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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戀(3/4):經濟起飛的表象



作者:彭明輝(台灣)

   
   2015年4月28日 星期二
   

   
   
    中國大陸的政府統計資料是否確實?公佈時是否如實?這都是問題。不過,中國的經濟成長表現在許多無法造假的地方,所以,不需要過度質疑中國大陸從1980年代以來驚人的經濟成長率。
   
   
   西湖戀(3/4):經濟起飛的表象

   
   
    不過,10%上下的GDP成長率畢竟只是表象之一。當你讚嘆中國經濟的繁榮時,別忘了其他同樣重要的表象:根據IMF的2014年資料,中國的人均名目GDP仍只有 7,589美元(台灣22,597美元,是大陸的2.98倍),而Gini係數卻是47%左右(美國是45%左右,台灣是36%左右)。
   
    讓台灣人驚豔的是大陸頂層1%(乃至0.01%~0.1%)的巨富,其他90%人的生活不值得台灣人羨慕,而且
   至少還有 20%以上的人活在台灣人難以想像的窘境裡(以購買力計算的每日所得在二美元以下)。
   
   
    即使不管貧富差距,如果要讓大陸的人均名目所得趕上台灣,大陸的GDP必須增加為三倍,變成今天美國的大約1.8倍,或者「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的總生產值。它的難度與所涉及的社會組織結構的改變,遠遠超乎各種「直線進化論」者所能想像。
   
    第一個挑戰是:大陸不可能找到三倍大的廉價市場,而提升附加價值所需要的出口競爭力絕不可能只靠低廉的勞動力和「一切向錢看」的教育與文化,它必須要有信譽、品牌、品質、經營等複雜的社會學習和組織改造過程,甚至涉及文化與價值的再造。這些組織結構的改造不是必然會成功的,所以才會有「低等收入陷阱」與「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說。第二個挑戰是,如果經濟成長要有一部分來自國內消費,大陸必須先創造出可以有效解決貧富差距與城鄉落差的機制,這也絕不容易。
   
    如果你跳脫計量的抽象(空洞)的想像,務實地從質性的角度去思考,可能就會同意我的猜測:要讓大陸最富有的一百萬人比台灣的前百萬富人更有錢,不難;要讓大陸的廣大農村能溫飽,也不難;但是要讓大陸的廣大農村普遍地脫貧,很難!
   

大而無當的建設

   
    大陸的公共建設之大,之迅速,讓台灣人驚豔、羨慕、擔心台灣會被超越。坐在大陸的高鐵和杭洲的地鐵裡,有時候會誤以為這是台北。第一次走在看走不到盡頭的杭州高鐵站裡,我被大陸的「大」嚇壞了。到了湖州高鐵站,光是賣票處跟月台入口處的距離就走到腳酸(一部分是玩了一天很累);但是看著龐大而鮮有乘客的空洞大廳,它的大而無當再清楚不過了。到了紹興北站,兩端的出口有一端因維修而無法使用,從第16車(車廂遠比台灣的長)一路走到第一車那一端的出口,那是一段漫長而不適合老人、孕婦、小孩的路程;而月台與地面的落差恐怕有三層樓,一旦電梯維修,有幾個人能一口氣爬上月台?晚上回到紹興北站,前門不開,要繞到後門去,一趟「ㄇ」字型的路程,簡直懷疑自己何時才能走到。
   
    看過春運的影片,我可以想像春運時或許會需要這麼大的空間。問題是,平時這些空間恐怕只使用到十分之一,甚至還不到。而夜間使用的空間甚至只有1%還不到,根本無法排出適當的服務人員來維持必要的服務品質。如果是炎熱的夏天和下雪的冬天裡,要維持這麼龐大空間的室內溫度,要耗費多大的能源?
   
