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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章基督教普世观念与民族主义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2015年发表
   
   

   第一卷第十七章
   基督教普世观念与民族主义
   
   
   谢选骏评论:
   
   这篇文章的作者分不清楚“中国封建时代”和“中国帝国时代”的区别。而明末清初显然属于帝国时代而不是封建时代。同样,本文对于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所进行的探讨也是肤浅的,缺乏一点必要的深度。例如,它完全无视了福音书中对于罗马人和犹太人、希腊人的分别论述,甚至忽视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至于旧约中有关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对立冲突更是比比皆是,甚至构成了了主流……这些都被作者一笔勾销。
   
   作者似乎没有一点概念:保罗是怎样改革了犹太人的律法,使得吃猪肉和拒绝割礼的欧洲人得以成为基督徒,而这种改革的后面,不仅有民族主义,也有基督教的起源。因为我认为:可以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基督教的历史。
   
   在探讨“基督教普世观念与民族主义”的议题时,不妨参考一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成败经验也许不无裨益——中国共产党的三次成功:1、北伐期间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打倒列强;2、抗战期间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抗日救国;3、改革开放期间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富民让利。中国共产党的两次失败:1、勾结苏联、土地革命,招致日本侵略;2、阶级斗争、分裂中国
   
   和基督福音相似,共产主义也算是一种普世观念,尽管共产主义基督福音在时间上的纵深度和在空间上的广延度。从中国共产党的例子看,当它的普世观念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时候,其事业就走向成功;当它的普世观念与民族主义相冲突的时候,其事业就走向失败。共产党和基督教在普世观念方面具有相似性,尽管缺乏基督教的时间纵深度和空间的广延度。既然如此,中国基督教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成败中得出什么教训呢?
   
   
   
   ————————————————————————
   ● 安希孟
   
   基督教乃一开放性宗教,就是说,它是要向外传播的。它不是秘传的,而是要公开布道宣教的。它不是封闭的、民族的、家庭的、部落的、宗法制的宗教。传教乃是耶稣的教训的核心。“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离开了向外传播福音,就没有什么封闭性的自我传播——自己向自己传福音,那自己的福音又从何而来呢?基督教产生于开放时期的晚期希腊文化中。它不可能是作茧自缚的。世界上的确有封闭性秘传宗教,但那不是基督教。基督教至今成为一世界性宗教,乃是布道者“传福音”的产物。
   
   在耶稣创立的基督教教义与信仰中,是否包含着爱皇帝、爱朝廷、爱家国社稷宗庙、爱近人同胞,是否包含着与当权者为伍的说教?原始基督教究竟是民族部落宗教,还是万国普世教会,究竟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是,自我封闭,还是宣扬四海一家,万国同心的福音?须知,基督教乃一世界性宗教。外出传教因而是基督教的本色。
   
   基督教产生于一个宽宏大度而不是心胸狭隘、排外攘夷的时代。当时,外部的实在的情形引人相信一个至高至尊、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同样,这也引起一种更高尚的人类合一的观念。这里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排外观念,更无国家至上,皇帝至尊的观念。罗马政府创立了宽容、忍耐、和好、同化的政策。罗马以接客待友之道对待他的庶民,不把他们看成是被俘虏、被征服、被囚禁的人。罗马旁国把公民资格给予各省人民,允许他们的地方官吏参与政治。奥古斯都制定政策,把罗马公民资格给予一部分外省的人民。后来的皇帝又逐步扩大了公民资格的范围。直到212年,罗马各省一切生而自由的居民都享有公民资格。
   
   这种“一切生而自由的居民都享有罗马公民权”的观念,被基督教承袭和扩大。基督教主张,“神不偏待人。”(罗2:11)一切人在上帝眼中都没有分别。你们“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加3:28)
   
   罗马的法律具有凝聚力。罗马法律是为公民制定的。凡有公民的地方,法律都有效。公民资格普被一切生而自由的人(注意: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而是:人是自由的)。罗马法普遍适用。一个罗马公民,不论远在非洲,还是近在罗马,都受到同等的保护或制裁。
   
   然而,不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都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充分认识到个人的重要性。希腊人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个人的重要性。虽然希腊艺术给人的印象是“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但在政治方面,国家却仍然远在个人之上。这见于斯巴达的刻苦军事训练。同样,在罗马帝国,个人仍从属于罗马的法律。
   
   然而,在基督教那里,人们则抱持拯救自己的灵魂的观念。有的人索性委身于修道生活。这里没有“热爱犹太、保卫犹太”的观念。民族主义不发达。这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当然,一般而言,中世纪的欧洲,的确是缺乏个性的时代,精神的独立性被毁灭。个性被教会看作叛逆和罪恶。)
   
   同基督教这种“个人本位”、“人人平等”的观念相比,中国传统中的个人更被置于一种纲常关系网中。传教士初来华土,曾碰到一些麻烦,被中国人视为“犯上作乱”、“态度嚣张”。例如,中国封建时代公文书函的格式和称谓,高下尊卑都有讲究。传教士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中国官员坚持传教士应与中国臣民采用相同的跪拜“禀呈”方式,以示谦卑自下。对于传教士的“平行”公文,中国官府则拒绝接受。山西巡抚鲍源深以民族自大之心抱怨传教士“径用公文达之巡抚”,说“中国官员自不愿意以平行礼节与其相见。”总署曾规定,传教士“到省谒见,不准坐轿,不准由中门出入”。直隶总督刘长佑提出接见方式“大要如待乡闾授读之士,而略加和蔼。”(《教务档直隶教务》)基督教传教士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因为在西方,传教士可以与国王平起平坐。这是一段小小插话。
   
