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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牛刀杀鸡”与“烂尾政治”

   胥志义:“牛刀杀鸡”与“烂尾政治”
   
   
   
   区伯嫖娼案,案中有案。网友怀疑广洲警方与长沙警方联合设局,构陷区伯。你区伯监督公车私用,到处拍照,发到网上,给那么多的官员难堪,官员也要让你难堪难堪。一次嫖娼,一个处罚,甚至是很轻的处罚,便足以把区伯搞得名声扫地。这从长沙处罚,广洲爆料,便能看出端倪。处罚不是目的,抹黑才是目的。案情的发展,终于证明了网友的猜测,陈老板被人肉出是陈警官,有官员故意构陷区伯大体坐实。结果舆情的发展,完全出乎设局官员的意料,区伯不但没被抹黑,反而由广洲区伯变成中国区伯,粉丝几天便增加五万。长沙与广洲警方则成众矢之的。


   
   有人说,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却把这称为“烂尾政治”。“烂尾”是经济学一概念。意指一个经济项目,开始投入巨大,信心满满,由于决策或操作错误,结果进不能产生效益,退则损失巨大,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此即“烂尾”。政治也有“烂尾”,区伯案便不是一个治安事件而是一个政治事件。为了构陷区伯,可以想象,广洲警方与长沙警方是如何的进行密谋;如何的派出卧底而装扮为粉丝;如何的取得区伯信任;如何的引诱其到长沙;如何的不露声色步步引其入局,可谓弹精竭力。引用网友的话,为了杀鸡,用上了牛刀。如此不计成本的跨省协作,只是为了抹黑区伯这一政治目的。由于操作失误,戏演砸了,现在“烂尾”。舆论不是羞辱区伯,反而怒向政府,发展下去甚至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影响政权稳定。以至于法制日报还要站出来为其收拾残局,称区伯案真象到此为止。看来,此案的后续处理淡化,恐怕还要花费比构陷区伯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人力物力财力。
   
   如果说区伯案或是个别官员的阴谋诡计,出于官员个人的泄私愤,谈不上什么大政治的话,那重庆的“唱红打黑”则是十足十的“烂尾政治”。唱红歌作为娱乐并非不可,打黑更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题中之义。当唱红由政府组织,打黑变成一种运动时。“唱红打黑”便是一种政治。目的是展现执政者的思维和行为。所以有了“重庆模式”一说。重庆用在“唱红打黑”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现在可能无法完全说清楚,单是组织红歌会,添置服装,动员以至于物质奖励鼓励人参加等等,可能就耗资巨大。另外的花费是要请人鼓吹“重庆模式”,需收买学者和文人,替其造势,想来利益输送也不少。所以当时表面上看,“重庆模式”是一种政治理念推广,现在我们却看得很清楚,是薄熙来谋求上位的一种方法。是在舆论有着重大影响的现代社会,专制政权内权力争夺的一种新手段。
   
   “重庆模式”或“唱红打黑”现在已经“烂尾”。虽然当时投入巨大,动员广泛,声势浩然,却没有给重庆人民带来好处,重庆人与其它地方的人相比,并不更幸福或更富裕。也就是说,唱红打黑,既不能促进人权进步,也未带来经济发展。纳税人却为这一运动付出了代价。因为搞运动是需要钱的,这些钱都是国家的钱,或者说是人民的钱。相反,由于打黑不讲法律,留下一大堆的冤假错案,变成了后来政府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冤假错案受害者,增加了全国上访大军的数量,一定会成为“稳定”的负能量。
   
   “烂尾政治”有这样几个特点:A,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专制体制下,往往潜藏个人政治目的。B,由权力发动,有项目特征,权力越大,政治项目越大,政治影响力越大。C,没有达到政治目的,甚至出现相反的政治效应。D,最终不了了之,社会则经历一次折腾。E,带来或大或小的后遗症,为了消除这种后遗症,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显然,以这一标准看,中国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无疑是典型的“烂尾政治”。后三十年“烂尾政治”也延绵不绝。这里不好一一列举。而每一个“烂尾政治”,都给党和政府制造一批敌人。现在中国问题成堆,大多是由一个个“烂尾政治”遗留和累积起来的。
(2015/04/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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