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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如何变成党国的?
· 彻底抛弃对胡锦涛的盲目幻想和期待,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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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军中声音”的紧急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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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军中声音”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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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法轮功与民运携起手来——法轮功与民运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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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民运张国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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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应该怎样才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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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宗教才能拯救人类于自我毁灭——简述去宗教化的历史危害及当前流毒
·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转型的最佳选择
·关于中国民主党的前途
·曾节明: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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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制社会的主要精神维护者是儒家而非法家
·儒家阻碍自由民主化的两大重要性质
·祸害中国的祸根不在“左”、“右”,而在专制独裁
·邓小平的流毒和对中国的贻害比毛泽东更深远
·为什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道路行不通?
·警惕中共胡中央进一步侵害人权的试点图谋
·中国民众和维权人士都亟需进行自由民主基础理念二次启蒙
·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到底谁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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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不存在不侵犯人权的“计划生育”

    世间不存在不侵犯人权的“计划生育”
   
     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计划生育?一个家庭计划何时要孩子、要几个孩子,属于该家庭的自主权、属天然权利,这种计划显然不是计生。所谓计划生育,就是以国家权力意志代替具体家庭的意志,对家庭的生育数量,甚至生育时间作出具体规定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中,国家取代家庭本身,对该家庭的生育作出计划。显然,计划生育是一种强制性的政策;而只有专制的统治者,才实行得了这种政策。
   
     (因此,高唱“中共万恶,计生首善”的人,骨子里是不折不扣的专制拥护者,尽管他们戴着“自由民主”的头套四处抢镜头。)


   
     迄今为止,全世界只有中共国和前共产党国家罗马尼亚两个国家,实施强制性的生育政策:前罗马尼亚强制妇女多生;中共国强迫妇女少生;中共国这样以国家权力强求“一胎化”的做法,不仅令自由国家的人难以置信,即使在专制、极权国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许多人把日本、韩国、新加坡曾经实行的、印度现行的奖励少生的政策,也当作计划生育,这是谬误。因为日、韩、新、印等国所实行的奖励少生政策,并没有把国家权力的强制之手伸进家庭——并没有惩罚“超生者”,以达到推进少生的目的——在这里,国家并没有代替家庭本身,强制为该家庭作计划。因此,此种奖励少生的政策,最多只能算人口的宏观调控。
   
     徐水良一方面对血淋淋的邓计生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在计生问题上摇摇晃晃,畏首惧尾,不敢作出明确的否定,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搞清计生与人口宏观调控的区别;计生与人口宏观调控的根本区别在于:计生是国家强行代替家庭作生育计划;人口宏观调控,则只是国家对家庭生育进行引导,国家并没有代替家庭作生育计划。
   
     徐水良也没有看清:人口宏观调控可以避免侵犯人权,但是计划生育侵犯人权,却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互联网、手机通信技术的迅猛进展,邓式计生政策侵犯人权的罄竹难书血淋淋罪行,愈来愈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令中南海十分难堪,情急尴尬之下,中共统治者就竭力强调:暴行不是邓计生的本意,而是地方执行出了问题,是地方计生系统腐败造成的。。。云云。
     以博讯螺杆为代表的中共计生基本国策铁杆维护者,也在网上竭力鼓噪紧密配合:计生之所以侵犯人权,是因为地方执行机构的简单、粗暴、腐败。。。而计生政策本身无关!
   
     凭着他们的唱腔说辞,好象这世间有一种尊重人权的计划生育存在。
   
     这完全是无耻的忽悠,事实上计划生育只要实行,侵犯人权就是不可避免的。
     自由自在是人的天性,因此,单方面规定一个家庭生育数量、生育时间的“计划”,不以强制力为后盾,根本实行不了——没有强迫,谁愿让你“计生”?什么是强制力?说白了就是惩罚。为了贯彻计生,惩罚的手段是越来越严酷:
   
     “邓计生”在1980年全面实施之初,惩罚手段并不严酷,但很快就层层加码,越来越残酷,及至到了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程度:
     刚开始对超生的夫妇,只是不让入党、不让评先进、不让加工资;
     继而就是罚款,越罚越重,由八十年代中期的罚数百元、到九十年代罚几千元、上万元、到胡温时代按收入比例征收“社会抚养费”,动辄数万元、数十万万甚至上百万元,罚得你倾家荡产,不仅工薪阶层是受害者,富裕阶层也是受害者——张艺谋因为生三个小孩之“罪”,被罚款七百多万元;姚明因为生二胎面临罚款数千万,不得不把小孩生在美国;这种事不仅在文明国家难以置信,即便在其他专制国家,也是独一无二的;
     1990年开始,对公职单位的“超生者”,开始采取开除公职的决绝做法,这是一种“砸饭碗”的釜底抽薪“式惩罚。
     随罚款和开除而来的,是大规模的人身迫害,而且变本加厉:强迫上环、强迫人流、堕胎、刮宫,甚至赤裸裸地屠杀婴儿,反人类地叫嚣:“宁添十座坟,不增一口人!”;绑架式强迫结扎、“鬼子进村”扫荡式打击“超生”、“超怀”——对逃避躲藏者公然采取打、砸、抢、毁家的措施。。。此在农村尤为突出。在“计生”侵害中,不仅大批妇女受害,一些男人也遭到“计生”残害——广西贺州异议人士莫巨峰,就因为“超生”,遭当地计生委绑架,象阉猪一样强行结扎,从而丧失了生育能力;
     与人身迫害并行的是:身份歧视和大规模的监控。在计生国策下,当局赤裸裸违反宪法,对超生小孩,大规模地采取拒上户口的枉法歧视措施,令中国公民在本国国土上养育的后代,沦为无国籍的“黑人黑户”;以“准生证”、查户口、上环捆绑上户口等方式,对国民厉行极权监控。。。
   
