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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情報人員筆下的紅色高棉



作者:程映虹

   
   
    對紅色高棉興亡史的討論在國際上早已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但如何討論和由哪些人來討論仍然是一個值得註意的問題。拿美國來說,盡管"區域研究"是學術界的熱門,但這個在冷戰時期興起並以和那個時代的國際政治結合得很緊密的學術領域在冷戰後發生了一個重大轉變,非政治性的課題占據了主導地位,二十世紀形形色色的革命和激進社會政治運動很大程度上被邊緣化。東南亞本來是一個在這個時期充滿了天翻地覆的政治變化的區域,但相對來說,以這種政治變化為對象的研究和它的重要性在後冷戰和後革命時代不成比例,比比皆是的是充滿了"後現代"和"後殖民"趣味的課題,一個對當代東南亞的社會有著最直接影響的社會政治運動反而成了少人問津的老古董。

   
    在這個大背景下,雖然紅色高棉在短短幾年間對柬埔寨社會的影響遠遠超過了法國對柬埔寨大半個世紀的統治(值得指出的是,紅色高棉給自己的國家帶來的只有毀滅,而法國殖民統治除了在經濟上殖民掠奪的一面,畢竟對柬埔寨的文化和宗教沒有帶來重大的破壞,而且還給這個傳統社會增添了歐洲文化的成分,例如金邊作為一個融合了傳統柬埔寨文化和歐洲文化的現代城市就是一個事例),但在新一代的東南亞學者中,願意接觸這個課題人並不多,對紅色高棉所作的基本研究還是由在冷戰時期成名的學者來完成的。
   
    而在中國學術界,對紅色高棉的研究一直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更談不上有什麽進展和成就。這個政治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紅色高棉是一個以在柬埔寨實現共產主義為使命的政治運動,它所造成的民族災難自然會使人們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評價產生影響;第二,紅色高棉不但是在思想上是毛主義的產兒,而且在實際發展中和文革前後中共的對外政策有直接的聯系。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個別網站和媒體偶爾"越軌"外,長期以來對紅色高棉的介紹始終局限在官方所允許的所謂"極左"的框架內,在歷史事實和理論探討兩個方面人們對當年柬埔寨究竟發生了什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當年的中共應該對紅色高棉負有歷史責任始終沒有清楚而全面的了解。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對紅色高棉的探討,在中國也是對中共自己歷史的探討和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海外的中文出版界,最近對紅色高棉的歷史、尤其是它和中共聯系的意義上出現了一些新材料和討論,反映在鐵戈的《逐浪湄河--紅色高棉實錄》(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年,以下簡稱《逐浪湄河》)和周德高口述,朱學淵撰寫的《我與中共和柬共》(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兩本書中。這兩本書都加深了我們對紅色高棉的歷史和它與中共的關系的了解,但比較而言,無論在材料和觀點方面,《我與中共和柬共》都更值得向讀者推薦。
   
    這兩本書都是自傳,前者的傳主是常修文,後者是周德高,他們都是中共從50到70年代在柬埔寨(也曾經在和柬埔寨比鄰的南越)的地下情報人員,公開身份是經營有道的商人。作為中共的情報人員,他們原來都和柬埔寨共產黨沒有聯系,只是到了後期,迫於形勢的重大變化才不得不對柬共公開自己的身份。常修文在1970年朗諾政變推翻西哈努克之前主要從事對南越的情報工作,政變後轉為對柬埔寨,他最驚險的經歷是自60年代中期就在柬埔寨設立和北京直接聯系的地下電台,一直到紅色高棉上台。周德高從事情報工作的主要特點是他和柬埔寨方方面面人士都有密切關系,從西哈努克政權下的貴族官僚到朗諾政權下的軍人政客和紅色高棉的各級領導人,利用這種廣泛的社會關系他直接參與或經歷了60和70年代柬埔寨的一些尤其是和中共有關的重大事件。
   
    這種以切身經歷為基礎的歷史作品給讀者帶來的問題首先是在多大程度上他們的敘述可以拿來作為可信的歷史材料。一般來說,對於這些作品中的細節,尤其是那些繪聲繪色的情景描寫,特別是長篇對話,讀者可以不必過份認真;但對重大事件的交代和分析則應該是有認識和使用價值的。兩本自傳的主人公中,周德高不但身在海外多年,而且經歷了思想轉變,對"革命"早已深惡痛絕,斬斷了和"組織"的紐帶,所以寫作中沒有顧慮,提供了豐富的內幕細節和材料;而鐵戈(筆名),不但身在國內,而且更主要的是思想上仍然是一個"革命者"(盡管他對紅色高棉的革命完全否定),所以很多地方對中共和柬共的關系或是點到為止,或是語焉不詳。因此,一個可以說暢所欲言,另一個則往往欲言又止。此外,由於年齡和投身中共"革命"的時間不同,常修文30年代末就和中共在柬埔寨的組織發生了聯系,對中共建國前在印度支那擴展影響發展組織的情況介紹得要多一些,而周德高於50年代初和中共發生聯系,其敘述集中在從50到70年代。
   
   

"僑黨"與"華運"--中共在東南亞華人社會的兩條腿。

   
   
    和世界上大多數共產黨相比,中共有一個得天獨厚之處,這就是龐大的海外華人群體--尤其是在和中國鄰近的東南亞國家——為它提供了擴展國際影響的天然條件。這個以"同文同種"為基礎的信息和組織網絡在中共奪取政權和發展國際關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至今還沒有系統的研究。
   
