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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看法

   

徐水良


   

2015-4-26日


   

   
   曾节明先生写了批判计划生育问题的许多文章,并曾经说过他的理论根据是本人的人本主义等理论。
   
   计划生育问题,确实是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很多朋友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
   
   不过,我这里只能主要说说计划生育问题的哲学根据和总体指导思想问题。
   
   先说哲学根据。
   
   人类社会,人是根本。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这就是本人新人本主义理论的最基本思想,由此衍生出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马列教一神教、主张新人本主义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但是,这里说的是人类社会,以人为本。但从整个宇宙说来,人却不是根本,宇宙不是人的产物,相反,人类却是宇宙和大自然的产物。对于人类,宇宙和大自然才是根本。人类的产生、生存和发展,都受自然和客观环境的制约。人类社会必须建立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共对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不仅危害全体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危害全人类,是严重的反人类犯罪行为。
   
   现在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是地球。而地球的资源和空间,包括空气、阳光、水,土地、生存空间、矿产资源和其他资源,都是有限的。而资源的利用,又受人类自身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管理能力的限制。所以,地球对人类人口的承载能力,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只能是有限的。
   
   即使未来科技发展,人类能够移居外星球,一定范围内适宜居住的外星球和人类自身科技水平,在一定时期仍然是有限的。
   
   所以,历史发展到今天,尤其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展,人类人口对地球资源、环境和空间的压力,人类对自身人口的宏观控制,包括人口的适度增加和适度减少等等许多问题,都已经非常迫切地提上人类的议事日程。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共、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把人口发展说成只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社会能力,不受自然条件,包括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的限制,显然是不对的。
   
   我在对曾节明反对计划生育的文章跟贴中说:
   
   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是有意义的。但治国不能靠空谈空想走极端。
   
   理论必须清楚明白,甚至可以理想化,不能和稀泥。但治国却必须考虑现实,必须考虑客观实际,很多时候,必须采取符合实际的折中策略。
   
   大陆的计划生育,不断走极端。五十年代,老毛批判马寅初建议,把他的意见说成“马尔萨斯人口论”,造成人口的宏观失控。后来,又惊慌失措,走另一个极端,采取许多侵犯人权的野蛮的政策,使大陆的计划生育声名狼藉。这些教训,人们不能不吸取。
   
   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单纯的政治立场问题。必须交给专业人士和全国各界认真研究,得出比较科学、比较合理的结论来,才能采取合适措施,绝不能再走极端。切勿轻易作结论、走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什么意见,无论是谁的意见,无论与自己一个阵营的意见还是对立阵营的意见,都还是认真倾听、认真思考、理性友好讨论为好,不宜动不动极端化扣帽子。
   
   台湾确实是一个好例子,说明解决人口问题有另外更好道路。但台湾目前出现的倾向好像是出生率太低。
   
   人口的宏观调控是需要的。只是既必须制定必要的制度,又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制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正的制度。
   
   上面说的是一个方面,对人口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但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这就是,人不仅是自然的人,而且是社会的人。人和人类社会有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计划生育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生物人口的控制问题,而且密切关联着人权、道德和人类价值观。这是人和人类社会特有的问题。
   
   毫无疑问,人的生存、繁育、繁衍、发展和自由,乃是人类最最基本的人权。侵犯这种权利,就是侵犯基本人权。
   
   早在1970年代末,我就听我的朋友、当时的浙江省妇联主任谈到计划甚于中严重侵犯人权,包括不断出现侵犯成人人权,杀死已经出生或很快就要出生的婴儿的血腥残暴的事件,她说的许多例子,让人毛骨悚然,异常恐怖。这是极端严重的杀人犯罪、是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政策和行为,也是极端严重的道德堕落。所以,我从来对邓式计划生育没有任何好感,从来反对极端野蛮、侵犯人权的邓式犯罪政策。
   
   邓式计划生育的极端野蛮,对人权的肆无忌惮的侵犯,政府指导或放纵的肆无忌惮的杀人等等犯罪行为,使邓式计划生育,在全世界臭名昭著。
   
   因此,在这里,在自然资源、空间、土地、环境、社会、科技水平等等各方面限制下,必然和必需的宏观人口控制(包括人口的适度增加和减少),与人类价值观、道德观和人权之间,必然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冲突。而且,一部分人无节制的生育和人口繁殖,对地球资源和空间的无节制占据,也必然会伤害另外的人对有限资源、空间、土地和环境的共享。
   
   所以,社会管理和治国者的任务,不是用一个极端去否定另一个极端。不是用人口宏观控制的需要去否定人类价值观、道德观,去严重侵犯人权;或者无限夸大微观个人人权,去侵犯其他人群对对有限资源、空间、土地和环境的共享,去否定因为自然需要对人类人口的宏观调控的必要。
   
   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极端,都造成极为严重问题。
   
   治国者的任务,就是在宏观调控和微观人权之间,找出不违反两者、两方面的合适平衡点。在这个平衡点上,去制定必要的政策,采取必要的行动。
   
   我以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必须学习西方和台湾,制定适合中国大陆国情的合适政策,力求平稳,力免大起大落,并且事先制定必要规则,包括何种情况下促进生育,何种情况下控制生育,何种情况下采用何种政策等等,规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的大致可能的规矩,以便管理者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调整。

此文于2015年04月2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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