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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之关系管窥)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对于中国人来说,「民族主义」是他们在近代遭遇列强欺凌同时又受西方思想启发的结果。尽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不断有「族类」之争,但这种冲突既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间的对抗,也不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整体的全面碰撞,因此其所激发出的类似「民族主义」的社会意识是极其有限的。中国人自觉的民族主义观念产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保种、保国、保教」的时论中。张之洞将这三者的关系定位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不过,这些观念尚未置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中来建构,即更多的只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危机,而没有了解到这种危机是一种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时代处境所造成的。1902年《政艺通报》发表了确实的文章〈民族主义〉,其中「民族主义」被概括为「合一群,同道经、法律、风俗、文学美术,而组织一完美无缺之国家者也。」81903年,梁启超撰文专门介绍了德国国际法著作家布伦奇利(J. K. Bluntschli,梁启超译为「伯伦知理」)的「民族」概念与国际关系理论,并对「民族」与「国民」、「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作了探讨,还对中国应当实行「小民族主义」还是「大民族主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9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又进一步将「民族」与「种族」等概 念区分开来,并进而界定了「民族意识」、「中华民族」等概念。10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民 族主义」放在第一位。在1905年的《〈民报〉发刊词》中,「民族主义」的主旨在于「驱逐鞑 虏,恢复中华」,所针对的是满清统治。111924年,孙中山将「民族主义」重新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独立自由于世界」;对内主张国内各民族的平等。12这应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成型的标志。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更喜欢用「爱国主义」(patriotism)而非「民族主义」,至少说来,「民族主义」一词不易跟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外来意识形态相整合。「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今中国已经被紧密联系起来,而「民族主义」则主要是新时期被翻新出来的一种学术语汇。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客观上模糊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原有立场和价值。加上重开国门之后全球化浪潮的全方位冲击,如今中国的民族主义,较之当初「保种、保国、保教」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已经相去甚远,并且很难清楚界定了。尽管如此,面对西方强势「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巨大压力,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活泼在中国人的心头,仍然在起着激发热情、凝聚人心、认同国家、维护民族尊严的作用。只要这个世界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只要这个世界还奉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就不可能放弃自己以几代人的屈辱和牺牲为代价向西方人领教来的「民族主义」。
   
   基督教在华传教与中国民族主义的碰撞
   
   据说,整部圣经有一处提到「中国」,并且只有一处。在以赛亚书中有这么一段:耶和华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其中,「秦」拼为Syene或Sinim,传教士相信,这就是指中国。1842年,美国长老会海外传教差会派到中国本土的第一位传教士娄礼华(Walter Macon Lowrie,或作娄理华)到达澳门,他就认为,圣经中的这段话就是神派遣他们到中国传教的预言。在圣经提及中国和娄礼华等近代传教士来华传教之间的漫长岁月中,基督教跟中国已经发生了许多实际的接触。最初是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Olopen)于635年来到唐代中国首都长安,并受到太宗礼遇,使基督教(时称「景教」)得以在中国传播二百余年,可谓盛极一时。但随后的武宗灭佛株连景教,致其一蹶不振。1513世纪中叶,罗马教皇的使者、传教士以及蒙古西征掳来的基督徒相继来华,使元代的基督教(时称「十字教」或「也可温教」)传播一度复兴。但这种复兴随着元朝的终结而顿挫。16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他于1582年到澳门,1601年到北京,并供职于钦天监,近十年后在那去世。他的工作使基督教(时称「天主教」)得以被明末的达官显贵和知识分子所了解和接受。这一影响延及清康熙时期,其时基督教信徒已达十六万多人。1718世纪初罗马教廷和清廷之间发生「礼仪之争」,导致基督教在华传播再度中断。181626年,荷兰殖民者向台湾派遣传教士,这是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的开始。接下来就该是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了,他是近代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先驱。他于1807年到达广州,翻开了基督教对华关系史的新的一页。从那时到现在,近两百年过去了。其间,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在一个更加复杂的国际交往背景乃至全球化背景上展开,并且跟中国近现代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如今已进入耶稣纪年的第三个千年了,这也是中国人采用耶稣纪年后跟广大基督徒一起跨入的第一个千年之纪,这种情况也可看作基督教在华传播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在这个时候,着重考察一下基督教在华传播跟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碰撞,比一般性地泛泛而论两者的关系可能更有意义。
   
