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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国富民穷的恶性循环

   胥志义:国富民穷的恶性循环
   
   国富民穷本身在政治伦理上就很难站住脚。财富由人民创造并不是由国家创造,国富民穷证明国家征收过多。如果征收过多不能导致国家公共服务数量与质量的大幅提高(这种提高本身就不会导致国富民穷),那么国家为什么要富?是为了国家权力掌管者来使用这些财富吗?这是剥削,是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剥夺,并不符合政治伦理。有人嘲笑西方国家的财政危机,政府穷得揭不开锅,要破产了,这当然是一个经济上管理上的问题,但从政治伦理上看,穷政府则完全占据道德高度。因为他们“穷”的原因,一是征收过少,这会带来“民富”,说明政府不“吸民血汗”。二是征收都用于公共福利,即用于民众身上,没有用在政府身上,“穷”证明政府廉洁。所谓的财政危机,只是在征收与使用之间不大协调而已,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倒是有的政府“不差钱”,会引起人民的疑问:人民很穷,国家却很富,国家的钱是怎么来的?是否横征暴敛?这么多钱你准备怎么用?如果只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你这个政府还具有合法性吗?在政治伦理上,国富民穷的国家是会被有正义感的人瞧不起的。
   
   国富民穷只有在专制国家才会存在,因为专制国家存在一个权力利益集团。他们需要通过权力来取得利益,还需要通过权力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通过权力获得的不合理利益,会带来国富民穷,但不是导致国富民穷的主要原因,即便是极尽奢侈的封建皇帝,他所消耗的财富也有限,倒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不合理利益,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对人民进行控制的系统,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一系统所消耗的财富,要超过权力利益集团本身消耗财富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一个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总感觉钱不够用,并不是他的奢侈生活因为缺钱不能得到保证,而是他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来保住他的权力,他要建立洗脑系统,进行愚民的思想教化,这要一大批的人来做这个事,需要好多钱。他要对社会进行控制,防止对其权力秩序的颠复。这也需要很多人来做这个事,同样需要钱。他还要扩大获得不合理利益集团的规模,不使自已成为孤家寡人,而构建一个统治集团。由此,国家机器被不断强化,国家费用成倍增加,最终,当人民无法负担时,革命就来了。


   
   英国人还是很聪明的。第一,他们承认一个王室,不消灭不推翻,并把这当作国家的象征。第二,法律上给予王室生活上的保障,王室也放弃为了维护自已利益的权力,国家省却了一大笔王室为了保住自已权力地位的费用。第三,王室作为一个家族,不会扩大,其它人包括官员无法进入其中。英国人化很少的钱供着一个王室,既保持了一种传统,又没有了维持王室政权不倒的大笔费用。所以他们政府收税,除了付给政府雇员(包括首相法官议员等)与市场劳力价格大体相近的工资外,其他都用于社会公共事务。不会产生维持政权或政府不倒的费用。
   
   中国的维稳经费已超过军费,国人似乎很惊讶,其实,这只是体制外的费用,体制内就存在一个为了维系政权而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庞大系统。现代政府职能确实有扩大的趋势,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多,更紧密,使政府维护社会个体利益平衡,即维护经济秩序的费用增加。二是现代文明程度的提高,人道主义需要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国家需征收较高的税来实现人道主义。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包括政府费用,都有扩大的趋势。但西方民主国家决没有维持政权不倒的费用,因为它们的政权不是个人或集团的,不存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说法和行为,也就是说,政权不存在敌人。民主国家人民对政府不满,只是对某些官员或一批官员不满,并不是对政权不满,因为他们的政权是民主的,也是公有的,官员只是打工的,官员不好,通过选举叫他下台就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官员只是为这个政权打工的,他们也无法运用手中的权力,利用国家的钱财来保他们的位子,在民主条件下,想保也保不住。所以,民主国家没有维持政权不倒的费用。他们要军队要警察,只是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维持治安,防止暴力的需要。只有专制国家,才把个人或集团与政权捆绑在一起。他就是政权,政权就是他。
   
   中国民众供养的“公务员”,是世界上最多的。这些公务员是不是在处理“公共事务”?并不尽然。比如,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事务,我们有多少人在做?做得怎么样?相信国人大多心中有数。相反,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又有多少人在奔波?不是开一个会,都需要全国来保卫吗,这需要多少钱?而且要做到万无一失,比之食品安全的处处漏洞,也确实做到了万无一失。不过,由此也充分证明,中国的公务员,中国的财政费用,用于公共事务少,用于维持政权稳定多。依我的观察,中国“公务员”起码有一半不是在处理公共事务,而是在维护政权。比如那些搞宣传工作,控制思想,控制舆论的人,那些政工干部,工青妇的于部,那些装点门面,当作花瓶的人大政协干部,他们的工作大多与他们的称号相距甚远,人民代表不为人民说话,新闻工作者不报新闻,工会干部不为工人维权,更不用说那些对人民的思想行为进行管制的人了。所以茅于轼先生说,作为纳税人,他最不愿意的是,他纳的税用于对他进行管制。这样的国富民穷,是很讨纳税人即民众嫌的。
   
   专制政权周而复始,被历史学家总结为“周期律”。之所以有这种周期,根本原因在专制统治者,需要维护他的统治权力和地位,这种维护会不由自主的进入一种恶性循环。首先是统治者通过权力征收获得特权利益,引起人们的不满,为了压制人民的不满,他要通过更多的征收,更多的钱来建造控制系统,这些钱并不是用于特权利益,而是用于控制民众。民众本来就不满,增加征收,则引起民众更大不满,为了压制更大的不满,则需要更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当然也就带来更大的征收。如此反复循环,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民众则越来越穷(在经济有较快发展的情况下,民众越来越穷只是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并非绝对的越来越穷)。这正是一个国富民穷的过程。在这一恶性循环中,统治者的特权利益可能有增加,但征收越来越大主要不是为了增加特权利益,而是为了控制民众,即从民众身上收钱来控制民众。这样一笔钱,民众出得越来越多,怨气越来越大,但对民众的打压也越来越厉害。当这种张力达到临界点,产生断裂时,社会进入动荡,权力重新洗牌。特权者被打倒,新的特权者上台,新的一轮循环又开始。
   
   中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恶性循环的加速过程中。近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确实发展很快,但财政即征收增长速度远远超出经济增长速度,与此相对应,则是民众收入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财政的高速增长,增加了一些特权利益,但主要用来维持政权稳定。别看现在中国财政收入很高,还有卖土地的钱,但政府还是感到缺钱。一方面,经济发展了,特权利益要增加,另一方面,体制内想获得特权利益的人越来越多,政府要靠这些人来维持政权,正在步步退让。更重要的是,民众对政权越来越不满,压制民众需强化国家机器,包括言论控制和维稳体系,这需要越来越多的钱。这些钱最终还是由人民来出。还好,经济快速发展,给了征收越来越大却不用民众收入越来越低作代价,民众收入虽然增长缓慢,但还是在增长,张力并未达到断裂的程度。但近二三年经济增长放慢,土地也卖得差不多了,政府还背上了天量债务,而民众的不满却在增加。这种情况下,控制民众的钱不能少,要增加,体制内要保证团结,获得特权利益的人也要增加,所以征收不能少,甚至还要大大增加。当经济发展放慢,征收增加需民众减少收入为代价时,张力必将断裂。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舍民主无他法。只有民主,才能彻底清除特权利益,只有民主,才没有维持个人或集团把持政权的费用。中国能实现吗?
(2015/04/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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