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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反腐的体制性困境与末路

   习近平反腐的体制性困境与末路
   李咏胜
   
   目前,习近平自上位之后发起的这场反腐政治运动,已经从中南海的高墙深院,蔓延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场。截止目前为止,至今已经取得了数十名部省级高官和数百名地市级官员落马的阶段性成果。尤其是随着“新四人帮”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的相继败走红城,更是令国内外看客惊叹不已。而在中纪委检查组深入各地“巡抚”之后,山西、云南、上海、江苏等省市随之 “官场地震”频发,余震不断,至今又有数十名部省级官员被擒,成为继四川之后的几个贪腐重灾区。且随着北京市副市长陈刚、组织部长吕锡文的入瓮,一向处于天子脚下动土难的北京市政坛,也已出现“官场地震”的兆头。而与此同时展开的军内反腐,也由谷俊山、徐才厚的相继败北而日趋激烈,至日前计算,军中已有16名军级以上的“中老虎”被揪出。
   


   由此见出习近平由薄熙来案打响的这场反腐战役,已经从初始时的权力保卫战,转入反击战,进攻战态势了。从而一举改变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多龙治水”的“集体领导”格局,形成一个由习近平“一龙治水”、“个人领导”的全面集权态势。随之而后,那些还敢于犯“习”作乱的贪腐官员,也将会被逐一清洗出来,成为习近平巩固权力结构的一块块奠基石。至于那些已经失去权力的“死了的大老虎”,如果不幸被“活着的大老虎”吞噬的话,那就只有怪他们当初大权在握时,没有想到他们传承下来的专制极权这把双刃剑,在无情戕害对手时,也会无情戕害自己了。
   
   那么,面对习近平反腐的如此辉煌战绩,是否可以预言他通过这场反腐,就有望实现“中国梦”,而后称雄世界的宏图霸业了呢?显然,问题并不尽然。因为客观地看,由于习近平至今进行反腐的方法和手段,其实并没有跳出历代封建王朝非法制化和非程序化反腐的窠臼。所以,便始终只能在“养虎”和“打虎”之间走钢丝,而不敢深入体制虎穴。因而他的反腐,如要取得成功的话,还有如下体制性的雷区和陷阱,等待着他的政治智慧和胆识去飞渡与超越。
   
   一是他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即国家管理体制,依然是由毛泽东开创,经过邓小平完善的政治集权化,经济市场化的专制极权体制。这中间,尤其是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施行,使一大批所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家”和“代表先进文化的文化人”纷纷裹挟到了这个体制内部之中。不仅使中共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穷人党变成了富人党。而且使国体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变成了实际上的权贵资本主义。而所谓中国的崛起,正是以这个权贵资本主义集团阶层的崛起为充分条件的。
   
   而习近平当下厉行的反腐,由于一方面要保护这个阶层的权力和利益,一方面又要打击和削弱这个阶层的权力和利益。这就使他始终处在一个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之中:如若只反贪官,不反权力和利益集团阶层这个“老虎窝”的话,那么贪官还会继续“前腐后续”;如若反权力和利益集团阶层这个“老虎窝”的话,那么又会打击和削弱中共一党专制,以党治国的权力和利益。由此而使他的反腐,既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张力,又充满了权力“打架斗殴”的戏剧性和荒诞性。
   
   二是中共自8964以后,由于片面地吸收了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把中国崛起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敌人由国外转入了国内,随之,在加强军队和公安系统的武器装备的同时,还不断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待遇。尤其是将大批野战部队整编到了武警部队之中,更是强化了公安系统的对内镇压功能。如北京武警二总队在8964之后新编入的部队中,就有38军的2个师。而这两个精锐师当年在朝鲜的上甘岭骨松堂战役中,曾是打得美军丧胆的英雄部队。以此形成一个只准权力和利益集团“闷声发大财”,不准平民百姓敢说半个不字的恐怖局面。而这,即是为国内外人所诟病的“高压维稳体系”。
   
