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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威权统治之下长不大的新加坡(2015 04)

   威权统治之下长不大的新加坡

   王晓渔

   从经济发展成就看,新加坡当然是成功者;世界领先的人均GDP,高楼大厦的现代化都市,美丽、整洁的花园式环境,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新加坡物质的成功。但经济的成长不代表人的成长,新加坡人的个人素质与经济发展一起成长起来了吗?新加坡社会是一个文明、有礼、和善、自由的社会吗?这才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吧!

   很可惜,新加坡人的素质好像还有待提高,新加坡的社会环境好像还缺乏亲和力。这样的新加坡社会让中国文化批评家王晓渔先生想到了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他在FT中文网撰文认为,威权统治之下的新加坡人还没有“长大成人”,他们还没有养成自觉的公民素质,全文如下。

   今年春节,我在新加坡度过。抵达新加坡,我立即想起“美丽新世界”。碧海青天,洁净的街道和清澈的空气(据说印度尼西亚“烧蕉”期间也有雾霾,但那是特例),夜间灯光闪烁的写字楼,无数的立体停车场。每个街区几乎都有学校,组屋和组屋之间有长廊相连,即使烈日灼人、暴雨将至,也不用携带雨伞。“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似乎更适合新加坡国民。看到这种景象,我有些怀疑乌托邦已经实现,仿佛行走在不真实的空间里。“美丽新世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回到上海,读到作家唐颖发来的小说《和你一起读卡佛》,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同样把新加坡称作“美丽新世界”。

   让我对“美丽新世界”产生怀疑的,是似曾相识的“乌托邦美学”。整齐划一的组屋,整齐划一的街区,有着统一的数字编号,像“新村”也有些像兵营。这不仅是一种美学,也表达着建造者的政治观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里提醒:“一个城邦,执意趋向划一而达到某种程度时,将不再成为一个城邦……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劣等而失去本来意义的城邦:这就像在音乐上和声夷落而成单调,节奏压平到只剩单拍了。” 进入地铁,在车厢里见到久闻的高额罚款告示。让我意外的是,广播会传来严肃的女声,提醒如果发现可疑的人和物,请立即上报。可疑的标准是什么?依据哪条法律?没有解释。严肃的声音和明亮的地铁形成巨大的反差,乘客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广播,听而不闻。地铁车站有宣传画,画着新加坡国旗、面带微笑的不同族群的面孔,拔地而起的建筑,说明着“我们都幸福”。“春到河畔”的新年灯会,入口处是“热烈欢庆,建国五十”的字样,里面除了醒目的财神,更有着醒目的巨幅宣传画。宣传画上是鱼尾狮和金沙酒店等标志性建筑,飞机在其中飞翔,上面写着“艰苦创业、民生跨越、经济腾飞、繁荣城市”,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练习簿封面。财神和宣传画的并置,说明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至于公民权利的保障,文化思想的多样性,似乎都是可以省略的。

   去年春节,我在台湾花莲同样偶遇了一次新年灯会。灯会很难看到宣传的痕迹,很多作品是市民制作,没有那么宏大、玲珑而有创意。广播在讲述花莲之美,鼓励花莲以外的台湾民众移民到花莲,并且告知如果花莲的市民有什么问题,今天行政官员就在现场。唯一和政府相关的活动是花莲县长携同僚向民众发送红包。没有专门搭台,县长就站在平地上,民众排成上百米的队伍,不用查验证件,不用经过安检。县长把红包一个又一个发给民众,身边的同僚一齐拱手致意,微笑职业却又亲切,如此往复持续数个小时。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做民选的官员太痛苦了。回头看报纸,台湾各地的官员在春节期间都有类似的发送红包行为,但是民众颇有不满者,认为这是作秀。