    要籌出蓋車站的鉅資不難,難的是維持它的服務品質與後續的營運計畫。杭州的觀光收益浩大,編制較足,不容易看到弊端;湖州與紹興收入有限,龐大的車站裡,很難找到服務人員,硬體故障待修的狀況也都存在。我不禁懷疑:大陸的龐大建設項目中,有幾%在投資興建之前有長遠的營運計畫?假如沒有合理的營運計畫來支持這些大而無當的建設,可以想見,20年後這些建設普遍失修,服務人員編制嚴重不足,一時間的驕傲將變成數十年的凋零與百年的廢墟。
   
    計劃經濟下的龐大建設,如果沒有市場經濟的營運計畫配合,你能想像二十年後那是怎樣的光景?
   

消失的廉價勞工 [1] [2]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瑟•路易斯(W. Arthur Lewis)在1954年發表的發展經濟學經典論文《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農業國家往製造業發展的過程中,剛第一階段農村可以源源不絕地提供廉價勞動力,而工資幾乎不會上漲;但是等到農村過剩的勞動力全部輸出後,而城市的工資╱物價水平不再明顯地比農村更具競爭優勢時,就必須要提高工資才能吸引更多的勞動力,這個臨界點被稱為「路易斯轉折點」(Lewisian Turning Point)。一旦通過路易斯轉折點,製造業的發展與競爭力就開始跟工人的生產力掛鉤,使得他們的產值可以跟得上工資的成長。
   
    換句話說,在路易斯轉折點出現之前,產業結構的轉型是「從農業往低技術內涵的工業」轉型;通過路易斯轉折點出現之後,產業結構的轉型是「從低技術內涵的工業往高技術內涵的工業」轉型。前者只需要少數領導人才即可完成,後者則需要大量的幹部與技術人才才能完成;前者可以利用農村的赤貧當驅動力把工人送過來,後者需要有合理的工資、管理、房價等配套才能完成。兩者所牽涉到的社會組織調整與社會學習的普遍性,猶如天壤之別。
   
    譬如,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廠工人連續跳樓事件就暗示著大陸過去的管理模式可能已經無法維繫。但是要讓企業界改變管理模式既牽涉到企業文化的轉型,又牽涉到基層幹部的教育訓練和成本的上升,當年貪圖廉價工資而擁進大陸的企業家會認真地把大陸當祖國那樣地愛護與經營,還是把製造業當畜牧業經營,逐廉價工資而居,遷移到中南半島等工資更低廉的國家?[1]
   
    下圖顯示大陸鄉村人口所佔全國人口比例,可以清楚地看到鄉村人口在改革開放之後就持續地湧向城市。
   但是,由於少子化所造成的人口紅利下降和大量人口往城市的流動,大陸已經很明顯地出現通過「路易斯轉折點」的現象:城鄉普遍缺工,農民工的月薪也持續上漲。
   
   
   西湖戀(3/4):經濟起飛的表象

   
   
    改革開放把大陸送到了「路易斯轉折點」的前面,這是個相對容易的挑戰;但是若要通過「路易斯轉折點」繼續成長,牽涉難度高許多,大陸能否成功的轉型?有待觀察。但絕對不能用臺灣經驗去類推大陸經驗:台灣有大陸缺乏的優勢(日據時代的良好教育和基礎建設、國民黨帶來的大量人才、美國的市場開放、國際上的競爭對手相對地少而弱,etc),大陸有台灣不存在的難題(國家太大而地區差異性也太大、80年代以前的鬥爭造成教育的空白與人際的冷漠、不信任,etc)。
   
    我更關心的是,在大陸的經濟發展到值得台灣人羨幕之前,他們在人性內涵與人際關係的損失會有多大?以這樣的代價去換取經濟成長,得能償失嗎?
   