   而为了发挥和调动这个维稳体系的积极性,各级地方政府不惜从地方财政中拿出巨额资金为之“输血”。但这些累计远远超出国防军费的“维稳资金”,据媒体报披露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分明落入了军队和公安系统内各种大小“老虎”口中。而习近平的反腐,在打击和削弱这个维稳体系的权力和利益时,无形中也使这个供养他们的利益链受到了损害。因为各级地方政府投入“维稳”的地方财政资金,有些是由他们与权力和利益集团阶层在“土地财政”中分利得来的。而一旦权力和利益集团阶层的利益链出现了断裂,各级地方政府便会减少“维稳资金”的投入。而这样的话,又会反过来影响到和制约这个维稳体系的能动性。由此而使习近平在军队和公安系统内的反腐,同样处在不反则乱军乱政乱法,反则使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受损,镇压功能减弱的内在冲突和矛盾之中,使他在其中难于大展拳脚,自重自持。
   
   三是中共经过对8964亿万民众“反官倒,反腐败”的正当诉求进行镇压之后,已经在现代国家关系的法理上,失去了它为民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而中共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所进行的所谓深化改革,不过是使整个国家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朝着权贵资本主义一路狂奔而已。而据美国密歇根大学去年4月29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55,而美国为0.45。这即是说,今日的中共所代表的,已经不是多数穷人的利益,而是少数富人的利益。由此可见今日中共执政的社会基础,已经只有那个权力和利益集团阶层了。而这其中,即便它有着8000多万党员,但并不能说明他们都是这个权力和利益集团阶层中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在这个等级分明的体制中,绝大部分的党员,其实是与权力无缘,也没有贪腐腐条件的。因此,真正能够成为中共执政社会基础的人,只能是少数。
   
   可习近平目下酣战正烈的反腐运动,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平息社会对官员腐败,吏治败坏的憎恨情绪,消除官与民之间的尖锐对立,为中共挽回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和执政的社会基础。但由于他的反腐,无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是与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中国人,一点切身利益关系也没有。且习近平上任至今,即便抓出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也没有给谁增加过一分工资和丝毫社会福利。因而他的这场反腐运动,要得到社会各阶层真正拥护和支持的可能性极小。所以他反腐至今,仍依然无法解决社会基础作为其支撑和后援的问题。
   
   四是习近平自18大主政之后,一晃两年多过去了。可中共近十年来赖以向世界逞强斗过硬的GDP,并没有在他治下显著增长,反而出现了不断缩水的势头。而据有关国内权威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国过去两年GDP实际增长率都在7%以下,而且往后还会出现有减无增的颓势。当然客观地看,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多方面的,比如整个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景气;比如国内劳动力市场萎缩,制造业失去出口竞争力,房地产业膨胀大于需求等等。但由此却使许多人对他的执政能力,产生了诸多疑虑和不满:习近平似乎像毛泽东一样,只擅长于政治权斗,而不擅长于经济建设。因而他执政至今的主要政绩,都在于反腐。
   
   由此言及他的整个反腐举措,是否得人心而顺民意呢?且看如下在互联网上转去转来的微言短语,就略知一二了:“真心反腐的官员,是等着提拔的官员;高喊反腐的官员,是没有吃饱的官员;高喊维稳的官员,是已经吃饱了的官员”。这即是说他的反腐,在使整个官场感到“官不聊生”的恐惧时,也使许多在这个体制之下谋生存的中下层群体,利益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挫伤了他们为这个体制创造和输送利益的积极性。因为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证明,在中共这个专制集权体制之下—— “腐败也是生产力”。而腐败这个刺激经济增长的“力比多”因素一旦消减之后,它的发展也就后劲无力了。所以,习近平既要经济增长,又要政府官员不腐败的一厢情愿,又反过来成了一个检验他反腐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总而言之,习近平发起的这场热点看点频传的反腐政治运动,已经逐渐由薄熙来案发时的被迫应战,进入主动决战阶段了。但如果他在这个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畏难退缩,抑或回头与权力和利益集团合谋共枕,而坚持不对这个体制的致命痼疾进行根本改革,那么他的反腐成就就只有前功尽弃,重蹈崇祯反腐的悲剧覆辙,从而使他那个呼噜震天的“中国梦”,随之成为令人哂笑的“南柯一梦”了。
   
   2015.3.29 于马来西亚乐浪岛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4期 2015年4月3日—2015年4月16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7047
(2015/04/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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