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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章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和天下大同思想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2015年发表
   
   

   第一卷第十八章
   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和天下大同思想
   
   
   谢选骏评论:
   
   
   这篇文章露出的底牌是“世界主义”,而不是“福音”或“上帝的话语”。所以其论述的偏颇和错谬也就显而易见了。在我看来,从世界主义看问题,就像从民族主义看问题一样,都对基督教有害。
   
   用世界主义在中国推广基督教,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连奥古斯丁都把罗马帝国主义加入了基督教里面。并以此获得了初步的成功。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其实也把德国民族主义纳入了他的呐喊和谋略,否则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
   
   要一个意识形态运动获得世俗的成功,必须获得两个方面的支持与合力:能够同时动员两个方面的人示共同参与:最高尚的理想与最卑鄙的动机。
   
   因此,民族主义不能被一笔抹煞,即使你认为这是一个卑鄙的东西。何况,世界主义也绝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因为那往往只是强势民族主义的伪装。
   
   “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我求主容忍这样的道路:为了福音在中国的胜利,容忍教会走一条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道路。怎样才能不出差错呢?那就是为了爱上帝而这样做。如果真的是为了斯上帝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自私自利,那么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修正自己的言行,不要偏离朝向福音的方向。
   
   
   ————————————————————————
   安希孟
   
   从世界主义看问题,上帝是世界的上帝,基督是世界的基督,教会是世界的教会,教徒是世界的教徒,人类是世界的人类,国家是世界的国家,拯救是世界的拯救,语言是世界的语言,节日是世界的节日,医学是世界的医学,风俗是世界的风俗,道德是世界的道德。一切自私的民族的东西,不值得夸奖和炫耀。
   
   本文接棒赵紫宸,希望严厉批评基督教中国化的幻觉。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天下一家、博爱济众,对爱国主义的家族中心论做出批评。他的上帝观、基督论、耶稣历史、神性论、人性论、世界观、教会观、救法论,他对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的看法,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看法,尽皆如此,表示了对民族主义邦国意识的批评。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我华传道送经,为单一封闭的华夏文化增添一异质新颖的文化要素,给中国重此岸、轻彼岸的现实文化增添了一种向上的超越性文化因素。奇怪的是:封建文化的狭小襟抱竟不肯接纳她。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笼罩国人官宦心头。我们必须知道,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大二公。教会是一种大而公的普世教会,视万国万民为一体,同为上帝之子,不分疆界与畛域,并非民族主义狭小器量所可包容的。今天,我们必须发扬基督教中所包含的世界大同、万国一家、人人皆兄弟的精神,切莫以狭小的唯我独尊的家族情怀构筑壁垒,把中国宗教变成民族主义者拒绝交往的工具。基督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是民族沙文主义者手中的泥巴,可以被捏成任何一种玩物。它同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我封闭毫无共同语言。
   
   基督教在西方是作为一种革命性因素而出现的。这里所说的“革命”,乃是文化、宗教、伦理意义上的革命。它打破了罗马帝国的家长制、父权制,扫除了民族主义壁垒和狭隘意识,确立了一神论和人人平等的博爱观念。这种宗教传到中国,就对中国封建大一统制度下的纲常名教构成破坏性、革命性力量。但这并不是说,传教士曾经满怀着“颠覆”和“革命”的动机向一个封建性王朝大胆发难。不,他们不仅不具有革命意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保守的。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一厢情愿地结交封建官僚绅士,但许多官宦文人却总是怀疑他们是社会“骚乱”的传播者,怀疑他们腹有鳞甲,对他们表示不欢迎。利玛窦“援儒”、“合儒”,尊崇儒家敬天祭祖的惯例,林乐知的“孔子加耶稣”的思想,某些传教士不是面向大众,而是走“宫廷路线”,这一切表明他们并不想触动封建社会基石的一丝一毫,不敢对传统礼俗和信念发出稍许疑问。不过他们这样做,的确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逐渐站稳脚跟。
   
   西学输入使中国文化餐桌上多了一道菜肴。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固有本土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它打破了儒术独尊的一统天下,带来了新的因素。基督教禁止拜偶像,而中国社会却普遍重视祭祀祖宗,设立祖宗牌位,祭悼亡灵。基督教排斥上帝以外的任何神祗,而中国社会“自天地日月星雷风雨以至山川城社门行井溜,莫不有神”,民众不仅按时致祭,而且随时祈祷、求福、求寿、求雨、求晴、求子女、求升官、求发财、求太平。
   
   本文试以赵紫宸先生(1888-1979)为样板,弘扬基督教世界主义,批评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世界观。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旦被中华染缸浸润洗染,就可能变质腐化。赵紫宸先生是中国基督教教会思想史上不依赖于官方扶持提携的神学巨擘。他志在高山志在流水,不在庙堂。真正的学者有时反倒处江湖以远(当然不会忧其君)。他的著作和思想垂范后世,不是在世时荣耀一时。中国20世界上半个世纪思想大师如群星璀璨,后半个世纪的神学则黯然失色,凋零败落。幸有学术机构文化学者撑起基督教研究一片蓝天,重心转移到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界。学术和宗教思想独立,乃人格独立的一部分。中国现而今居然冒出爱国爱族爱家爱同胞爱近人的神学,其实是鬼学族学国学汉学腐儒之学。
   
