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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章极端民族主义与基督宗教信仰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2015年发表
   
   

   第一卷第十六章
   极端民族主义与基督宗教信仰
   
   
   
   谢选骏评论:
   
   本文相当细致地论述了极端民族主义与基督宗教信仰的方方面面,具有很深的功力和周到的思考,可以作为本书第一卷的重头文章。但是也有诸多不足之处,可以留待继续讨论。
   
   本文的主要问题,是对于基督教的过度理想化,比如对于马丁路德这样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也是极尽美化之能事,殊不知这样一来,宗教战争就成为合理的勾当了。实际上,基督教不是上帝,马丁路德也不是基督,不可能没有原罪。正如我在《马丁路德是欧洲的穆罕默德》里指出过的,宗教战争是伊斯兰教的遗产,是阿拉伯人(先)和穆斯林(后)的传统,不是耶稣基督所示范的,是穆罕默德示范的。马丁路德挑起宗教战争,与其说他是耶稣的门徒,不如说他是穆罕默德的门徒。本文作者对此予以掩盖,实在难辞其咎。例如他明明知道,“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期间,曾就把战火烧到本民族头上的奥斯曼穆斯林与祖国的天主教君主比较说,前者比后者反而好些。”却还要辩解说不能断言“基督新教也支持极端的民族主义”。这明明是作者的护短言论:“这典型说明,路德虽对德意志民族作出了诸多巨大贡献,甚至被视为德国民族英雄,但他实际上把宗教信仰看得远远高于民族观念。”马丁路德不仅不是一个“把宗教信仰看得远远高于民族观念”的人,也谈不上是一个“德国民族英雄”,马丁路德仅仅是一个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把民族和世界投入火海的人,和希特勒如出一辙。如果把这样的人当作民族英雄,只能说明德国人的危害性质。
   
   本文作者明明知道“新教的第三个大宗派即安立甘宗(英国国教、圣公会)的诞生,是与英国的民族主义有相当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当时英国宗教改革的直接导火线并不涉及民族而是涉及个人,即亨利八世个人的婚姻问题”,却对马丁路德的类似民族主义和个人婚姻问题避而不谈,让人怀疑他的相关论述是否贯穿了明显的宗派意识。
   
   
   ————————————————————————————
   
   
   何光沪
   
   人类在21世纪面对的挑战,例如核子威胁、环境恶化、基因工程的负面影响等等,很多都是20世纪产生的问题之延伸,极端民族主义显然是其中之一。
   
   这里所说的极端民族主义(ultranationalism),是指不仅要求本民族的自决独立、与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而且要求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本民族利益高于其他民族或人类整体利益的主张和行动。与之相关联的,还有部族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Chauvinism)和国家主义(statism)等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拥有极大权力的现状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无疑仍是21世纪人类生活中的一大威胁。
   
   这里所说的基督宗教信仰,是指包括基督公教(Catholicism)基督正教(Orthodoxy)和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在内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的精神核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基督宗教尽管在这个世纪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在下个世纪还可能会在外部形式方面发生种种变化,但其精神核心无疑仍将对21世纪的人类生活发生重大影响。
   
   本文试图论证,在极端民族主义与基督宗教信仰这两种重要力量的相互关系中,无论从外在的历史事实来看,还是从内在的精神本质来看,后者都是对前者的制约,从而可成为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对于面临着极端民族主义巨大祸害的中国人民而言,基督宗教信仰更可以成为防治祸害的一大精神资源。
   
   一
   
   1.“民族”这一概念被众多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和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定义为某种近现代现象。而“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用法,在前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则完全是实用性的——在国际场合,因为要支持反西方的力量或运动,所以提到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时均为褒意;在国内场合,因为要反对少数民族的自主或独立倾向,所以提到时则多为贬义,在提到实质上具有民族主义内涵的“爱国主义”时,又均为褒意。
   
   在西方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中,虽然“民族”(nation)这一概念有种种不同的用法,但多数学者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现象是产生于中世纪(Middle Ages)末期和近现代(Modern Age)初期。至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则与自由主义(1iberalism)和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起,被并列为近代以来从欧洲走向世界的三大思潮。
   
   2.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及全部文明史,扩及所有由共同血缘或共同文化联结起来的人类群体,我们就会看到,认为本群体(不论称之为部落、部族还是民族)优越于其他群体、本群体利益高于其他群体利益的主张和行动,一直是冲突和战争的重要根源之一。我们看到,在20世纪,极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已经变成了冲突和战争的最主要原因。在21世纪,这种情况看来还会继续下。
   
   如果我们采用一致的标准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承认,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一方面确实为凸显、保存和发展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为展示、发挥和促进各个不同民族的潜力和特性,而在历史中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对人类资源的过度占用和彼此消耗的局面,也不利于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及其他小于或大于民族国家的人类群体)之潜力和特性的展示、发挥和促进,还会因竞争和对抗而耗费本可造福于人的大量资源,具有不可否认的消极作用;而民族主义的过度发展,特别是“走向反面”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论其活动范围是大是小是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同样会导致暴力或战争,而成为人类的祸害。
   