   今天,我们已不必从维护封建礼仪和王权帝制的角度评价这种冲突。西方个人本位,始自耶稣基督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强调的是个人自主抉择权。基督教原本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因信称义”,故尔教派林立,亦有个人私下崇拜和小型家庭室内聚会。“因信称义”因而意味着单个的人的称义,而不是群体集合的称义。它不是民众得救、集体称义、家族解放。它给予个人以充分的自由意识。只有在自由权利不发达的地方,只有在国家至上、个人无足轻重的地方,只有在个人被带领向国家皇朝祈祷的地方,“因信称义”才被淡化。同样,淡化“因信称义”,也只能导致对个人自主的否定。淡化“因信称义”,同淡化个人权利与自由是同步的。
   
   在希腊罗马时代,个人的良心(Individual Conscience)曾被绝对宗教信仰代替。良心问题与宗教问题合二而一。二者都与“是”、“非”相关联。良心自由被“是非观念”取消。由于基督教的产生,人类才可以自由决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是非问题归于个人良心判断。
   
   基督教原本就强调个人良心信仰自由。它不是一种集体活动。故而“私下崇拜”及家庭小群崇拜活动乃基督教的题中之义。它没有万人集会式的慷慨激昂。谁把虔诚的信仰外表化,在众人面前读经、祷告、表忠心、献爱意、义愤填膺、讲大道理,谁可能正是心怀叵测的人。故而私下个人崇拜上帝,乃至家庭少数人和小团体的聚会崇拜活动,就是十分正常的。万人空巷、大庭广众,可能掩饰最卑污的私利。
   
   我们今天有了浩浩荡荡,万马奔腾,黑压压一片人的礼拜堂。但须知,最早的基督教崇拜乃是家庭或墓穴个人崇拜活动,是少数人的聚会。这正是基督徒被误解、被诟病的地方。可能在这种场合,真诚会多于虚伪,信念会多于外表。大凡不想入朝为仕者,都会安于私下小型聚会。群情激愤,万头攒动,往往掩饰个人的不良动机。
   
   显然,若把教会纳入国家政务活动,把宗教徒奉为君王的上宾,就与宗教精神不符。须知,耶稣在世时,一文不名、无官无禄、隐没不彰。犹大卖主,以吻为志。假如耶稣的照片天天被信徒放大悬挂,假如耶稣担任什么行政级别很高的官吏,则人人可得而诛之,何必要犹大指认呢?考茨基说,这好比柏林的警察要有一个向导才能认出倍倍尔其人一样。
   
   耶稣在犹太人中不受欢迎。《马太福音》11:20-24说,耶稣在各地行了很多异能,那些地方的人终不悔改。耶稣说,“迦百农啊……将来必坠落阴间。”这是对犹太人特殊憎恨的一例,这是彻底诅咒犹太人。这里没有民族主义与爱近人同胞的国家社团主义。
   
   耶稣并没有为了迎合民众而改变信念。他无须取得自己人民的同意。耶稣因而发出耶路撒冷必须毁灭的预言(诅咒)。他有点愤世嫉俗,知音难觅。耶稣不会迁就周围的人。《路加福音》19:41-44说,耶路撒冷变为基督的仇乱。耶路撒冷的灭亡,成为基督对犹太人的报复。耶稣因为被本民族的人抛弃,才转向世界主义。他也因为胸怀世界列国,心忧天下万民,才被犹太人抛弃。这是他胜利的标志。“日子将到,你的仇乱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围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路19:43-44)耶稣在犹太人中间有志难伸。
   
   “弥赛亚死于十字架”的观念,也与犹太人的思想不符。原来,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应当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在荣耀中来临的。耶稣时代,“弥赛亚”甚多。尤其是在加利利,每时每刻都有先知及强盗首领兴起。他们都被认为是拯救者和上帝所膏之者。哪有取了奴仆形象的耶稣这样的“弥赛亚”呢?
   
   耶稣在自己的时代湮没无闻,不见经传(例如不见于约瑟弗斯的书)。他决不是一位民族主义爱国领袖,不是年逾古稀的长老,也没有英雄虎胆。耶稣不是民族主义爱国者。耶稣的宣传常常被犹太人“消音”。犹太人尽其所能地逼迫基督徒,石击基督徒。罗马的长官,反倒保护基督徒。保罗在耶路撒冷遭到迫害,而在罗马反倒自由自在,安然无恙。因此,基督徒“没有祖国。”(似乎工人也“没有祖国” 。可见,“没有祖国” 的概念是基督教西方的观念。)他们在自己的故园家乡遭到迫害。他们以四海为家,是有道理的。
   
   耶稣的活动对于我们认识耶稣和基督教至关重要,也使我们对耶稣与他同时代民族主义爱国情操之间的对立关系产生清晰的印象。
   
   里德说:“敌视、偏见、恐惧、国家主义、民族传统,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会带来严重的灾难。”(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第192页,蒋庆译,三联书店,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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