   在基督教跟中国的民族主义所发生的碰撞中,近代以前的碰撞跟近代以后的碰撞具有实质型的差别。近代以前,不论是武宗灭佛株连景教,还是礼仪之争断送传教,碰撞的双方都不是对等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这方主要是国家权力及其舆论支持,在基督教一方则仅仅是一个信教的群体。尽管其间中国方面有许多「华夷之辨」的舆论,显示出了某种类似「民族主义」的特征,但由于对手并不是一个对等的「民族」,即使传教士背后的遥远祖国也没有被中国人看作可以跟自己国家对等的「民族国家」,更何况它们对事态也没有发生太多实际影响,因而这类碰撞并不体现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碰撞。如果比较一下近代以后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不论武宗还是康熙,在处理基督教问题时的心情要轻松、从容得多。鸦片战争以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将传教方面的内容写了进去。1846年初,在法国人的压力下,道光皇帝不得不正式宣布驰禁天主教,发还教堂,惩办「滥行拿查」教徒的地方官,21他的心情就跟武宗、康熙完全不同了。随后,基督教(不论天主教还是新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完全合法化,这显然跟站在其背后的「民族国家」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支撑密不可分。可见,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和中国方面所发生的碰撞才有了典型的「民族国家」间关系的意味,中国方面的反应才开始具有了「民族主义」的特征。到了19世纪末,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勃发,无论是民间针对基督教的「教案」,包括义和团运动中的「教案」,22还是士大夫阶层的「保教」活动,都已经具有了较为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其所反映或折射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跟其它强势「民族国家」之间的整体冲突。
   
   基督教跟中国的民族主义所发生的碰撞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本原性方面,即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跟中国文化中的有关内容的碰撞;二是相关性方面,即信仰基督教的个人、群体和国家在政治经济利益、价值偏好和习俗传统方面跟中国的碰撞。
   
   任何宗教信仰都以确认自己的信仰乃唯一正确之信仰为前提,而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信仰状况又是五花八门的。就此而言,即使不考虑信仰所牵涉到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以及民族国家背景,不同信仰在纯粹义理上也有不兼容的地方,发生冲突很难避免。利玛窦在华期间曾写道:中国人「已蒙蔽在异教的黑暗中长达数千年之久,从没有或几乎没有看到过一线基督教的光明」,传教的目的就在于「教导这个异教的民族」。23约三百年后,伦敦会的米怜(William Milne)也道出了类似看法:「基督教是唯一适合全世界的宗教,并且是唯一能够将世俗的王国带入永恒福乐的宗教」,「它在同样的条件下向所有接受它的人——无论老幼、贵贱、智愚、生长于何国——赐予救赎和恩宠;对所有拒绝或侮辱它的人,它实施的雷霆般的惩罚也是一样的,既公正,又没有求恳或逃脱的余地。」即使雷鸣远(Vincent Lebbe)所说的「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说法,跟上述说法也无实质区别。根据这种观点,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就只能完全让位于基督教,中国文化中就只有那些不妨碍基督教信仰的次要成分才可以保留下来。显而易见,这种观点以及相应的实践肯定会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反应。康有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力倡孔教,1922至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风行全国,就是这种民族主义反应的具体表现。要避免两者之间的过度冲撞,就要求基督教在坚持自身信仰的独一性的同时,给予中国传统信仰及文化应有的尊重,给予那些不接受基督教的众多中国人及其价值信念应有的尊重。当然,这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信仰,但基督徒除了信仰基督教外,跟所有其它人一样,还必须吃饭穿衣、学习工作、结婚生子,有自己的个人品性、经济利益、政治权责、国家背景、民族倾向,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在中国这一方面情况也一样。所以,由基督徒在信教和传教活动中所牵连的相关因素要比单纯的信仰因素复杂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跟中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往往是各种因素搀杂起作用的结果,其中的是是非非很难一概而论和简单了断。大致说来,在跟信仰相伴随的各种因素中,政治因素在双方冲撞中所起的作用最为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国家」的根本标志是国家的政治主权,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是中国的国家权力,迫使中国政府驰禁的是西方列强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古代中国是一个王权至上的国家,这一传统非常强大,统治者政治权力的安危是全部政治关切的焦点,因此凡涉及政权的事情都异常敏感。不论是商人势力,还是朋党帮派、异端邪说,只要被疑心可能危害政权,不论来自海内还是海外,都会遭到限制甚至镇压。基督教被猜忌、查禁,从政府的角度说,主要是出于它对政权所造成的潜在威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洪秀全就是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的学生,尽管后来罗孝全认为洪秀全搞的「拜上帝教」是一场「闹剧」,但恰恰是这场「闹剧」差点要了清王朝的命。就此而言,在中国尚未将政治和宗教及非宗教信仰明确界划清楚,尚未从法制上对宗教活动加以确切定位的情况下,基督教的对华传教如果借重其它「民族国家」的政治强力而给中国的政治现状带来明显不利的影响,就肯定会引起「民族主义」的政治反应。此外,经济、日常事务等方面纠纷在基督教跟中国民族主义的碰撞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恕不一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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