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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戀:人情與錢財



作者:彭明輝(台灣)

   
   2015-4-26
   

   
    週一去大陸,週六回到台灣,住在杭州,造訪了南潯古鎮和紹興,路過了湖州,很沒效率地花了不少冤枉錢和時間,回來時在飛機上開始拉肚子,卻不曾後悔。我有太多的衝擊和感觸,有太多的疑問,有太多需要進一步釐清與證實的揣測。我跟家人說:「不去大陸一趟,我無法真切地體會過去讀過的傷痕文學和大陸報導,也無法真切地體會我曾經熟悉的古書,更無法體會台灣跟大陸有多大的差別。」
   
    很多人把大陸的經濟起飛看成台灣的機會與威脅,很多人把大陸建設的大手筆與迅速看成效率的象徵,也有很多人把大陸哄抬物價等亂象看成台灣的過去與發展過程的必然:「就把它看成20年前的台灣,這些亂象總是要過去的。」
   
    我不確知事實是什麼,但確實很認真地懷疑:兩岸已經變成是「不同文,不同種」,或者正在往這方向發展過去。我為大陸的發展感到憂心,對台灣的現況感到難能可貴和不捨。
   

太平洋的風:比較的標準

   
    跟大多數台灣人比起來,我不能說自己對大陸是「陌生」的:我熟悉唐宋古典文學,讀過很多文革前後的大陸文章和文學作品,熟知「整風運動」(1956-57)、大煉鋼與大躍進(1958-1960)、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運動的慘烈與規模之浩大;後來在劍橋的系館裡,跟大陸同學有過兩年的交談,進一步補充文字描述的不足;近年來則有觀察能力較深刻敏銳的朋友,不時跟我告知大陸的近況與總總。
   
    在這些背景資訊的基礎上,我過去讀韓寒〈太平洋的風〉時,多少可以理解他所謂的「在我生存的環境裏,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也可以基於這個理解而明白他對台灣的羨慕。
   
    可是,在這一趟大陸行之前,一切的理解都太抽象,不夠貼切,不夠具體而微。 去過一趟大陸,再重讀韓寒的〈太平洋的風〉,我有著比數年前更豐富的想像和感受。
   
    韓寒的〈太平洋的風〉在兩岸都引起兩極化的爭論,有些台灣人和陸生蓄意引證反例,想要證明韓寒以偏概全,刻意美化台灣。這種爭辯技法荒唐、無聊而毫無意義。
   
    每個社會都有好人,每個社會都有壞人,重要的是好人的比例有多少,壞人的比例有多少。談〈太平洋的風〉,重點不是「你的手機掉了,會不會有人幫你送回來」這種個案,而是「機率有多高?會不會遠高於大陸?」
   
    每一個人的海外旅遊經驗都難免是「以偏概全」、「瞎子摸象」,但這不意味著每一個國外的觀察都難脫成見,沒有參考與省思的價值:人類學者擅長跳出自己的成見,有系統地去探索異文化背後隱藏的體系與原理;社會學者擅長從有限的觀察與被觀察者的社經背景,去推估自己的觀察在該社會中究屬少數的例外,或在某種特定社經背景族群中具有可觀的代表性。
   
    海外旅遊的觀察有多少參考價值,端看作者自己的觀察力、自覺力,以及社會科學的素養、敏感度。
   

愛錢不是問題,「除了錢之外,什麼都不愛」是個大問題

   
    週一晚上到達杭州蕭山機場,吃的晚餐是大陸導遊安排的團膳;週六晚上去飛機場之前,在杭州鼓樓吃最後一頓晚餐,也是大陸導遊安排的團膳。其它將近五天五夜的時間,我全部是脫隊「自由行」。
   
    行前太忙,我雖勉強撥冗查了一些杭州的旅遊資訊,初步決定要去哪些景點,但是並沒有進一步的行程規劃。我相信旅館會有基本的旅遊資料,其他資訊是可以問出來的。「路在嘴上」,不是嗎?
   
    不是的!在歐洲我可以問路,在台灣我可以仰賴問路,在日本我也總是可以問得到路,在大陸我的問路經驗卻是充滿挫折!而旅館只有「一日遊」與「包出租車」的商業服務,沒有任何不要錢的旅遊資訊。
   
    我懷疑杭州附近的人大多數是省話一哥和省話一姐:這一趟在大陸問人任何問題,很少能得到超過一句的答覆;即使是問招攬生意的船夫問題,也很難持續超過三句話的來回。
   
    對著一群等公車的人問路,經常沒人搭理你。很難得地有過一次較為複雜而豐富的際遇。「請問,我要到中山南路的鼓樓去,該搭哪一路公交(意即公車)?」沒任何人搭理。堅持地大聲再問三次,終於有人指著右方一個公車諮詢服務的小亭說:「問她。」過去問諮詢服務小亭裡的小姐:「請問,我要到中山南路的鼓樓去,該搭哪一路公交?」「我不知道。」然後她指著候車的群眾:「問他們。」「可是他們要我來問妳。」「我才來兩天,什麼都不知道。」我再回到候車的人群,堅持地大聲再問幾次,終於有個年輕女孩開始滑手機,幫我上網查,而另一個婦人終於開口:「去那邊搭187。」我往她指的方向走過去,問一位閑著沒事的公安:「請問,187在哪裡搭?」他語氣不耐煩地說:「這裡沒187。」「可是有人要我到總站這裡來搭187。」「總站沒187!懂了沒!」口氣充滿怒意!我走出來,到處搜尋閑著的人,問到一位中年人:「請問,187在哪裡搭?」他指著前面說:「過了四叉口,前面那棟大樓。」我穿過四叉口,走過一個又一個的紅綠燈口和一棟又一棟的大樓,就是沒看到公車候車站。我問三位在聊天的清潔工人:「請問,187在哪裡搭?」一個女人指著前面:「前面那裏就是。」我前後走了超過一公里,有時候會這麼想:他們說的「前面」,大概是極目遠望,看得到的前面都算是「前面」了。
   
