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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汪谈(西藏)开始改革(连载十八)

一位藏族革命家 (连载十八)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著
    黄潇潇 译
    香港大學出版社

   
   第三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七章,开始改革
   
   时光飞逝,我在中央党校的一年学习很快就要结束了,这段时间内 我很兴奋,也学到了很多。在我毕业前夕,汪锋打电话对我说,陈毅副 总理需要一位藏族干部陪他去拉萨,因为他要代表中央政府出席西藏自 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我们决定让你去,担任他的特别顾问,」他 说。我很乐意前去,张经武和汪锋等是代表团的副团长(团员包括来自 不同民族的六十多位代表,以及八百多名工作人员和表演者等)。我们于 1956年3月中旬离开北京。
   途中,我们在西安停留,开了一次全团大会。张经武和汪锋在会上 讲话,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对西藏的政策;我则做了 关于理解西藏民族和宗教的演讲。
   让我颇感不快的是,张经武和汪锋都说,藏人什么都不懂,所以代 表团应该指导在西藏的工作。这话一定也让陈毅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 讲完之后他就发了言,间接地批评了张、汪。他说,我们到西藏以后, 应该将自己视为学生和客人,而不是老师,或者中央政府派来的高官。
   「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西藏的情况,」他说,「所以我们该向藏人学习,而不 是对他们发号施令。千万不能抱着汉族是个大民族,藏族是个小民族这 种心态。」听到一位高层领导这样讲,我很高兴。
   我们的下一站是青海省会西宁,在那里我们获知惊人的消息:赫鲁 晓夫主席作了一次「秘密报告」,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中国中央政府 在高干中传播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在西宁时,我们参加了一次几乎所 有省级干部都出席了的大会。在场的人都非常震惊惶恐,大多数人都不 相信赫鲁晓夫指控斯大林所做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是事实。对我们来说 斯大林就像神一样,一些人掉下了眼泪,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对斯大林 的批评。
   
   会议接近尾声时,陈毅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取得了辉煌成 就,但他有可能也犯了一些错误。不过,因为斯大林就像位老师一样, 所以学生指出老师犯的错误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将斯大林的成就 和他的错误相比,他的成就显然更重要。」陈毅没有明说赫鲁晓夫是错 的,但从他的话中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意思。所有官员都很赞赏陈毅的这 个解释。
   接着我们分小组讨论,在我的小组中,我说:「这份报告里没有提 到赫鲁晓夫自己的任何错误,他一点也没有做自我批评。在斯大林提拔 他到现在的位置以前,赫鲁晓夫只是个煤矿工人,如果他说斯大林是屠 夫,那么他就是从屠夫那里接受命令的人。而且,既然赫鲁晓夫在斯大 林领导下的苏联担任许多职位,那么他也应该对那些错误负责。此外, 在斯大林的葬礼上,赫鲁晓夫的讲话还称他为父亲和导师,并且高度赞 扬了他的成就,可是现在呢,斯大林去世以后,他就指控他为屠夫。这 样的行为在我看来完全不合理。」我认为赫鲁晓夫的话很片面。
   我们从西宁乘车继续前行,于1956年4月17日抵达拉萨。到达以前, 陈毅让我坐进他的车里。车队穿过拉萨时,陈毅被布达拉宫的雄伟壮丽 给震撼了,他说:「你们藏族人真是个伟大的民族。一千多年前就能修建 这么宏伟的建筑,实在了不起。」陈毅还是一位军队元帅;我觉得很有趣 的是,他很快就对拉萨做出总结,他说:「谁占领了布达拉宫和药王山藏 医学院所在的那些山头,谁就控制了整个拉萨。」
   接着我们旋风般地开会,并举办一系列庆典。陈毅主持了西藏自治 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其他高级西藏官员 举行了会谈。从政治上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目的是逐步取 代传统西藏噶厦政府和封建社会组织,这点我们没有明说,但大部分人 都心知肚明。不过,许多西藏人都觉得建立自治区的主意可以接受,因 为达赖喇嘛仍然是其领导。
   在西宁的时候,陈毅让我给他写一份备忘录,列出西藏民众和僧侣 可能会问他的问题。我写道,大部分问题都会与民族政策、汉藏关系以
   
   
   及改革有关,尤其是改革,因为四川省内的藏族地区(康区)已经在开 展改革了。这样,他就有时间思考该怎样回答。后来他的讲话也很谨慎 周到。
   他没有说改革即将开始,但也没说会无了期的拖延下去。相反, 他明确指出,改革会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因为不这样的话,西藏无法发 展,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但他在具体改革时间的问题上则讲得比较模 糊,只强调,改革会在与上层阶级和群众讨论之后才会进行。此外,他 还说,改革将对两个阶层都有益处。他让精英们放心,不必担心自己的 生活水平,因为改革不会减少上层阶级的收入,他说:「中央政府的补偿 政策甚至还会提高你们的生活标准。」这点我同意。在他所有的讲话中, 他一再强调,如果我们轻率行事,强迫民众开始改革,那么结果一定不 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有趣的是,在一次西藏工委的会议中,陈毅指着地图说,将来如果 能建立一个西藏自治区,包括其他省份内的藏族地区,并以拉萨作为其 中心,那就好了。这样将对汉藏友谊是件好事,对西藏的发展也大有益 处。1953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德格色(格桑旺堆)等康巴代表 也提出过同样的建议,但没有下文。陈毅讲了这些话之后,我思考了很 多,我觉得这样做会让西藏的改革更容易;但老实说,我看不出来这是 陈毅个人的观点,还是中共中央讨论后的决定。
   尽管陈毅讲了那番温和的话,打消了人们对于改革的疑虑,并且表 达出对西藏文化的尊重和敬仰,但西藏工委内的氛围却比我在1953年离 开时更极端了。离开拉萨三年后再回到这里,我发现西藏工委的干部 对于迅速开展改革的期待更加热切。他们已经在讨论于年底开始试点改 革,而班禅喇嘛则在筹委会会议中说,他希望在他的地区开展试点改革。
   当然,拉萨不是唯一起变化的地方。1955年夏天,毛主席开始左 倾,他批评党和政府在中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革太慢了,他指的是农业 合作化。他的话顿时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中国的官员一哄而 上,仓促建起了人民公社。这股突如其来的左倾浪潮在西藏造成了策略
   
