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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怎样看待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扩张?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2015年发表
   
   

   第一卷第十章
   怎样看待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扩张?
   
   
   谢选骏评论:
   
   本文作者敏锐地察觉:“现在中国政府一方面让如此众多的教徒处于非法状态,一方面绝然禁止教会从事它们传统的公益事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似乎只能把这股巨大力量引向政治,逼向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大部分基督教的信仰者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因而易于滋生异端教派,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国政府所最不乐意见到的。”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呢?
   
   显然,只有依据社会现实来调整上层建筑。那就是给与基督教平等地位。
   
   中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米兰敕令”。
   
   只有这样,才能在克服“中国人信仰基督教所带来的罪恶感”?同时把这股强大的信仰力量纳入社会建设的正轨。
   
   这是摆脱“中国基督教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摆脱“中国社会困境和中国文明困境”的必由之路。
   
   
   ————————————————————————————
   
   
   目前,基督教在农村地区迅速蔓延,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已从改革开放初的300万猛增至现在的1亿左右,其中80%的在农村。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形态,对中国农民的传统信仰体系、道德规范与既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势必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农村原有的文化结构和乡村基层治理亦会产生一定的冲击。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地区蔓延如此迅速,其原因是什么?这种现象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警惕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传播——农民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转化?》(作者吴理财张良发表于《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说,目前,基督教在农村地区迅速蔓延,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已从改革开放初的300万猛增至现在的1亿左右,其中80%的在农村。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形态,对中国农民的传统信仰体系、道德规范与既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势必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农村原有的文化结构和乡村基层治理亦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那么,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地区蔓延如此迅速,其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西方基督教曾在历史上四度冲闯中国农村大门都以失败告终,改革开放后却盛行不衰?农民的精神信仰究竟出现了怎样的状况,以致基督教文化能够在中国农村地区如此盛行?梳理清楚以上原因对我们全面认识基督教组织、减少其对农村文化、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一、基督教文化正在中国农村蔓延
   
   恰逢今年受中共武汉市×区委党校邀请,我们于2009年2月17日和20日两次给全区村党支部书记解读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们乘此机会进行了一次关于农村文化方面的问卷调查,其中尤其关注了农民精神信仰与农村基督教文化的相关情况。本次问卷调查是在这次全区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发放的,前后共发放调查问卷250份,收回有效问卷242份。全区现有281个村,本次调查覆盖面为86.12%。村支书作为村庄的治理者、管理者,他们对农村基督教发展有较为全面、准确的了解,因此通过对一个村支书的调查,可以初步了解整个村庄的基督教发展情况,而对全区的村支书进行问卷调查,则可以大体了解一下全区乡村基督教文化的发展现状,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理解全国农民的精神信仰状况、农村基督教文化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供一个参照样本。
   
   (一)村基督教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农村宗教信仰的主流。调查表明,54. 2%的村书记认为村子里人主要信仰基督教(耶稣教),17. 2%的村书记认为主要是佛教(菩萨),选择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分别仅占3.4%和1. 5%。这表明西方基督教势力在当下农村社会已经远远胜过中国传统的佛教和道教,成为农村宗教信仰的主流(参见表1)。另外,我们还考察了基督教在农村社会发展的变化趋势,有24.2%的村书记认为信仰基督教的人在当地“越来越多”,这个比例虽然不大,但是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这表明×区农村已经呈现出基督教势力蔓延的苗头。
   
   
   表1  在你们村子里,信教的人一般都信仰哪些宗教? (单选)
    人数 有效比例(% )
   佛教(菩萨) 35 17. 2
   道教 7 3. 4
   基督教耶稣 110 54. 2
   伊斯兰教 3 1. 5
   不清楚48 23. 7
   
   
   (二)农民信仰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仰缺失、寻求精神寄托。根据我们这次调查,在村民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方面,选择“信仰信奉基督教的教义,寻求精神寄托”的村书记占29.3%,还有18.9%的村书记认为是“精神空虚,缺乏精神支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以基督教来填补信仰空白。另有18.9%的书记认为是“文化生活贫乏,寻求互动空间”,这说明当下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很多农民正是为了丰富文化生活而信仰基督教的;选择“参加的成员可以在生活和生产上相互帮助”的占15. 3%,这表明当下农民之间的集体合作意识与能力十分有限,很多农民通过基督教组织来实现生产和生活的互助;选择“信仰基督教可以治病强身”和“参加成员可以获得教会的救济与帮助”也占到了15.3%和5.6%,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社会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相当一部分村民通过基督教组织来达到治病强身和相互救济的目的。(参见表2)
   