   3.前面提到,不论是称为部落、部族还是民族的人类群体中的沙文主义(在此为求行文简明,而统称为“极端民族主义"),在全部文明史中一直存在,而且是冲突和战争的主要根源之一。这是各地区各国家以至全世界的历史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么,在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即公元1世纪以后,当世界历史和人类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即基督宗教在巴勒斯坦地区兴起以后,它同极端民族主义这种已很古老又很普遍的现象,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又对之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二
   
   l.基督教从产生之初,就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发生了从犹太民族主义向普世主义的转变,表明了它的基本教义同极端民族主义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更具有超越民族主义的性质。
   
   众所周知,在基督教诞生的地理、历史和民族文化环境中,极端民族主义十分突出普遍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罗马帝国的基础并不是普世主义,而恰恰是罗马人对内的高度爱国主义和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布匿战争”中对迦太基实行屠城毁城,到“犹太战争”中劫掠焚毁犹太人最神圣的圣殿,从把异族战俘变卖为“非人”的奴隶,到内部就“公民”权扩大问题进行的争论和斗争,罗马人的作为显然表明:他们从来都“要求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本民族利益高于其他民族或人类整体利益”,从来都是在通过世界帝国的形式来实现其极端民族主义的主张。对于其治下各民族而言,罗马帝国没有也不可能消除正当的民族主义,反而刺激或加强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在这些民族之中,因其独特的一神论宗教而在这方面表现最著的,恰恰是基督教诞生于其间的犹太民族。
   
   犹太民族深信自己是上帝耶和华的选民,通过摩西而与耶和华立有特殊的圣约,由此而产生的极端民族主义,大量表现在其历史和“《圣经》”之中。在基督教产生的时代,犹太人对于所有的非犹太人,一概称为“外邦人”(gentile)。这个词同中国古代的“化外之邦”、“蛮夷之人”类似,表现出对家族或部族的高度重视、对本民族的高度自豪感和文化上的狭隘观念。尽管这个民族与其他很多民族一样,也产生过不少民族和睦和世界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其与民族身份相连的“选民”信念和屡受强邻欺凌的历史境遇,其极端民族主义的深刻和广泛,同其他很多民族相比,至少也是属于程度最高的之列。在这样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环境中,一种新产生的宗教,一般而言是不可能突破这种观念藩篱的。而且,基督教在产生之初,从耶稣本人到十二使徒到普通信众,确实又都属于犹太人,属于这个民族主义观念极强的民族。换言之,从客观环境到主观条件,似乎都注定了基督教应该是又一种民族主义宗教。
   
   然而,基督教竟然克服了种种内部和外部的障碍,克服了“犹太派基督徒”的反对和“外邦人”即其他民族的怀疑抵制,突破了这种观念藩篱,不但突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包围,而且突破了任何一种民族主义的包围,而成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众都可以接纳的宗教,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宗教!这一方面堪称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常态的古代世界的一个奇迹,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它必然内在地具有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要素。这些思想要素,明显反映在从四福音书到《使徒行传》到保罗书信反复宣扬的这一主题之中——不论犹太人、希腊人还是其他所有民族的人(即所谓“外邦人”),都是一律平等和同样尊严的人,都是同样的传播福音和应给予爱的对象,都是上帝要来救赎的对象。
   
   从历史事实来看,以耶路撒冷会议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会的活动,以及保罗在各被征服民族之中传教的成功,表明基督教会从最初开始,就一方面反对犹太人以律法主义形式表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罗马人以帝国主义形式表现的极端民族主义。也可以说,基督宗教信仰从一开始就与盛行于这个世界的极端民族主义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并对它产生了某种思想上的抑制或缓和作用。
   
   2.当然,随着基督教国教化而来的教会与政权的结合,以及欧洲及其附近地区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基督宗教的历史体制与极端民族主义和一般民族主义的关系,事实上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根据表面的和片面的现象来进行判断,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出,基督宗教信仰对于极端民族主义的上述关系和影响,在后来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中,总体上仍是一贯的。
   
   基督教被宣布为罗马帝国国教之时,这个帝国已处于分崩离析之中,以至于数十年之后西罗马皇帝之下台,虽被后世史家作为罗马帝国灭亡之标志,在当时不过只是诸多重大变故中的小事一桩。换言之,许多学者和教科书曾作为重要分析因素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之国教地位,不过只是转瞬即逝和影响甚微的小事。真正的大事和实际的大局,是好战尚武、争勇斗狠的日耳曼诸族和其他蛮族驰骋全欧、荼毒生灵,以一种近乎无政府状态的超级的极端民族主义,统治了从不列颠到巴尔干,从北非的沙漠到东欧平原的这片一半是曾经文明一半是从来野蛮的广大地区。从公元5世纪至10世纪这五百多年中,在我们统称为极端民族主义的诸部族、诸家族和诸民族之间的相互争战之中,主要的和几乎是惟一的抑制和限制力量,就是基督教会及其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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