   初始阅读赵紫宸文集,开卷即是《基督教哲学》。在谈到基督教与国家主义时, “老友”,即,“客”,谈说爱国主义,但是这爱国一定要顺延到爱人类。爱国者爱人,爱人者爱人类。爱国者不虚言,虚言者不爱国,爱国者循事理,绝事理者不爱国,爱国者不妄行,妄行者不爱国。赵先生回答云,爱国和爱世界,两不冲突。目今中国,爱国的盲行者多有。虚言爱国者说,爱国就不得爱世界。这样的人所在多有。
   
   
   
   一 基督教的“国家”观念
   
   
   
   在世界与国家、教会与民族的关系上,赵紫宸醉心于世界教会,看轻国家民族政权和民族教会。基督教会与世俗国家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教会与国家各有其目标:教会要向万民传福音,在普世实现救恩。国家寻求国民现世福利,更有一些国家谋求君王统治者的一人一家之私利,把国家机器视为压迫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教会绝不可俯就国家。凯撒的当归凯撒,基督的当归基督,这是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教会并不以爱国为最高最远目标,反以世界人类为最高目标。教会因而常常为主受迫害。在一种专制制度下,教会若不受迫害,反倒说明她同邪恶合流。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的国家政体是临时性的,而且是不完善的。教会应当与国家有一种张力关系。“梵二会议”认为教会应当与国家合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但又认为教会是人类超越性的标志和监护者,不应与政府混为一谈。教会与国家各自独立,教会不应从政府获得特权。教会的理想是世界主义,国家的理想才是爱国主义。
   
   赵紫宸先生主张以超世界克服分裂的现世界。赵紫宸先生热情地肯定世界主义,他有时把国家主义看作与世界主义一样美好。这时他心目中的国家主义乃是爱国主义。他把爱国主义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当作是对世界主义的补充和内在含义。但他更对国家主义采取批评的立场,把国家主义同法西斯主义视同一体。当他肯定国家的作用时,在他,爱国是爱世界的初步和过渡,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不对立。我们今天须知,使人民只知有己国,不知有外国,有世界,闭关自守,是顶有害的。赵先生借天国来弱化民族隔离,这与世俗哲学世界主义淡化民族概念异曲同工。
   
   梁启超先生说:“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我们是要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我们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不能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世界”。赵先生引用梁先生的话以反对国家主义。他认为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一样,把世界推向了忧患恐怖的氛围。国家主义对内镇压人民,借武力谋求统一,对外不承担国际义务,违背世界潮流,固执己见,以孤立为荣。他认为梁先生的世界主义被人忘记,但人类不应当忘记这理想。
   
   《圣经》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本,指血脉),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徒17:26-31)赵紫宸先生引用梁启超的话表达他的美意:“我们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我们中国人所崇尚的,一面是个人主义,一面是世界主义,中间却不认得有什么国家主义” (我认为赵先生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我们中国人最讲爱国家)。宇宙唯一,世界唯一,人类唯一,这说明它们有着根本统一性。国家当然不是人类最高团体,国家之外还有别的国家。他说,如果一国自认为有绝对尊严,绝对威权,那么世界就会有纷争、悲剧、冲突,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天下一家的观念的实现。
   
   这世界越来越小,国与国变成了一个社会,谁也不能独立自存。国家独立这一理想其实很难真正实现。一国不能脱离世界而独立存在,独往独来。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成了一个个人,也应当忏悔其罪恶。他期望“世界主义国家”的实现。这个思想乃基督教的精魂。他批评国家主义:“个人只能知有国,不能知有个人。这样,立国的真意义便都失掉了。”只有在世界主义和天下为公的基础上,个人才能有自由,有人格,有人权。凡国家主义炽盛的地方,个人往往缺乏自由。国家——个人发展的桎梏!国家——束缚自由的枷锁!国家——正在逐渐过时的劳什子!
   
   赵紫宸先生引用G.C.Bingon的话,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打破了犹太人与外邦人,奴隶与自由人,希腊人与化外人的界限。他期待打破各国中间的阻隔,使一切种族观念破除净尽,促成互相尊重的国际生活。只有热衷于权势的人才煽动排外民族主义情绪。只有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才宣传在卫星上可以看到中国长城。
   
   他批评中国文化说:耶稣不讲“五伦”,仅讲“一伦”,即朋友之伦。夫妇、父子、君臣,皆朋友也。他认为耶稣因此是超抵抗主义者,而不是不抵抗主义者。世界主义讲一伦——人人皆朋友,故是“超抵抗主义”。他借朋友的话说:“天国之内,包藏万民,在宗教方面有纷纭复沓的宗教,有杂陈乱列的公会。在思想方面,有千变万态的哲学,有殊途同归的科学。在天国方面,又有黄白红黑的民族,有东西南北的人民。”但他又认为,“在天国范围之内,尽可冲突,尽可纷争,但其特点,乃在于相争而兼容,相异而相和,相矛盾而相保护……”我极欣赏这种哲学。由此我认为教派林立,和而不同,百家争春,甚好。中国教会自50年代一元化后,宗派消除,鸦雀无声,党同伐异,难容异己,这是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不符合当今多元共处并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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