    我在紹興北站(高鐵站)的旅客諮詢中心問工作人員:「請問,紹興有哪些景點比較值得去參觀,能否請妳推薦一、兩個?」她就像是沒聽到一樣,毫不搭理,也沒表情。後面有人問:「魯迅故里搭哪一班公交?」她答:「B1快線。」我猜,只有明確到能用一句話說完的問題她才願意回答,而且,她一定不懂什麼叫做「旅客諮詢中心」,更不懂「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的意思。連「旅客諮詢中心」的專職工作人員都是這種態度,大陸要如何發展服務業與觀光業(hospitality industry)?我打電話回家,講了一句:「大陸不可能只靠製造業就讓全國脫貧,但是大陸離服務業太遙遠了!」
   
    在西湖邊,一個船夫渡船過來:「要不要搭船?」那時一大早,不到八點,沒遊客。「你怎麼算?」「去三潭印月,一個來回,180元。」「不是用小時算嗎?」每一艘船上都被規定要釘上一塊統一的金屬牌,上面寫著「每小時180元,超過一小時,每半小時90元。」「我們算行程,一趟180。現在人少,我給你划慢點,等一下人多,就划得快。」「我可以找別人一起租船,分攤船費嗎?」他吭都不吭地轉頭,再也不理睬我了。
   
    在紹興的魯迅故里前面有一整排的小攤販,賣各種觀光客可能會要的東西。觀光客已經散去,人不多。我問一位店裡的年輕女服務生:「請問越城文化區怎麼走?」「往前走到底再去問人。」「從這裡過去要走多久才會到?」她惡狠狠地說:「走死你!」
   
    大家都愛錢,觀光區的生意人更愛錢,舉世皆然。愛錢不是問題,但是如果只愛錢,其他都不願意搭理,這可就是個大問題了。
   

地區差異,城鄉差異

   
    論人情,觀光區外好過觀光區內,小鎮好過大城,半夜沒人時好過業務繁忙時。這應是通例。
   
    我在距離西湖邊約15~20分鐘路程的旅館大廳裡問一整排的櫃檯人員:「能不能幫我打滴(叫車)?我要去車站。」沒人搭理。我再問一次,終於有人開口:「你到門口叫就有。」「這時間打滴很難,你們幫幫忙吧。」等了很久,才又有人開口叫旁邊的小弟:「你去幫他。」我等了很久,再也沒人搭理我,只好自己出去叫車。門外,那個號稱「禮賓生」的小弟還在看著一輛又一輛奔馳而過的計程車。我認了,自己去搭公交。
   
    同一個旅館,我在凌晨五點下去,只有一名工作人員,沒有旅客。她比較詳細地回答了我兩個問題。
   
    在紹興,費盡千辛萬苦找到路人指點的當地大酒店,吃了具有紹興特色的菜。下到一樓,一位名牌上寫著「大堂副理」的人一臉精明,態度似乎也還不錯。我問他:「請你幫我打D,去紹興北。」他很快地撥電話,很快地告訴我:「車馬上來。」不久,車子到了。
   
    其實,大陸人要幫你叫車,很容易,因為他們有網路叫車的APP「滴滴打車」、「快滴打車」和來自美國的「Uber」。很多計程車都跟這些系統連線,前一車客人還沒下去,就已經接了下一車的生意,根本不可能搭載路上招車的旅客,因此路邊攔車極端困難。
   
    但是,我碰到的大陸人超高比例不願意搭理陌生人,即使招攬客人也沒耐心,不願意多話、多說。
   
    我心裡想,下次到大陸,我一定要帶智慧型手機,下載叫車服務的 APP,學會使用百度──學習今天大陸人的待人處世之道:問百度,別問路人。
   
    在一個對人冷漠的社會裡,人跟網路的關係會越來越緊密,而人跟人的關係會越來越疏遠。我看著大陸的人際互動,看著無法靠製造業普遍地脫貧,卻在服務業裡失去熱情的人群,我擔心他們在市場經濟裡失去的會比台灣更慘重,而他們卻不見得有機會因為警覺而走回頭。
   

30年的殘忍和冷漠,30年的貪婪、向錢看

   
    我在杭州附近六天的遭遇與觀察,是罕見的例外?還是普遍的現象?我查了一些大陸的文章,問了導遊和幾位司機,而相信上述的遭遇有值得關切的普遍性──而且這種現象的普遍程度遠超過台灣,也超過以冷漠(對觀光客與陌生人)著名的英國人和法國人。
   
    一位大陸導遊說:「這是因為少子化以後許多孩子被寵壞了,要靠教育改過來。」我相信韓寒的「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更具有解釋力。
   
    好幾位劍橋的大陸同學都跟我說過,1950年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涉及的人少,冤錯假案更少,所以正面評價遠多於負面評價;但是文革與文革後期冤錯假案一大堆,任意牽連,涉及整個社會層面,從此徹底改變了大陸的人際關係。在文革期間,別說你做了些什麼錯事,光是關心被整的人,說一兩句公道話,就可以被整到生不如死;甚至連親戚、朋友、師長輩被整時,如果你不能「旗幟鮮明地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劃清界限」,狠心地加入批鬥,甚至批鬥得比陌生人還更兇狠,你就有可能被當作反動份子,整肅到生不如死。經過這樣全面性的社會洗禮,誰也不敢再關心別人──不管他是親人,或是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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