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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土改杀人手段何其多

(土改)杀人手段何其多


   

高耀洁


   

2015年4月


   
   【按】高老以亲身经历描绘了血腥的、惨绝人寰的土改。弥足珍贵。开展一个否定土改、为地富平反的全民性运动,实属历史的必须,必须提上全民日程。
   
    ——徐水良 2015-4-14日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人类的生命,破坏农业象征着死亡。
   昨天北京新朋友来文说:先总统蒋公于1930年就预言” 唯物主义将使中国进入禽兽之域。” 我们很不幸看到自1949年以来,蒋公的预言就成了事实。当此中国愚民遍地之日,我们有必要把很多观念徹底地反思一下。
   一,1949年前后惨不忍睹的事件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对外部世界閉關鎖國,为了巩固政权、解决经济问题,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作为一个经济来源。
   1950年春在新占领区施行土地改革,同年夏在全国全面开始施行土地改革”。 并说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其打杀手段十分残忍,刑惩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比土匪还要凶狠。
   土地改革时、在农村依靠那些好吃懒做、地痞、无赖、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份,全国至少有两千多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在中国成了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 全中国农村笼罩在红色恐怖、 血雨腥风之中,地主、富农们的人头纷纷落地。
   1951年上半年,我校大学生全部下农村参加土地改革,美其名曰接受想改造。我是下豫西工作队、驻陕州地区 (河南西部),全队十几个人,我记不清楚的具体人名,只记得我班有两人另一 位女同学姓马,有位教授姓夏,《河南日报》有两位,兼记者报导工作,其他几个男士我己记不清楚了。到农村之后生活随农民,所谓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听从当地领导的分配,叫干什么都得接受,你个人没有迭择的权利。
   土改区委书记们随心所欲、草菅人命“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生出鲜点,第两天开夫会,地主、富农倒了霉,甚至人头来落地。
   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很少有不批准的。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 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我最怕参加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只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漿,撒满一地……血腥、残忍、 恐怖,使目睹者吓的不自主的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飯;那时我也見过 ”望蒋杆” 当时吓得我的好几个夜晚失眠或做恶梦、从梦里哭醒。
   其他村斗地主富农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地上面来回拖拉,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哭叫声惨不忍闻。
   地主、富农压着一个石磨下,在石磨上还坐着一个女人,为的是增加他的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石磨塌了,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的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令人惨不忍睹。
   二,失去了人性的行为
   闹得最大的、令人最痛心的是分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做媳妇,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主富农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作老婆,这个现象不是仅河南有, 全国多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说白了、全国都有这科种分女人的事情,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更惨的是有些女子不服从分配,拒绝做他人的老婆而自杀。如张庄的小淑芳,她才16岁,上吊自杀……
   据同学们告诉我,第二年春天,出现挖财宝成为风潮,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富裕中农也未能幸免。
   上述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 极大多数在 “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杀害了。我下农村医疗队时,到过河南滑县,那里农民说:滑县土改时杀人很多。一个寡妇领着五个小孩,大的女孩才十二岁,因无劳动力种田,把十几畝地租给他人耕种,这个可怜的女人,土改时划成地主成份,小会批、大会斗,最后把她扔河里淹死了。还要把她12岁了女儿分给30多岁男贫农作童养媳,这个 12岁的女孩投井白尽了,这幕惨绝人寰的事件,老百姓永不会忘记,在 1962年听农民老太婆给我说的。
   三,可悲的后果
   中国大地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互相爱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1949年以来,推行“土地改革” 之后各种恶习政治兴起,将谋财害命、 杀人越货等成了、拐骗妇女儿童、奸杀案件不盛其数, “正义事业”之后,中国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今日之中国,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地改革”难辞其咎。
   世界上的人的智商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管用,不会想事情,终日无所事从。许多贫下中农习惯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值就开始下降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 使农业生产力和农业产品质量遭受到严重破坏。
   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 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也没有良的责备,政府不会控制,也可说控住,制以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当今外逃贪官就是这类人物。 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当时“土改的积极份子、政府依靠的根子”纷纷加入共产党、马上做了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 “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了。这些人大多数一字不识,以我是个大老粗自足,——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中国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素质低劣、又无文化、更无技术,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他们这伙人最大能力、是自私自利、唯我独尊、造假成性、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互相包敝、欺下瞒上、惟命是从、杀人如草……他们的工作能力低下,不懂农业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农业重大的损失。
   当时我们在农村从事土改工作时,我最怕参加斗争会、让我去发动群众。一次斗地主大会,用绳牵着地主鼻,让积极分子拉着他游街,吓的我全身出汗,但也不敢发声。
   当时我们现土改依靠的对象,当了官不懂农业生产瞎指挥。我们骑驴去县里开会,回程的路上,河南农学院的一位高年级同学说:”县领导太没有水平,在农业生产上瞎指挥……”夏教授说:我们的身份你应该知道,以后你千万不能乱说话……、、” 从那时之后下去工作的人员都变成了半啞巴。
   再说乡镇要成立领导班子,土改干部分头下基层找人,让我去找张秀兰动员她出来参加妇女工作,张秀兰有个小学毕业文化,我在她家住了三天,我给他一起干家务,她有两个孩子和我玩的很好。我帮她纺纱,她闲我纺的綫粗细不均。两天来我和她谈了多次话,请她出来工作。张秀兰只说我是外来的媳妇,没有能力……第三天我知道了真相,张秀兰嫁在那个村十几年了,她了解当时那些掌权者的情况,她认为多数不是好人,不能与他们合作,从这个事情来看,说明了当时地方土改干部队伍是有问题的,民众不敢说话,只能尽力躲避,有童谣【徐按:估计是“民谣”之笔误】为证: 
   世间人情
   睜开双眼, 看清人间万事的善恶。
   闭上口唇, 观看人世的对与错。
   世上多少穷山恶水, 不見不知它劣质污浊。
   

此文于2015年04月1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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