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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的战略眼光:抗战期间的一项伟大决策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主流的意见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面对意见分歧,蒋介石力排众议,作出决策:“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本文选自2015年4月3日共识网,作者毕唐书,原题为《抗战时期一项伟大的教育决策》。
   
   
   蒋中正的战略眼光:抗战期间的一项伟大决策

   

   蒋中正的战略眼光:抗战期间的一项伟大决策

   
   在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的胜利应当是最辉煌的篇章。同政治和军事上的成果相比,这一时期的教育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更为可圈可点,甚至堪称世界奇迹。
   
   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自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仅次于军费,教育事业因此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第一的战争年代,教育竟然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其中秘密何在?
   
   一、面对意见分歧,蒋介石力排众议,作出决策:“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平津、南京及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平津及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
   
   其时,全国的局势更为严峻。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占5%,却要养活全国50%以上的人口。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主流的意见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中占主流。例如,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在军政界,争论也很激烈,最能体现意见分歧的是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开口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则针锋相对。陈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完全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在这关键时刻,从蒋介石到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力挺教育。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刚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力排众议,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中做出了最终裁决,提出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则直接批驳“教育无用论”:“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这些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教育讲话和表态,纠正了一些人的偏激主张,维护了“抗战”时期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不但没有暂停,相反还得到了保护——战时大专院校学生享有暂缓服兵役的权利。
   
   重视教育需要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又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据侯杨方先生介绍,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二、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财源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包括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公务员好很多。
   
   战时教育的最大困难是经费。由于大部分大、中学生都背井离乡,丧失了经济来源,所以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同时还要承担“养”的义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如前所述,国民政府先后施行了“贷金制度”和“公费制”。开始时面向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后来其发放范围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大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而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办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以保证教育质量。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对于沦陷区的教育,政府也没有放弃。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并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由1936年的48万增至120余万。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所以,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在解决国办大学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这些私立大学的学生也都享受公费待遇。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从而得以继续维持。由于国民政府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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