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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中国有没有“维稳学”?

   胥志义:中国有没有“维稳学”?
   
   2013年,临武城管打死瓜农,舆论大哗,之后警察抢夺尸体,更是带来网民愤怒。有网友人肉临武县县长,发现其学历为“维稳学硕士”。于是引起人们的好奇和疑问,在中国,不管那一所大学,包括党校,有“维稳”这一学科吗?没有这一学科,何来“维稳学”硕士?质疑一出,百度立即修改了该县长学历,由“维稳学硕士”,变成“硕士”,也不知是什么硕士。
   
   但是且慢,维稳学虽不登学府大雅之堂,但研究如何维稳却是中国很多文人在做的文章。早些年,报纸上鼓噪的“大维稳机制”,不就是维稳学的一个成果吗?从实践上看,党委的“综治办”,就是一个维稳机构,如何维稳,不但在理论上需要研究,实践上也存在一个如何去维,如何才有效果的问题。实际上,目前中国的大部分官员都在维稳。搞经济工作的,搞行政工作的,搞司法工作的,无不在“政治”的大局统领之下,且需服务于政治,而在中国,政治就是维稳。


   
   临武警察抢尸,不一定是网友所想的那样,毁尸灭迹,或包庇城管。而是政府要控制事态。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婪足以引起一个政府的跨台,中国官员岂能不接受教训?如果尸体在家属手中,不但家属,其它“好事”之人都可能从尸体上找到某种证据,一旦公之网上,所可能带来的影响,谁都无法预料。这位县长不能控制事态,岂是撤职所能抵过?控制了尸体,就控制了事态。至于是否对城管处理,处理到什么程度,如何稳定家属情绪等等,主动权操在政府手中,政府可根据社会舆论的反映,国内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权衡比较,对事件进行或轻或重,或这样或那样的处理。结果是,事件的处理很可能远离事实与规则,只是官员从维稳角度考虑产生的结果。这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喜欢抢尸体的原因。
   
   如何维稳,有时候还很难把握。比如唐慧诉永洲劳教委案,先败诉,后胜诉,充分反映政府在分析此一案件对稳定的影响上把握不定。唐慧案影响巨大,处理不当,不但有国内影响,还有国际影响。如果判劳教委败诉,如何安抚战斗在维稳第一线的人员,谁以后还会卖命?但因上访被劳教,明显侵害人权,不但损害政府“以法治国”的形象,还让其它国家如何看中国?而且唐慧不能得到公正处理,如何消解网上如潮的声讨。但如果政府认错或道歉,也会带来连锁反应,那些成千上万的被抓被打的上访人,都向法院起诉,要求政府道歉和赔偿怎么办?所以,永洲劳教委宁愿用10万元“私了”,换唐慧撤诉,不单是面子问题,还有复杂的多种因素考虑。二审法院的判决,更是一个进退两难之下的无奈判决。
   
   研究苏联“亡党亡国”教训的主流“专家”,很少有人从人民幸福的角度,研究苏联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压迫和侵害,而是研究苏联共产党“维稳”措施有那些失误,导致共产党的倒台。比如公开化带来的舆论失控,比如错误的选择了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个具有西方思想的人为总书记,比如党不能绝对控制军队等等。这种研究不就是“维稳学”?中国现在已处于艰难维稳时期。如何截断互联网带来的新思想与民众行为之间的联系,防止“革命思想”转变为“革命行动”;如何分离民众的“抱团取暧”,不使其成为“对抗政府”的力量,如何用某种“理想”或“爱国”来谈化和转移现实矛盾,以减轻现实矛盾对政府的冲击等等,正是目前“维稳”急待解决和研究的大问题。维稳对官员来说,正是大的学问哩。所以,党校对官员进行培训,号召领导们学习历史,不就是要提高官员“维稳”的水平吗?
   
   中国是世界上统治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简单地讲,是维护统治权力方法最多的国家。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产生大量的统治权术。一部中国专制体制下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统治权术的完善史。或者说是“维稳学”的发展史。所以,中国虽无“维稳”学科,但所谓的“治国方略”。从根本上说,就是“维稳方略”。如果说那些抱有“治国平天下”的封建士大夫,研究的是如何让百姓安居乐业来实现稳定,还是从百姓角度考虑的话,那未,那些设计“东厂西厂”特务组织的,建立什么“保 甲”制度的,搞什么“菜刀实名制”的,则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人民进行控制和镇压。当一个国家的稳定不是建立在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控制,欺骗,暴力镇压的手段之上,且在研究如何控制,如何欺骗,如何寻找暴力镇压的理由时,这个王朝正在走向没落。
   
   民主国家没有“维稳学”,“维稳学”是专制国家的专利。民主国家也要秩序,但那是防止暴力的“治安”,与维稳本质上不同。
(2015/04/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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