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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2015年发表
   
   第一卷第五章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谢选骏评论:
   
   我注意到,本文作者在论述中国问题时,用了“中国封建大一统制度”这一概念。这也许是无心之失,就像我们有时候也用到“封建皇帝”这一模糊概念。但是“封建大一统”毕竟是一个比“封建皇帝”更为失真的概念。因为,不同时期的皇帝可以分别列入“封建”与“大一统”之分,但“封建”与“大一统”确实无法并存的。
   
   在我的历史研究中,魏晋南北朝唐宋辽金的皇帝,可以算作“封建皇帝”,但是秦两汉与元明清的皇帝就只能算作“大一统皇帝”。
   
   “中国封建大一统制度”这一概念也许不是无心之失,而是作者对于中国文明的隔膜做成的,例如“中国固有本土文化”的概念,说明作者和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夸张谬误以来的多数国人一样,完全忽略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忽略了佛教和印度西域文明曾经对于第二期中国文明所发挥了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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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希孟
   
   
   [内容提要]:明清两朝顽固的守旧官僚对待西方天主教及基督教新教的态度是刻薄的,这是对宗教信仰自由及基本人权的无知和蔑视。基督教传教士梯山航海来中国布道传教,这本身就等于向中土华夏士子宣布,信仰自由乃人权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传教士的宽厚仁爱与中国官员文人的刻薄尖酸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守旧的士大夫文人及清朝昏庸官吏对上述基本理念一无所知。他们只知一味捍卫“天朝上国”的国家尊严。今天的人当从这一段历史事实中懂得:以封闭的中国酋长态度拒绝外人传教,适足以损害自己国内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信仰自由。受害的乃是自己的国民。中国朝廷种种表面胜利,其实包含着极大的危险——使自己远离主流国际社会不知几许远矣。关起门来,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总不是外交上的上乘之策!
   
   [关键词]:基督教;中国文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基督教从传入中国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开始,就经历了与中国固有儒家文化及佛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风雨飘摇的过程。在冲突中实现融合,在融合中产生冲突。一方面,基督教不断改铸自己,逐渐适应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也渐渐习惯了这个外来“尤物”。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和中国民众都付出极大的代价。但终于,基督教在中国得以延续和发展,今天已成为中国宗教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逐渐融合进中国文化之中。原有的三教九流的格局被打破。今天,中国宗教信仰可以说是“五教至尊,弘化世界”了。佛教的“慈悲”、儒学的“忠恕”、道教的“自然”、基督教的“博爱”、伊斯兰教的“清真”,直扣一般信众的心扉。
   
   明末清初,西洋教士常以调和的方法在中国传教。对中国之陋俗迷信,予以迁就,或加以曲解,以迎合基督教教义。对于下层社会,他们常以浅易演说宣讲福音。其于上流社会,常以科学打动人心。可见,古旧中国的信仰,比起列国,何等顽强,对此我们并不感到自豪。祖先崇拜、孝思之念、设立灵堂、郊天之礼,本属迷信。传教士却认为乃无害民俗。只是“五四”以后,中国人自己才将其克胜。
   
   基督教在西方是作为一种革命性因素而出现的。这里所说的“革命”,乃是文化、宗教、伦理意义上的革命。它打破了罗马帝国的家长制、父权制,扫除了民族主义壁垒和狭隘意识,确立了一神论和人人平等的博爱观念。这种宗教传到中国,就对中国封建大一统制度下的纲常名教构成破坏性、革命性力量。但这并不是说,传教士曾经满怀着“颠覆”和“革命”的动机向一个封建性王朝大胆发难。不,他们不仅不具有革命意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保守的。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一厢情愿地结交封建官僚绅士,但许多官宦文人却总是怀疑他们是社会“骚乱”的传播者,怀疑他们腹有鳞甲,对他们表示不欢迎。利玛窦“援儒”、“合儒”,尊崇儒家敬天祭祖的惯例,林乐知的“孔子加耶稣”的思想,某些传教士不是面向大众,而是走“宫廷路线”,这一切表明他们并不想触动封建社会基石的一丝一毫,不敢对传统礼俗和信念发出稍许疑问。不过他们这样做,的确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逐渐站稳脚跟。
   
   另一方面,顽固守旧的封建官绅中一些人,似乎也看到了基督教的理论与实践确实会在不知不觉中危及封建制度的安全。尽管从法律上讲,他们所捏造的传教士“图谋不轨”、“谋我中华”的罪名大都不能成立,但从思想与文化方面来看,他们的疑虑和惊惧也许不无道理。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固有本土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它打破了儒术独尊的一统天下,带来了新的因素。基督教禁止拜偶像,而中国社会却普遍重视祭祀祖宗,设立祖宗牌位,祭悼亡灵。基督教排斥上帝以外的任何神祗,而中国社会“自天地日月星雷风雨以至山川城社门行井溜,莫不有神”,民众不仅按时致祭,而且随时祈祷、求福、求寿、求雨、求晴、求子女、求升官、求发财、求太平。基督教主张男女平等,对男女同堂听道、聚会,并不忌讳,而中国人则格外注重男女之大防。中国社会到处讲风水、算命、占卜,基督教则反其道而行之。基督教主张“人类一体”说和“世界一家”说,中国传统却特别注意“严夷夏之防”和“尊王攘夷”,具有浓厚的排它性。中国人因而斥天主教为“不敬祖”、“不祀神”、“男女混杂”、“破坏风水”、“无父无君”。
   