   在新加坡有限的竞选中,必须避开“民主”、“人权”、“言论自由”这些字眼,因为在新加坡人看来,这些都是“社会混乱”的代名词。(李慧敏《成长在李光耀时代》,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竞选只谈论抽象的理念,确实难以吸引选民,但是选民视公民权利如洪水猛兽,可见公民意识的匮乏。新加坡小学生使用的《好品德 好公民》课本,更多的是讲述公民要有哪些美德,要尽哪些义务,很少讲到公民权利。课文的标题是《我一定会成功》、《我热爱学习》、《我不乱花钱》、《这里是新加坡》、《我爱护课室》、《我的学习目标》等。有篇“屈原背米”的故事,我在国内从未读过,讲屈原小时候帮助穷困的人,故意将家中的米倒在门口的石头之间,结尾是:“长大后,他当上大官,管理国家大事,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结论是:“同学们,大家应该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长大后为国家服务,帮助更多人。”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使官员为民众服务?官员为民众服务,与民众为国家服务是什么关系?这些不是“好公民”关心的内容。 在中国的媒体里,新加坡是唯一一个没有缺点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缺点,而且完美无缺。一党执政、高薪养廉(在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受限的情况下,谁来判断是否廉洁,这是一个问题)、严刑重罚,促成了清洁、秩序和效率,这是中国理解的“新加坡模式”。但是,稍微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新加坡没有中国媒体描述的那么乌托邦。

   这里暂且不去讨论政治制度问题,仅以垃圾为例。新加坡以干净而闻名,但垃圾并不鲜见。春节之前的牛车水(当地的唐人街)人潮汹涌,在干果摊位附近,地面上扔满了瓜子壳和塑料袋。春节之后再去牛车水,人潮不再,地面恢复了干净。新加坡的清洁主要与清扫有关,与国民素质无关。2014年,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向乱抛垃圾者开出19,000张罚单,比2013年的9,346张猛增103%。总理李显龙在Facebook上传两张照片:一张是缅甸球迷清理体育场观众席,一张是新加坡滨海湾花园在音乐会之后的垃圾。李显龙把新加坡称作“被打扫干净的城市”,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也称,如果没有外籍员工的清扫,新加坡可能成为“垃圾城市”。(《联合早报》2015年2月13日)

   “花园城市”随时可能变成“垃圾城市”,是不是有些意外?不。新加坡可以禁止口香糖,可以制定全球最高的罚款额度,可是乱抛垃圾者的数量却不降反升。严刑重罚不可能使民众养成自治的习惯,人们只是出于对惩罚的担心而暂时不做某事,一旦法不责众或者自认监管空白的时候就会报复性反弹。

   新加坡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陆圣烈指出,新加坡500多万人口需要7万名清洁人员,而台北市300万居民却只有5,000名清洁人员。新加坡环境及水资源部长维文感慨,50年过去了,新加坡国民还是没有养成不乱扔垃圾的习惯。垃圾分类在台北是由市民完成,在新加坡则是由垃圾回收企业完成。当政府对待国民像保姆一样,无微不至又惟恐越出雷池半步,国民只能永远停留在未成年人阶段,对“保姆”形成依赖,又因为习惯顺从而失去快乐。新加坡媒体把乱抛垃圾者称为“垃圾虫”,没有谁会因为自己被称为“垃圾虫”,转而去快乐地捡拾垃圾。严刑重罚可能带来秩序和效率,但很难带来微笑。在新加坡,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很少互相点头微笑致意,这并非偶然。

   新加坡经常发起各种运动,比如持续数十年的“绿化运动”和“讲华语运动”,甚至在1985年发起过“食用冻冻猪肉运动”,举行“食冰冻猪肉”招贴设计比赛,举办冻猪肉烹饪比赛,新闻中播映有关冰冻猪肉的节目。对“运动式治国”,中国读者可能更加感同身受。当孩子们习惯于被保姆喂食,最后会把吃饭视为保姆的职责,而非自己的必需,难以从中体验到快乐。

   李光耀先生的去世,对新加坡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遗憾的是,李光耀在生前没有----如新权威主义所说----通过威权手段推动公民社会,进而完成民主转型,而是满足于在威权的跑步机上做出奔跑的姿态。今天的新加坡仿佛“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是开始感受“长大成人”的快乐与痛苦,还是继续停留在“美丽新世界”里,这是一个具有挑战的选择。

(2015/04/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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