏联当时的情况,与中共国完全不同。戈尔巴乔夫治下,前苏联政权的重大变化,已经使得民意已经能够转化为政权内部的决胜实力:
     叶利钦在“819”事件中之所以翻盘,关键是获取了军队的支持!没有军队的倒戈,本来红场上那几万人示威是可以镇压下去的。
     苏联红军的倒戈,固然与叶利钦临危不惧、奋勇拼搏,登高一呼有关,也与之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息息相关:从1987年开始,经过戈氏四年的政治改革,1991年的苏联,已经是一个人大代表直选、政府首脑竞选和新闻自由的国度,民意已经可以通过媒体发声,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这就不可避免地深深影响到苏联红军官兵,这状况是1989年时的解放军所不具备的!
     不要忘记:亚纳耶夫一伙宣布戒严后,苏联空军就公开声明反对政变,扬言:“紧急状态委员会”胆敢对莫斯科市民开枪,空军将轰炸克里姆林宫!这种形势,1989年的中共国有吗?
     正是经过戈氏大刀阔斧改革,令1991年的前苏联,已经变身为一个高度自由民主的新国家,这才有有了民意转化为体制内实力的新渠道。因此,“819”事件叶利钦个人胜利的背后,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巨大功效。
   
     但是,前苏联此种条件,在中共国迄今没有,而且越来越没有。在中共国,民意迄今仍然不是决定政变能否成功的因素。
   
     明白了以上道理,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受到习近平“反腐”利剑威胁的中南海高官、寡头,迄今无一人敢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号。
     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共官僚集团,整体上是强烈抵制宪政民主的,这种情况与1989年时大相径庭:1989年时的中共官僚集团,深受胡耀邦、赵紫阳政治改革的精神感染,理想和良知尚未泯灭;而且,当时中共国市场经济尚未成形,中共各级官僚未享受到特权资本化的滋润,其物质享受仅限于级别待遇,远不如今天可观和奢靡,他们也有“变天”走资的冲动,已将手中的特权兑现为资本(当时的干部们也普遍没有想到有“邓南巡”式打红旗全面市场化的捷径),因此1989年的时候,相当大一部分中共官僚(阮铭估计有四分之三)是心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而顽固反对政改的,主要是党内的毛左派和陈云“稳健”派。
     现在的情况完全倒了过来:中共官僚集团中支持宪政民主的人很少,而主张维持现状——“坚持邓小平路线”的占了绝对优势;2006年曾庆红主持的中央党校,对全国公务员作“民意调查”,结果支持政改的人不到百分之五,就反映了这一现实。
     为什么形势会颠倒过来?因为1992年南巡”全面开放市场经济之后,二十多年来,中共官僚公务员队伍已经充分利用市场将特权资本化,一个个捞得钵满盆溢,享足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滋润;“邓南巡”的模式的巨大成功令他们认识到:特权资本化根本无须“变天”,且“变天”还有巨大的政治风险——很可能象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官员一样,垮台沦为平头小民。今天中共官僚公务员们明白,他们的优厚待遇和晃眼迷人的巨大资本,都是共产党专制政治+市场经济的结果,缺一不可,因此他们当然要誓死反对松动共产党专制的政治改革,对他们来说,松动专制,就是在狠揪他们的命根子。
     “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特权+市场=全面腐败,专制市场化,也就是制度化的贪污腐败,今天在市场中享足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滋润的中共官僚公务员们,几乎个个都是贪腐罪犯,这些人根本经不起宪政民主制度检验:因为在一个司法独立的体制中,他们难免大批地被送上审判台。。。而在总书记的人治下,还可以指望江核心、胡和谐这样的“老板”,给他们慰藉、与他们“和谐”。从这个角度出发,今天的官僚们当然视自由民主为毒蛇瘟疫,他们当然会誓死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笔者对此种强烈反政改的官场氛围,有着切身的感受:2007年“十七”大后,我因为桂林电视台同事和朋友的关系,参加了一个有多位基层干部参加的应酬活动,谈吐间,气焰万丈的中共小官僚流露出对政治改革强烈地反对态度,对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屑一顾,认为他是“失败的典型”、是“窝囊废”。。。他们认定:民主必导致“文革式的动乱”,政改必导致共产党垮台,而共产党垮台就会“血流成河”。。。连一个小小的科长、一个小小的城区区长,都不希望共产党垮台。
     在这种官场氛围中,谁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不仅不会获得支持,反而会引火烧身、遭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势下,谁还会蠢到去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呢?
     虽则现在老百姓、特别是知识精英要求自由民主者众,虽则今天习近平挥舞“反腐”的刀枪,把官僚们杀得纷纷落马,反腐清洗已经危及官僚们的命根子,在此种逼迫下,官僚们可能会谋求政变,但即使搞政变,也不会去举自由民主的旗帜(迄今为止的事实已如此,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人的政变阴谋,都没有抓取自由民主的旗帜),何以故?
     一则就是刚才所说的,今天中共官僚集团整体的、强烈地反宪政民主氛围,自由民主旗号在政权内部没有号召力,
     二是“六四”以后,随着中共专制的更趋严密、狡诈和精致化,今天民意更无可能在政权内形成决胜实力,搞政变用不着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反授政敌进行整肃,以大好的口实。
      高官寡头为什么迄今不敢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帜对抗习近平?这就是真正原因。
   
     当然,这种情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庞大的中共平民官僚集团,发现习近平、王岐山,是自己整体根本利益的敌人的时候,一旦他们发现习近平一伙的“反腐”,是要建立只准亲习“红二代”少数人腐败的新专政、而他们政变屡屡未遂,在体制内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当前中共官僚集团反政改反宪政民主的氛围,是会发生变化的,届时,不甘心等死受压迫的中共平民官僚集团,完全有可能转打“自由民主”牌,他们会转而联合久已渴望宪政民主的民众、尤其知识精英,共同反对习近平暨其继承人,届时,中共的末日就真正降临了。 
     
   
   曾节明 成稿于2015年三月二十七日于春暖纽约州
(2015/04/10 发表)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