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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南海反贪腐政治化标志——打击“非组织政治活动”玄机

   
    3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文章,明确提出周永康、薄熙来从事“非组织政治活动”。3月18日,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白皮书,报告再次强调,“教育干警充分认清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严重危害。”
   
    最高法是总书记的传话筒
   


    这种由最高法证实周永康与薄熙来涉及“非组织政治活动”证明,当局将高层反腐由经济层面上升至政治层面。北大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最高法在报告中提及非组织政治活动,说明了两点:“一、这个政治活动是非法的;二、这个政治活动不符合正式的组织程序和要求,搞得像四人帮,搞小的利益集体,试图获取权力,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至此,中南海打击“非组织政治活动”玄机何在,正成为观察习近平当局未来政治走向的一个窗口。
   
    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虽是一个“政治罪名”,却不是一个法律罪名。本来,最高法不应在政治上代行党中央发话。周强作为最高法院长,指责周永康、薄熙来“搞非组织政治活动”,有法律指控之意。然而,即使是法律罪名,也不能在最高检还没有提出起诉的情况下,由最高法与院长事先表态。如此“未审定性”,在中南海高喊“依法治国”当下,似乎有些荒唐。但把这一现象放在今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了。这次“汇报工作”,实际上就是掌管国家各大权力机构的党组,都要向党的总书记负责,象征着中南海正在颠覆以往的“集体总统制”。为此这次会议特别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带头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于是,最高法与院长,就如同中宣部一样,成了党总书记意志的传话筒。
   
    “非组织政治活动”的前世今生
   
    关于“非组织活动”一词,并非由最髙法掌门人周强与最高人民法院白皮书发明。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次日,《人民日报》就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决不允许在党内搞任何形式的非组织活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4年12月,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微信公号“人民日报政文”于10日发文:《正经事:周永康所做作为已与“叛徒”无异》。文章指周永康的所做所为已经与中共历史上出现过的“叛徒”区别不大了。今年1月1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也曾强调:“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
   
    其实,在前30年,无视程序正义的“非组织政治活动”,一向都是由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改革开放30年,邓小平不在其位,躲在幕后,大搞元老小圈子,贬了胡耀邦、废了赵紫阳,件件都是十足的“非组织政治活动”;江泽民卸任党首酝酿留任军委主席活动,也并非光明正大。即使他退下来了,还保留军中办公室,遥控指挥,也并非都是有组织按程序的“政治活动”。可以说,自共产党诞生以来,权力、路线斗争大都有“非组织政治活动”阴影相伴,陈独秀的下台、王明的出局、张国涛的叛逃,中共建制大批元老惨遭迫害、林彪出逃、四人帮被捕,无不是各种形势下,不同的“非组织政治活动”的结果。
   
    无法掩盖的政治斗争曝光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然而,以前“非组织活动”一般都没挑明“政治”内涵,且都是在中下层,只受到组织处分,这些年来,中南海高层也一向使用“反腐败”之类的经济罪名打击离心离德者,如陈希同、陈良宇等,习近平治下,将从事“非组织活动”凸现政治内涵,用于指控正国级官员、国家领导人,当属首次。
   
    眼下,“非组织政治活动”罪名异军突起,已把党内勾心斗角昭告于天下,致使党内无法掩盖的政治斗争被迫曝光。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中南海打异己、树权威的内在逻辑使然。习近平随着打虎立威一路下去,利益集团、非组织活动,盘根错节,阻力加大,查处腐败非常困难,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与各种宗派主义、小圈子势力斗争陷入胶着状态。至此经济反腐,注定要演化成政治问题。所谓“非组织活动”也自然牵涉到了权力争斗层面。这已对中共新的当家人强求全党“高度保持一致”的政治大局,构成威胁。于是,习近平为确立自己不可冒犯的绝对权威,借打击“非组织政治活动”杀鸡儆猴,已成为不可不用的一个选项。
   
    中南海反贪腐运动政治化
   
    当下,习近平当局定性对周永康、薄熙来“非组织政治活动”的指控,虽涉及权力之争,团伙利益,但并非左右分野的路线之争。在维护红色意识形态与高压维稳方面,习近平较之周、薄毫不逊色。因此对周、薄“非组织政治活动”的指控,并不意味着要定性为“宫廷政变”、“篡党夺权”,海外某些舆论如此解读,不过是“任性”放大而已。
   
    在今日中南海集体领导体制政治生态中,谁都“懂得”,搞小集团“宫廷政变”把戏的成功率,几乎等于零。周永康、薄熙来都不是傻瓜。他们的所谓“非组织活动”,私下沟通、拉帮结派,不过是要谋取自己小圈子利益或政治上位而已。习近平近期之所以一再强调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在最高层重新祭出“非组织政治活动”罪名,也不过是为了打击防范不能与其“高度保持一致”、可能倒向政治联盟的任何倾向。因此,即使反腐锋芒涉及了“铁帽子王”与“少东家”,也不会发生某些海外舆论断言要拔掉第三代领导人的后果。
   
    其实,习近平与江泽民的共同利益向来都大于分歧的,正如当年邓小平懂得全盘否定毛泽东即等于否定他自己。因为他们是同属一种土壤里的产物。习近平的智商,还不至于低到分不出里外,更何况习近平的执政秘笈,就是奉天承运“两个三十年”的合法性,以一贯通,不能中断。为此,新华社2012年11月18日曾公开习近平的讲话明确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肯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去年3月16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军委领导批准,全军和武警各级党委会议室长期统一悬挂历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重要题词和指示,如今又再次强调。这则新闻显示五个中共领袖的题词,都是在强调“党指挥枪”,宣示其坚决维护“红色江山”与五代党魁核心地位不可动摇的政治决心。
   
    虽然“非组织政治活动”的说法在法律上十分荒谬,且不会引申出“宫廷政变”、“篡党夺权”等对周、薄治罪,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却昭示了中南海反贪腐运动已经政治化的这个基本事实。
   
    (《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5/04/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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