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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冤案平反时,胡耀邦纪登奎交锋

胡耀邦力主平反刘少奇 纪登奎无奈愤怒辞职
   
   
    多维历史
   

   
   1980年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恢复了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名誉。然而平反刘少奇的过程却充满波折,作家师东兵在《华国锋下台内幕》一书中披露,在1979年中共建政30周年后,胡耀邦曾与宋任穷登门拜访纪登奎,试图说服纪登奎支持为刘少奇平反,在双方交谈过程中,发生激烈争执,最终不欢而散,纪登奎最后表态“如果你们执意要按你们这一套办,我这个委员,包括副总理的职务都可辞掉。”此后,在宣布平反刘少奇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正式辞去了所担任的所有领导职务。
   
   
   1975年8月,纪登奎在河南遂平灾区慰问受灾群众
   
   中共中央精心准备了近两个月的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并没有在国际上起到预期的反映。国内国外的注意力,竟被十一日由自称为“星星美展”的一伙青年人发起的抗议示威游行所吸引,所冲溃。
   
   那是一个天空晴朗、阳光明媚的早晨,不到九点那些斗志昂扬的年轻人便喊着“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北京市委必须保障公民权利”、“取缔‘星星美展’就是践踏宪法”、“强烈要求北京市委严肃处理‘星星美展’事件的制造者”、“必须保证公民有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人民万岁、民主万岁!”等标语牌,汇集到西单民主墙跟前,大批的围观群众和外中记者都赶来助威。
   
   大约快十点钟时,示威队伍沿着长安大街向天安门广场进发。道路的两侧,站满了许多身穿灰色、蓝色制服的行人,他们的手挽手,有的为游行者鼓掌。在行进队伍的两侧也有部分骑摩托车的警察。
   
   纪登奎和陈永贵从中南海汪东兴家里出来后,正碰上这支示威队伍。从轿车的玻璃窗他们都看到示威的人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而巡逻警察站在马路中央,并没有冲击的迹象。
   
   这些场面他俩都看得多了,并没有什么紧张不安的表现。
   
   “发生什么事了?”陈永贵漫不经心地问。
   
   纪登奎的手下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民主墙那里看大字报,消息比较灵通,于是回答:“有一批青年美术家,白天到美术馆门前露天举行美展,被公安局干涉了,所以他们要抗议。”
   
   “搞个美展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展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都不怕,还怕美展?制止人家不是没事找事吗?”
   
   “唉,里面有好多情况说不清。据看过美展的同志讲,里面有政治问题。”
   
   “非毛化的东西比较多。”
   
   陈永贵火了:“那就该镇压!现在思想界都让邓小平、胡耀邦这些人给搞乱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青年信仰危机。许多年轻人除了吃喝玩乐没有别的追求,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正在这时,游行队伍出现了。纪登奎惊奇地发现,走前面的还有一个拄着双拐的中年人。陈永贵憎恶地望着远处的旗帜,也模糊地听到喊叫声。他从窗口伸出脑袋来观看。
   
   纪登奎回到家里时,发现胡耀邦和上任不久的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已经等他很久了。
   
   原先自己在胡耀邦跟前,还可以居高临下地讲话,现在他当了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又兼宣传部长,不但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自己还要听他的调遣,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桌子那边的宋任穷,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看到宋任穷的眼神,知道一定有大事和自己商量。看来他们两个并没事先商量好,沉闷了许久还没有点破来意。
   
   
   “有什么事就直截了当地说吧,”纪登奎终于开口说道:“是不是征求我对刘少奇一案的意见?”
   
   胡耀邦说:“这一段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组部的同志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种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认为给他的定性和罪证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早就预料你们会这样说的。”纪登奎淡淡笑道。
   
   “当然,我们要从当时的实际背景来看,”胡耀邦说:“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
   
   “把话说清楚点,是谁?”
   