   
   图二十二: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庆典中视察解放军部队,1956年摄于拉 萨。前排左起:平汪、达赖喇嘛、陈毅和班禅喇嘛。
   上的矛盾:一方面,中央政府反复强调过,西藏的改革不能草率进行, 一定要先获得上层阶级的同意;另一方面,毛主席现在又说,中国已经 落后了,必须加速社会主义改革。这并不是矛盾的观点,而且毛主席的 话或许没有将西藏包括在内,但由于他也没有阐明这一点,所以仍然存 在着模棱两可的含义。在拉萨,范明从一开始就热切盼望着改革,所以 他将这波新的社会主义改造浪潮视为推动迅速改革的讯号。此时,范明 已经是西藏的主要领导,因为张经武和张国华常常都不在。张国华在西 藏期间有心脏问题,还会失眠,所以他不会在那里呆太久,而张经武在 北京有其他职责,所以西藏的日常运作就操纵在范明及其来自西北局的 副手手中。毛主席有关改造中国的呼吁,在他看来,相当于来自高层的 许可,准许他在西藏开展改革,尤其又因为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已经在 四川开始了改革(包括那里的藏族和汉族地区),青海的高峰也是。
   
   
   因此,在范明的领导下,西藏制定了于1956年下半年开始试点改革 的计划。范明也开始为实施全面改革而准备必要的基础建设。他从中国 内地招募了数千名汉族干部。(我听说他招徕的大多数干部都来自从前西 北局管辖的地区,比如甘肃和山西。)他同时还招募并且培训了几千藏族 人,作为今后的地方干部。但他没有公开宣布他的计划,只在西藏工委 内部悄悄地做着这些事情。
   汉族干部如此大量地涌入西藏,造成了严重住房紧缺,所以范明开 始疯狂购买房屋,主要是向贵族精英购买。在拉萨,大部分贵族同时也 是地主,他们的财富主要从庄园中来。除了少数经商的贵族以外,他们 都没有什么现钱,因为他们不做生意。但是当范明向他们买房子的时 候,他其实也在不经意间让许多人成了贵族资本家,因为他们现在可以 用这些钱跟印度做生意了。我听人说,每天都有几千头载着货物的骡子 往来于噶伦堡和亚东之间。在那段时期,每天都有十到十五辆满载银元 的政府卡车从中国内地抵达拉萨。事实上,我听说中国的银行中大部分 的银币都被带到西藏来了(而这些银币最终经尼泊尔、锡金和不丹流入印 度)。这使得西藏精英后来在印度的流亡生活更加容易。
   这些变化让我很不高兴,不过,很快我就有机会对此做点什么了。 我原本计划和陈毅一道回北京,参加即将在1956年9月中开幕的全国人大 会议。然而,在我们即将离开以前,张国华、张经武和汪锋告诉我,李 井泉在康区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革碰到一些问题,他们希望我经康区返回 北京,顺便评估一下那里的情况。他们不久前已经从拉萨派了一个调查 小组前往康区,但觉得我在与地方干部和当地人士交谈时总是很坦率, 所以让我去能更好地了解那里的藏人对改革的真实想法,以及那里究竟 发生了什么。我接到的指示是从康区返回北京,并且将我的发现直接报 告给中央政府。
   陈毅于5月31日回到北京,而我也在不久后乘车抵达康定。一路上, 我见了很多领袖以及重要人物,比如我的老朋友夏克刀登和邦达多吉。 每个人都跟我讲了一样的话,说在康区开展的改革既仓促又糟糕。计划
   
   本身就不充分,而且也没跟藏族上层阶级细致讨论过。在康定,我也 跟藏族干部讨论了这件事,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我从前在巴塘时的下 属,也报告了同样的情况。最后,我与汉族干部张向明见了面,他是拉 萨派去的调查小组的负责人。他不仅亲口证实了我所听到的情况,还给 了我许多有关改革的详细资料,其中揭示出为什么改革造成了一些暴力 反抗。很明显,康定的领导人只是在命令人民实施改革。这些事情实在 让人不安,这是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党在藏地推行民族政策的方式出 了问题。
   我于6月下旬抵达北京以后,汪锋安排我向李维汉(时任统战部部长) 和乌兰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汇报我的调查结果。怎样才是最 好的汇报方式,我在这一问题上想了很久。最后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用张向明的名义报告这些结果,因为他是汉族人,又是调查组负责 人。我担心的是,如果以我的名义作出负面报告,他们或许会认为我的 藏族身份影响了我的判断。我在口头上表达了我的意见,然后将张向明 的书面报告交给他们。我特别强调,今后我们在西藏开展改革的时候, 首先应该按照当地人民的需要仔细计划,然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要跟上层精英详细讨论改革事宜。李维汉和乌兰夫说我的意见非常宝 贵,他们会向上级报告。后来,我很高兴地得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 我的报告摘要上签了字,表示他们都读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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