   传教士挟西方科技文明和社会理想而来,的确是对中国旧的以家族为基础的皇权、父权、夫权统治和三纲五常的否弃,给封建迷信活动带来震荡。尽管如此,传教士在政治上远不是革命的。他们是改良的。传教士的主观动机和基督教文化带来的社会后果,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汇”,不应当是指基督教被儒学及中国习俗同化,而应是基督教文化被中国信教群众接受、理解,在中国生长扎根,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构成要素,居于合法地位,而仍不失其信仰特质。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这是我们很可夸示于人的。但我们也深知,一种古老而不死的文化很可能是一堆沉重的包袱。基督教是西方外来文化。假如它能使古老中国焕发青春与活力,假如它能有效地阻遏古老文化的僵死气味蔓延,并从根本上革新中国文化,那么,它就不失为一种健康革新的力量。然而不幸,基督教未能尽其所能地发挥批判优势,便一头钻进中国古老文化的怀抱。外国传教士尽管试图对中国旧文化作出批评,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向顽固的孔孟之学屈服。
   
   近代西方科技、宗教、哲学、文学、政治制度、法律思想等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人始终坚持“中体西用”说,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西学之为“用”的器物层面的文化,而对西方本体文化(即哲学与宗教神学),则断然拒绝。中国人对危害国家社稷朝廷的西方宗教、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及深层次的哲学,全然不加理睬。
   
   基督教原本是标举世界主义和“人类一家”的旗帜的。但到了中国,却被歪曲为民族的、国家的宗教,被迫挂起民族主义和邦国主义的旗帜。这可以说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不幸命运。基督教成了卫国保家保种的攻伐异己的掩护。假如基督教能充分发扬其对中国古旧文化的冲击与批判的作用,或许它会受到更多的中国学者的欢迎。对基督教从内部所做的人为阉割,使之成为为皇室、为家庭制度服务的国家主义宗教。这可以说是基督教两千年最悲惨的命运。
   
   一、耶稣会士融合中西文化的努力
   
   16世纪下半叶,古老的中国开始同西方直接交往。西方世界成了这一文化交往的主动一方,封闭的中国处于被动而勉强应付、步步设防的一方。这一交往的中介恰恰是基督教传教士。由于他们的筚路蓝缕的努力,西方科技在中国得到传播。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经由他们的努力传入西方。令人感到惆怅的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竟然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而不是中国的文化人。他们沟通中西文化的努力遇到的首要敌人竟是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及其臣民,尤其是中国文人。
   
   16世纪以前,中国和欧洲通过“丝绸之路”偶有往还,但实际上,双方并没有真正的思想沟通和文化交锋,因而彼此并不十分理解。即使是享誉中外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没有向西方介绍多少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经籍,更没有给中国人带来西方科技、哲学与宗教思想。耶稣会士频频向西方发出盛赞中国的书信和报告,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耶稣会士采取灵活的传教方针和迎合中国习俗的策略。然而不幸,中国知识分子仍旧认为传教士们是在推行有害于华夏“礼义之邦”的“西夷”的伦理价值观念和科学,赤裸裸地表现出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敌视态度。不幸的根源在于,中国是一个宗教与政治、教权与政权难以分离的国家。任何宗教观念都被认为是“颠覆”计划的一部分。甚至传教士帮助绘制地图,也被当代中国人认为是为外国制定作战“计划”,是绘制“军用地图”。传教士用《圣经》解释全部人类历史的努力,也被当今时代的人认为是“否定”中国文化。20世纪后半期倍受政治熏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比别人更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
   
   尽管如此,耶稣会的大部分人却仍旧主张将天主教与中国哲学加以“调和”。耶稣会士来华以后,主张孔子哲学具有“优越性”,孔子学说与基督教具有“一致性”,并认为“六经”中上帝及天就是基督教的“天主”等。中国守旧的文人对此并不领情和激赏。
   
   例如,殷铎泽(P. Prosper Intercetta,1659年来华,1696年卒)认为,孔子学说是他自身的生活和经验的总结;孔子有坚实的德性,他能以身作则,没有虚荣心。
   
   另一位传教士李明(P. Aloysirs Le Comte,1687年来华,1728年卒)也尊孔子为世界最古老的圣贤。他把孔子的哲学和欧洲古代哲学相提并论。他说:“在孔子哲学里,理性遍及一切时间和地点,即使是塞涅卡,也没有说出孔子以上的名言。”他推崇孔子的人格,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
   
   顺世随俗而不失其庄重和美的孔子态度,其严格的禁欲生活(孔子可被看作中国最寡欲的人),轻视人世的富贵,尤其是在古圣贤中所罕见的特质,即孔子的礼让和谦卑,认为理性训练所成之纯粹哲学者,不如谓为领会神旨以改造新大陆的人。
   
   利玛窦(P. Matthoeas Ricci,1583年来华,1610年卒)在《二十五言》中以儒家“仁义礼智信”阐述基督教教义。他说:
   
   夫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上帝者,生物原始宰物本主也。仁者信其实有,又信其至善而无少差谬,是以听一所命,而无俟强勉焉。知顺命而行,斯之谓智……君子独以在我者度荣辱、卜吉凶,而轻其在外,于所欲适欲避,一视义之宜与否,虽颠沛之际,而事上帝之全礼,无须臾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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