   
   表2  被访问者所在村庄村民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原因(多选)
    人数有效比例(% )
   信仰信奉基督教的教义,寻求精神寄托 43 29. 3
   精神空虚,缺乏精神支柱 27 18. 9
   参加的成员可以在生活和生产上相互帮助23 16. 1
   参加成员可以获得教会的救济与帮助 8 5. 6
   信仰基督教可以治病强身 22 15. 3
   文化生活贫乏,寻求互动空间 27 18. 9
   其他14 9. 9
   
   
   注:该选项为多选项,故有效比例之和大于100%,特此说明。后表相同,不再说明。
   
   
   对以上原因进行简单分析不难发现×区农民信仰基督教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信仰缺失,寻找精神寄托;二是公共文化生活贫乏,寻求心理安慰和互动认同;三是为了治病强身、得到教会救济帮助或生产生活互助,即基于现实物质利益的考量。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将着重探讨第一方面的原因,其他两个方面的原因在文中只会略有涉及。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农民的精神信仰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致使基督教文化能够乘虚而入呢?宗教的发展与活跃起源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诸如信仰系统的不确定性、社会公正观的不确定性、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等等。而社会转型期正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结构、利益格局深刻变动和调整时期,充满着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因此,社会转型期往往伴随着宗教的迅速发展与异常活跃。据宗教研究中心统计,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信教人口的比例为22%,解体后的1994年上升为50%。韩国1947年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人口的比例为7%,而在经历了社会转型之后的1985年则达到了21%。【2】由此可见,社会转型是宗教异常活跃的诱因之一。
   
   毋庸置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伟大和最为剧烈的转型与变迁时期: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同质单一、封闭型社会发展为异质、流动性强的开放型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由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统筹发展等等。特别是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农村最容易出现所谓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诸如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信仰价值体系的不确定性、社会道德标准的模糊性等等。面对转型期的各种“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很多农民感到精神迷茫、无所适从并充满着恐惧与焦虑,而“对稳定性的追求使得社会行为的主体对规范和意义系统表现出一种努力予以捍卫的惯性。然而,有些事件和经历却不容易在现存的意义系统之内得到解释,因此,这些事件既威胁到现存的意义系统的普适性,也威胁到其稳定性。”【1】当人们无法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信仰系统和制度化组织系统、文化系统、生产生活系统对自己的世界观和生产生活意义进行建构并以此来理解周围世界的时候,人们往往通过宗教获取解释。宗教之中的神灵被认为是正义和公正的化身,能够为信徒带来幸福和美好生活,消除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由此可见,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环境是宗教信仰盛行的现实土壤。
   
   
   
   【图】要高度警惕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扩张
   
   
   
   二、理性世俗化背景下的农民信仰缺失
   
   任何一个社会的稳定都需要一整套信仰体系作为支撑。信仰是个人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之间本质关系的根本思考,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划分为价值信仰和宗教信仰两个方面。在价值信仰方面表现为农民对于自己人生终极价值的追求,是关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认识,是农民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与基本坚持;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为自己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是关于如何面对死亡以及延续生命意义的探索。“信仰”好比贺雪峰教授提到的“本体性价值”,其“关心的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对话,是一个人给自己生命意义的答案,是要处理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涉及人生的根本关怀和意义,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 【3】价值信仰和宗教信仰二者共同关心的都是如何将有限的生命转化成无限的人生意义,以够完成人生永恒意义的建构。信仰,作为人类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自然经济占绝对主导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农民既有儒教、道教、佛教等民间宗教信仰形式,也有祖先崇拜、风水崇拜等非宗教信仰形式。建国之后,国家开展了“破四旧”运动,各种民间信仰被当作“牛鬼蛇神”被强行予以取缔。同时,国家用行政强制、思想灌输等方式将社会主义信仰,特别是激进的集体主义信仰移植到农民头脑之中,“为人民服务”将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人生意义连接起来,成为农民的人生信仰。
   
   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权利,其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逐渐增强,其价值观也日益理性化、世俗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国家主导的激进集体主义价值观也随之崩溃。而此时传统农村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被国家力量摧毁得体无完肤,这一时期的农民精神信仰几乎处于真空状态。于此同时,市场逻辑和商品主义法则强化之下的极度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乘虚而入,很多农民不再存在坚定的道德信仰,对任何传统权威、公共舆论也不再心存丝毫敬畏。他们心中只有权利意识与个人欲望,义务与责任感早已抛之脑后,个人中心主义极度泛滥。信仰根基崩溃之后,农村普遍出现道德失范,诸如孝道衰弱、离婚增多等不良社会风气。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精神信仰所产生的冲击时所说的那样,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总之,许多农民不再执着于长期的信仰和远大的理想,而只是在乎短期的利益与享受,农村普遍呈现道德滑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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