     中共当局推行邓式计生三十五年来,侵犯人权为什么会变本加厉、层层加码?能单单归咎于各地计生系统执行上的粗暴和腐败吗?如果是因为地方执行的粗暴和腐败,那为什么在实行温和计生(周恩来式的“两个正好”)的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也没有产生如此大规模计生人权暴行,更何况彼时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杀人如割草”的毛泽东时代!
     很显然,“邓计生”下的大规模人权暴行,正是邓式计生基本国策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产生如此恶果呢?是计生系统的人本来就特别坏吗?并非如此。笔者以前在桂林当记者的时候,碰到好几个计生干部,虽则素质不同,但都感叹:他们从事的是“里外不是人”的得罪人工作,他们也懂得自己遭老百姓痛恨,有的良心也有不安,但上面的压力很大,为了完成指标保住饭碗,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
     正是自上而下的计生压力,迫使中共当局的计生官员、乃至各地的一把手,为了完成计生指标,不得不一再升级计生的强制手段,导致侵犯人权变本加厉、层层加码。“邓计生”基本国策的“一票否决制”(即如果“计生”不达标,其他政绩再好也无用),逼使各级官员为保前途而不惜对下层层加压,而各级计生干部为保饭碗,更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惜采取最残酷的手段。
   
     三十五年来,邓式计生政策侵犯人权之所以越严酷、越广泛,不是计生委“发烂渣”或当权者闲得没事,其根本原因,乃是为了保证计生政策执行的效力:因为这项政策是根本违反人的自由天性的,因此只有一再升级其手段的严酷与严密,吓到压服反抗者,才能够维持其存在,以达到减少生育的目的。
   
     “邓计生”政策暨其贯彻,与满清的“薙发易服”暴政非常相似:两者都需要以残酷的手段,才能得以贯彻。而且,贯彻“邓计生”的自上而下极权方式,与文化灭绝主义的“薙发易服”也酷似,都是“一票否决制”:满清的地方官要是完不成“薙发易服”的指标,是要开刀问斩的;因此,两者都衍生出反人类的口号:“邓计生”有“流出来、引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薙发易服”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维护计生者道貌岸然地说:计生可以通过教育来达到目的,因此它可以避免侵犯人权。
   
     这也是无耻的忽悠。因为家庭既带有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也带有人自由自在的天性,因此,如果光有“教育”,没有强制手段,效果就会微弱缓慢,就决不足以收到雷厉风行、整齐划一的效果,而实行计生的当权者,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而且,没有强制力,国家对家庭的“计划”就会形同虚设:家庭在惯性和天性的作用下,往往不会听从国家的“计划”。
     “教育”(实为洗脑),也并不足以改变切身利益深受计生损害的人之观念,最典型的此种群体,就是农民。由于迄今为止,中国的农业生产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此种产业需要充分的男性劳力来支撑,因此农业家庭普遍有“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这些观念并非中国农民所特有的,印度、东南亚等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和地区、以暨历史上的欧洲,都存在这种观念(中共计生维护者将之归咎于中国人劣根性,并以此歧视中国农民,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由于中共当局一方面不给予中国农民退休养老等社保,一方面却强迫农民只能生一两个:头胎是男,不准生第二胎;头胎是女,准生二胎(但必须有五年间隔),但严禁生第三胎,这等于是要农民自废劳动力、老无所养;因此,中国农民对“邓计生”的反抗,长期是非常强烈的:中共计生系统对农民不断使出诱骗绝育、绑架结扎、堕胎、打、砸、抢、拆房。。。等日本鬼子都做不出来的下三滥残酷手段,也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农民为什么对“邓计生”反抗特别强烈?邓共当局多年来对农民“计生”愚民洗脑为什么收效甚微?这决不是因为计生维护者所污蔑的“中国农民劣等”、“中国人劣根性”,而是因为中国农民需要养儿来耕田、需要儿女来养老!这是实实在在的生存需要,这种需要不是“教育”可以消除得了的!
   
     综上所述,世间不存在不侵犯人权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必然导致对人权的大规模的、血淋淋的侵犯。
   
   曾节明 写于2015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于春芽纽约州
   
     
(2015/04/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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