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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人口数量的方式来提高人口素质,是南辕北辙

   以减少人口数量的方式来提高人口素质,是南辕北辙
   
     朱学渊先生认为:人多了素质必然就差,只有把人口减少才能够提升人的素质,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就是因为人太多且素质差;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朱学渊先生并以此作为支持中共当局计生国策的依凭之一,甚至深觉现行的邓式计划生育“太松”,并为习近平微调放松“邓计生”的做法痛心疾首。
   
     物理学学者朱学渊先生的这个人口观,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他把人的数量与人的质量,截然地对立起来。

     事实上,人的数量与质量非但不是对立的,还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有数量不一定有质量,但没有数量则肯定没有质量;也就是说:人多不一定人才济济,但人少则肯定人才稀少!
     论及于此,计生维护者总喜欢举英国为例,说什么英国人少,但照样人才济济。这实际上又是只问人口总数,不问人口密度的脑残思维方式。的确,就总数来说英国人口一直比中国为少,但(包括历史上)英国的人口密度其实并不比中国的为小,事实上现在英国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大陆:现在英国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56人,世界排名第三十四位,而中共国每平方公里143人,排名第五十六位(2010年);德国的人口密度也高于中国大陆。现在英国总人口七千多万,而德国为八千五百多万人。
     显然,人才济济的英国和德国,都是欧洲的人口大国。那么为什么人口素质并不低于英德的北欧国家,未能如英国、德国那样人才济济呢?国家也从来未能象英国、德国那样强大呢?很明显,就是因为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挪威、芬兰三国,人口一直很少。
     而且,历史上英、德两国人才辈出、强势崛起的时期,恰是人口发展的高峰时期:从都铎王朝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口从约四百万人猛增到五千万人,此时期的英国不仅没有马尔萨斯等人断言的人口祸国灾难,反而成为人才济济、国力鼎盛的黄金时期,成就“日不落帝国”霸业;而英国人口大减的时期,正是其挫折贫弱的时期:“百年战争”期间爆发的,几乎病死一半英国人口的“黑死病”,不仅令英国征服法兰西彻底失败,还令英国国力倒退回中世纪初期的“威廉征服者”时代,挣扎了近两个世纪才翻过身来——人口的暴减,反令人均资源陡增的英国人更穷了(扇了鼓吹“一个人守着一座山自动成为富翁“鼓吹者一记耳光)。
     德国也是一样,德国的人才济济、强势崛起时期,也是其人口发展的巅峰时期,具体从拿破仑战争后到“一战”前,德意志民族人口从不满一千万,大增到五千多万人,而卑斯麦的统一,则从政治上加速了德国的崛起,这一时期德意志民族在哲学、科技、政治、军事、经济、文学、艺术。。。全方位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此一时期德国人口的大发展,令英国惊呼:德国早已悄然取代法国,成为大英帝国的头号威胁!此种形势,也令一度接受(英国人从不接受的)马尔萨斯理论,鼓励少生的法国政府后悔不迭,急忙改弦更张,惜乎哉为时已晚。
   
     那么,为什么对人口来说,有数量不一定有质量,但没有数量则肯定没有质量呢?因为高素质人——即聪明人的产生,是一种偶然,需要健康的父精母卵,在一定条件一定机缘下的巧合;因此,聪明人产生的时间和数量,人是无法掌控的:
     比如,爱因斯坦本人是天才,他妻子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他的子女都很平庸;莫扎特是绝世音乐天才,他的子女也很平庸;林肯和毛泽东的父母都是平凡无奇的农民,但林肯和毛泽东都很聪明(尽管毛泽东的聪明完全是邪恶的,但不能不承认他的天资是很高的)。
     既然聪明人不可能从试管或流水线中批量生产出来,其产生只是一种偶然,那么聪明人的产生,必要以相当的生育数量为基础,其一般规律就必然是:生育得多,产生聪明人的可能性就大;生育得少,聪明人产生的可能性就小)。所以,没有数量,则肯定没有质量。
   
     数量减少导致质量下降的现象,实际上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浮现:由于中共当局二十多年如一日地颟顸坚持“邓计生”,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口已呈几何级数暴减,由此造成的人才萎缩的现象,已经十分的明显:
     敏感的人不难感知:比起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群,大陆“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人才的萎缩明显,尤其是“八零后”、“九零后”,比其前代人群,人才的衰减十分明显:“科技”上,久已产生不了蒋筑英那种独立创新的人才;文学上,“八零后”、“九零后”群体,不要说不比民国时期,其人才比毛泽东时代人群都大为凋零稀缺。。。尽管“八零后”、“九零后”群体,所受的教育,要远远好于前代人。
     数量减少导致质量下降的现象,在异议群体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中国民运异议人士中“四零后”、“五零后”、尤其是“六零后”,人才济济,群星灿烂,但从“八零后”开始,异议人士人才就大为萎缩、及至凤毛麟角了。。。以致于现在中国的民运异议事业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越搞越像是“中老年人的事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般人归咎于“六四”以后中共加强了愚民洗脑,但“六四”以后中共当局的愚民洗脑,能强过毛泽东时代全封闭的极权洗脑吗?为什么受毛共洗脑最深的“四零后”后,异议人才也多过“八零后”?也有人责怪民运不注重培养下一代人,但毛泽东时代中国几乎没有民运,“四零”后、“五零后”民运异议群体,是哪家子中国民运力量启蒙和培养的?
     从“八零后”开始,异议人士人才之所以大为萎缩、及至凤毛麟角(如“九零”后)了,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八零后”、“九零后”群体的数量,已比前代人大为减少,人才当然大减——政治上有足够聪明,能够觉察到中共专制荒谬邪恶的人才,当然大减了!
   