    東南亞華人長期處於殖民地統治下,既不能被白人統治集團所接納,更不能和當地土著所融合,一直視中國為祖國,認同中華文化。殖民地的生活經歷常常使他們把自己在當地的低人一等的處境和中國被列強欺淩的背景相聯系,而很多人從事的低下的社會職業又讓他們對現實嚴重不滿,一些人即使通過努力在經濟上遠比當原住民富余,但在社會地位上仍然遠在當地的西方人之下。在這些歷史因素的作用下,中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在這些華人中一直有廣泛的影響,尤其在五四運動之後,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意識形態成了他們在殖民地舉目無親局面下的精神支柱,其執著程度往往比很多在國內參與左翼運動和共產黨革命的人有過之無不及。
   
    東南亞華人很早就和中共發生了歷史聯系。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很多中共成員流落東南亞,建立了中共在東南亞的組織,稱為"僑黨",很多人後來轉入印度支那共產黨和馬來亞共產黨,同時擁有中共和這些黨的黨員身份,不但基本聽中共的指揮,而且把中國視為大後方和培訓基地;抗戰時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更是有計劃地向東南亞派遣人員,作長遠打算,例如著名的"民主人士"胡愈之就是接受周恩來的派遣前往新加坡擔任《南洋商報》主筆的。
   
    在這個"僑黨"的外圍,則是所謂"華運"(華人革命運動),即在中共領導下的統一戰線。這又是一個中共特色。
   
    所謂"統一戰線"的實質就是中共可以在法律、政治和道義和身份上在各個地方和場合從事難以用中共或者任何公開黨派的名義所從事的任何活動,哪怕是在自己掌權的條件下,也總有一些話,一些事,讓別人來說或做比自己要好。這個"華運"在英美的東南亞殖民地有理想的活動條件。在這裏,公開的共產黨是非法的,公開挑戰殖民統治的合法性也是要受到鎮壓的,但除此以外,英法統治者對民間社會政策非常寬松,尤其是教育、新聞出版和少數族裔社團組織方面的獨立和自由,例如共產黨組織雖然不能公開露面,但學習共產黨領導人的著作和革命文藝作品,演出紅色文藝節目,尤其是以工會學生會和各種俱樂部的名義建立黨的"外圍組織"甚至遊行示威,這些都是合法的。華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學校,殖民政府很少甚至從不過問這些學校的教學內容,馬克思主義和中共革命可以公開傳授和討論。
   
    如果把極權政體和殖民統治相比,在對意識形態、言論自由和社團組織的控制方面,前者可以說是有百密而無一疏,後者則往往相反:有百疏而無一密。
   
    這種非常寬松的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在獨立後並沒有改變,新的民族主義政府對民間社會基本上沿襲了英法殖民主義統治時的政策,而且由於沒有了殖民地時期職業化的官僚和相對嚴格的規章制度,很多方面松松垮垮,加上貪汙腐敗,因此整個體制充滿了漏洞,這兩本書對此有詳細描繪。
   
    一個典型事例是常修文50年代初回中國接受訓練,八年後被派遣回到金邊。由於他是從法屬印度支那在河內的海關出境,柬埔寨方面沒有他出境的記錄,八年後他回柬埔寨時越柬都已獨立,但兩國政府沒有在過去殖民統治下出入境記錄上充分合作,因此常修文可以聲稱他從未離開過柬埔寨,只不過沒有及時更新身份證。這樣他不但順利恢覆柬埔寨永久居民身份,甚至通過找關系把這八年欠下的身份稅款也勾銷了一部分,政府方面根本不知道他離開柬埔寨在中國待了八年。這些合法權利和非法漏洞無疑給中共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發展組織和活動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隱蔽而組織嚴密的"僑黨"和公開而相對松散靈活的"華運"相結合,是中共在東南亞的主要活動方式。常修文和周德高參加革命和後來長期為中共從事地下活動的經歷都說明了這一點。常修文出生於金邊貧困華僑家庭,三十年代下半期在金邊私立新華小學校時就接觸並被招募進中共地下組織。這個學校的校長本來就是曾經參加廣東潮汕地區農民運動的左翼知識分子,1939年這個學校又從延安派來了一對夫妻,他們都是新加坡華僑,曾經參加馬來亞共產黨,後來去了延安,再被派到柬埔寨。在他們的組織下,這個小學很快就成為中共傳播革命文學、歌曲、舞蹈和政治理論的陣地,年幼無知的學生成為他們的招募對象,當時只有十二歲的常修文就被這對夫妻選中,利用他的兒童身份擔任地下黨的交通。當時中共的宣傳在國內就是以"抗日"為表,"擁共"為裏,在海外也是如此,從常修文的回憶中,讀者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延安抗日,重慶賣國的謊言。
   
    1944年,常修文轉學到南越西貢附近的堤岸,在一所僑社公立的義安中學讀書。義安是一所在學習和紀律上都非常嚴格正規的學校,學生除了學習規定的課程,不能從事政治活動,這些都讓在中共和左翼思潮影響下自由散漫慣了的學生不適應,於是他們鬧起"學潮",很多轉到了檳知的南僑中學。這是又一所受到中共影響的學校,其中有一個老師早在20年代就加入了中共,曾是廣東某地下縣委書記,後來轉入南越,在這所學校教社會發展史和政治經濟學這些典型的左翼課程。常修文也接受他在新華小學時的中共老師的"建議",轉入了這所學校,在這裏閱讀了大量的左翼書籍(如艾思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哲學》和其他理論書籍和蘇聯的革命文學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鐵流》、《士敏土》)等等,即使是西方文學,也是充滿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反抗精神的,如傑克倫敦和馬克吐溫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同一時期也是東南亞其他地區左翼華文文學中的必讀,例如馬共總書記陳平和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領導人林清祥都在少年時期就深受它們的影響。1946年內戰時期,這所學校的共產黨地下組織還發動西堤的華裔學生和工人舉行了"反內戰、要和平、求民主"的遊行,把南越也當作了國共政治鬥爭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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