從大鍋飯到十億人民九億商

   
    改革開放以來,貢獻最大的是從農民變工人的大量農民工,而獲利的卻是一些他們傳統價值觀上看不起的人,以致積怨四起:「老大(工人)靠了邊,老二(農民)分了田,老九(知識份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賺了錢。」吃慣了大鍋飯的人,遠比台灣人更難忍受貧富的差距。
   
    但是,種田頂多只能脫貧而富不了,當工人只不過為人作嫁,甚至不如許多農人。要想脫貧致富,只能經商──即便只是小小的個體戶,在旅遊區前面賣個茶葉蛋,都強過當工人。「 手術刀不如殺豬刀,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10億人民9億商,還有1億待開張」的盲從風潮,就是這樣的寫照。
   
    人人想發財,人人想經商,但市場並沒有那麼大,有生產不必然有銷售,以致生產過剩的現象遍地皆是,從蓋到一半的大樓,到賣不完的農產品,以及倒閉率高達50%的火鍋店。「爛光不如賣光,賣光不如送光」就是這種盲從風的後果。最後,始於「10億人民9億商,還有1億待開張」的風潮,終結於「10億人民9億倒,還有1億在尋
   找」。
   
    尾隨著跟風與倒風,難免會有人倫的悲劇與慘劇。
   
   
    《校妓,一個女大學生的墮落發跡史》似乎是網路小說,情節應是虛構,卻又像是大陸現實世界裡可以發生的,因而有不少大陸讀者以為它是自傳。在這小說裡,一個農村的貧窮女孩,被爸賣給不倫不類的老男人,瀕於被父子亂倫的困境,決定出逃,用自己的身體和美貌換取脫貧致富的機會。小說的結構與情節太搧情,我沒本事看下去,卻總算明白小說裡一句常被引用的話:「我用青春的下半身,換取富足的下半生。」我大略看了兩三段,內容簡直像是魯迅重生,用他的筆在描寫21世紀裡大陸新誕生的「吃人的社會」──只不過,現在吃人的不是封建制度與禮教,而是「有中國社會主義色彩的資本主義社會」。
   
    中國在50年代到70年代鬥爭了30年,為的是要剷除所有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的殘餘,剷除一切的剝削與壓榨,剷除一切的狼性和卑劣的人性。結果,在鬥爭中失去了對人的一切信任與情感,和各種的文化與價值,卻又在改革開放中引入了所有他們曾經想要剷除的,包括外資、台資與陸資的各種狼,甚至還急著讓自己先變成狼。
   
    假如今天的走資是個無可避免的宿命,假如市場經濟是溫飽與脫貧的必經之路,假如一個國家的命運可以被選擇,那麼省去50年代到70年代腥風血雨的30年鬥爭史,直接在1949之後迎接「有中國社會主義色彩的資本主義」,會不會說大陸將可以保留更多的人性和文化,也更不致於讓狼性到處氾濫?
   
    也許,如果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九泉之下有知,也正在為這個話題激辯著呢!?
   
   

出賣勞力、出賣身體,出賣靈魂

   
    人可以為錢出賣勞力,隱忍自尊,但不該出賣身體,更不值得為錢出賣靈魂。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可以不用痛苦地選擇「萬萬不得以」的下下策和「萬不得以」的下策。
   
    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陸,勾結在一起的官商體系日子好到無以言喻,富二代的奢華遠遠超乎許多台灣人的想像,但是底層民眾的生活是更加地得以了?還是更加地不得以了?
   
    在紹興,我陰錯陽差地上了人力踩踏的三輪車,讓車夫帶我去找吃午飯的地方,雙方約定:「如果找到不坑人的飯店吃紹興特色菜,就搭你車,一小時八個景點,車資一百元照付。」這是一個神情端正的人,看起來一點都不像那些把我騙得緊張兮兮的人。他帶我上了大街,一家家觀光飯店跑,最後到了一家他認為最好的店:「吃飯時這家店的人龍最長。」那時候時間已經晚了,我也餓到飢不擇食了,只好擱下各種狐疑點了菜。等到菜上桌,吃了幾口,就證實我的猜測:這是一家專門坑觀光客的店,食材跟做工都不到位,價格卻是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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