   “当然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中央多数同志都产生了这样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子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批判斗争,所以好多罪证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出现了,这是导致全国最大的一个冤案的原因。”胡耀邦稍微停顿了一下,观察着他的表情说:“剑英、小平等同志都让我们在开会之前多征求一下同志的意见,尽量不要把争论带到会上去,所以我们先和你谈一谈,争取能统一认识。”
   
   纪登奎知道在胡耀邦的背后,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将、老干部充当后盾,而且他们在中央的地位日益巩固。在短暂的时间里,胡耀邦就各种大权集于一身,登上了党中央秘书长的显位。由于重权在握,对他们的提议,谁还敢说半个不字。
   
   但是,纪登奎有他的老主意。
   
   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劝你们还是慎重些,不要搞得太急促,以至于全国人民都无法接受你们造成的现象。为刘少奇平反,将会使中国陷入大动荡,从而使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中心任务黯然失色而显得微不足道。许多人都管我们叫‘和平演变’了。”
   
   “对人民的误解,我们可以用事实解释。对一些敌对势力的攻击、诽谤,我们完全不予理睬。如果大家为闲言碎语所困扰,那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胡耀邦说。
   
   纪登奎抽着烟卷思考了一会,说:“那好,既然你们认为准备得很好了,请问,你们如何能驳倒他在一九二五年由长沙被捕叛变的事?如果能驳倒还好,万一驳不倒呢?”
   
   胡耀邦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马克思主义者分辨一切事情,都要的是实事求是。所谓一九二五年少奇同志在长沙叛变,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用逼供信的手法捏造出来的。”
   
   “是吗?”纪登奎吃惊地瞪大眼睛,摆出了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宋任穷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弄着手里的一叠材料,偶尔递到胡耀邦手里,帮助他提醒着什么。在此期间,不断有电话打进来,但他都站起来,示意纪登奎的秘书不让任何人打扰他们的谈话。
   
   “原审查报告说,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养病,私从上海潜逃长沙,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胡耀邦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翻阅着手中的材料说:“据复查,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冬确实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第一,他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得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潜逃之说,起初是专案组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康生又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这不但无任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就申请赵恒惕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那不能!”纪登奎伸出手来,大声说:“刘少奇私自回乡和上海总工会闻讯他被捕,通电要求赵恒惕释放,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以此证明。如果说当时已在上海工作的康生同志不能证明刘少奇的问题,现在推翻的证据也没有力量。但我们姑且不予认定。我请你考虑再推翻他叛变的证据。”
   
   胡耀邦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时他才发觉眼前这位纪登奎并不是等闲人物,他伶牙俐齿,还颇为不好对付呢!怪不得邓小平对他说:“纪登奎是文化大革命中受益的人物,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对我们这些人的迫害,他不像一般群众那样容易转变立场,恐怕要费很大气力呢。实在不行,只好让他挪位。”
   
   虽然如此,胡耀邦还是耐心地说:“少奇同志在长沙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的。据查,他被捕的消息传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湖南上层人物洪庚,此人是长沙禁烟局局长,少奇同志的朋友,叶开鑫的乾女婿,此外还有叶开鑫,及赵恒惕手下的师长贺耀祖、欧阳振声(此人是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份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督促检查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将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少奇同志在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卅,还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国学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洪庚之妻和少奇同志前妻何宝珍的同学李保安等证明。”
   
   “我不否认这些事实!”纪登奎更加振振有词地说:“但这些也丝毫否定不了当时任湖南省长署会计、与刘少奇曾经同学的恶霸杨剑雄于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文、叶开鑫等具保,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然后交保开释。’赵恒惕提出这样的活命条件被刘少奇完全接受了。当时中央讨论刘少奇是否叛徒的认定:杨剑雄一九五二年交给政府的笔供不可能会诬陷刘少奇,他只能掩盖对刘少奇不利或有损他名誉的情节,而不敢胡说半个字。假如刘少奇不接受赵恒惕的条件,那个大军阀会释放他吗?”
   
   
   胡耀邦显然有些激动了,他把手中的材料往桌子上一放,右手忍不住一拍说:“你们以此作为少奇同志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叛变的根据,是荒唐的。像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送本《四书》,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司空见惯,不为奇。你们和原专案组以此竟推断出少奇同志奉赵恒惕旨意重新钻入党内,纯属捏造和陷害。”
   
   纪登奎也火了:“耀邦同志,你不要得势欺人!刘少奇的专案是伟大领袖毛丰席亲自批审的。毛主席有话:刘少奇作为一个‘斩决’的要犯,一夜之间,难道没鬼吗?你现在把矛头对准我干什么,你那时没有喊过打倒刘少奇吗?”
   
   胡耀邦立刻抑制住了自己的激动,马上放缓语气说:“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冲你发那种火。不过我还是要向你解释,当时,中央专案组根据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和十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这两件事,来推断刘少奇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同样站住脚。据查,‘四斩’反革命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此外,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黎单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书)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未提到斩决之事,所以也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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