     数量减少导致质量下降的现象,在足球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华民国时期,外有倭患、俄患、内有军阀割据、共匪叛乱,国民政府根本没工夫关心体育事业,中国足球在天不管地不收的情况下,凭借着济济的人才,曾多年雄踞亚洲榜首位置,由民间自发组队参赛,竟两次夺得远东运动会足球冠军(相当于现在亚运会);
     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自绝于国际足球赛场,又大搞政治运动,大批教练、球员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中国体育事业无法正常发展,即使在这些恶劣的条件下,凭借容志行、戚务生、胡之刚、迟尚斌、李松海、蔺新江等济济人才,1976年中国男足第一次参加亚洲杯,就轻松夺得第三名;
     八十年代中国足球保留着计划经济的“体工队”体制,球员报酬如低工资的国企工人,训练不足,体能不够,营养不良,积极性不高,但凭着毛泽东时代的济济人才,一直稳居亚洲前三。中共国历史技术最好的一届男足国家队,1981年国家队,就是“五零后”担纲的国家队,其球星容志行、迟尚斌、古广明、左树声、黄向东等人的技术水平,迄今后辈无能超越:2000年笔者在桂林碰见1981年国家队替补王锋,他说:以健力宝球员(“七五”后和“八零后”)的技术水平,连81年国家队的替补都打不上。而实力仅次于1981年国家队——1997年国家队,其担纲的郝海东、范志毅、彭伟国、马明宇等人,都是“六零后”生人。
     其后,米卢率队唯一一次打进世界杯的那届国家队,也是由郝海东、范志毅、江津等“六零”后担纲,与“七零后”组成的混合人才编队。
     从“八零后”担纲开始,中国足球水平持续滑坡是非常明显的,不仅再也打不进世界杯,现在连打进亚洲杯都困难了;中国足球人才的萎缩十分的明显,后来的担纲球员,不仅再不比郝海东、范志毅,甚至一届不如一届。
     为什么在市场化后投入巨量资金的情况下,中国足球是每况愈下,反而跌落至毛泽东时代都不如的境况呢?就在于“邓计生”的全面实行,造成中国年轻人口的大幅减少:中国的足球水平,是从“八零后”一代 大幅滑坡的,而“八零后”恰恰是“邓计生”全面实行后成长起来的人群!
     年轻人口的大幅减少,当然造成足球人口的大幅减少(试问:独生子女家庭能比“非独”家庭更愿送子女去踢球吗?),足球人口的大幅减少,当然造成了足球人才的凋零。
     这就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足球条件改善,中共国足球反而全面滑坡的根本原因!人才是根本,离开了人,投入再多资金也无用。
     以此道理看,习近平虽然现在以官权介入,狠抓足球,把足球课设为中小学必修课,最多只能收短期效用,因为如不彻底废除“计生”,中国足球人口继续萎缩之势必将继续,结果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人才短缺,再请大牌教练也没用。
     脑残不同意这个道理,总是嚷嚷:那为什么计划生育下,乒乓球没受影响呢?殊不知,乒乓球并不是群体性的运动项目,与足球的规律大为不同;而且乒乓球不同没受计生的影响,而是受影响很慢(其实中共国乒乓球的水平也在缓慢下降,后辈再也出不来孔令辉、刘国梁式的人才就迹象)。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积贫积弱,并非如朱学渊所认为的:是因为人太多导致了人的素质差,因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中国的人口密度从来连前十名都排不上,中国历史上的贫弱,是因为历史上科举制度与儒家的某些弱点相结合,形成的重文轻武、重文轻理的官本位文化弊端,令科技进展缓慢、军队御外能力不振,导致中国历史上多次遭北方游猎蛮族部分或彻底征服,北方蛮族的落后殖民统治,尤其是满清的阴毒、狡诈、野蛮统治,打断了中国的文明的积累,大大加深了中国人的愚昧,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阴毒、狡诈、野蛮更甚于满清的共产党统治,更是导致中国人的素质和道德都全面滑坡。
   
     尽管多处证伪,朱学渊对数量减少导致质量下降的人口规律仍拒绝承认,他强调:人口少了,才能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教育和培养每个人。这是片面强调后天教育,而忽视人的天资。实事求是地说:人是受天资制约的,比如,一个人若不是学数学的料子,无论怎么教育培训,又怎能成为数学家呢?一个天生五音不全的人不论怎么努力,又怎么能成为音乐家呢?
     中国有句老话说:“玉不琢,不成器”,这是说:光天资好,没受教育,也是不能成才的,这也就是“有数量不一定有质量”的道理所在;但如果他(她)根本不是一块玉,无论怎么雕琢,又怎能成器呢?
     而且,提高教育,也无须以减少人口为代价,日本和台湾就是范例;只要政府真正为民族负责,只要经济发展了,教育必水涨船高,以人太多为搞不好教育的理由,不过是共产党规避祸国殃民、发展无能的借口;那种以要提高教育则必须减少人口的思维,恰恰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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